以文詞為國法

  錢名世的行為代表了官場上那種妄自揣摩、趨附權貴的惡劣風氣，這種惡習如果任其蔓延，將會助長朋黨之風，導致皇權旁落。為了狠狠打擊那些諂媚權貴的無恥之徒。雍正便把錢名世當作諂附權臣的典型拿出來興師問罪。

  雍正初年，官場中盛行諂媚權臣，攀附顯貴的惡劣風氣，其中尤以諂附大將軍年羹堯為盛。受此風影響，一些所謂名士，也溜須拍馬，投詩獻媚，喪盡文人的骨氣，使雍正痛恨不已，決心加以整飭，肅清官場。

  年羹堯自盡後，雍正為搜集罪證以及窮治年黨，對年羹堯在京及外地住所進行了嚴密搜查，在查獲的書籍信件中，發現了錢名世獻給年羹堯的幾首詩。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武進人。康熙三十八年中舉，與年羹堯南北鄉試同年。康熙四十二年欽賜進士，殿試探花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講，參與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錢名世才華橫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稱。他早年師事浙東著名史家萬斯同，很得萬斯同器重。萬特意請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必交給他「屬辭潤色之」。錢名世的詩名氣更大，頗為當時雄踞詩壇的王士禎所讚譽。但此人有才無德。康熙五十年，錢名世因「行止不端，聲名不好」，被革去翰林侍講職務，「令其修書贖罪」。後雖又被起用，但因「品行卑污，不堪復玷侍從之班」，不許在翰林衙門供職。

  雍正二年，年羹堯進京時，錢名世特意寫了兩首詩獻給年羹堯。第一首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諛頌之味十足。第二首有「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別人看不懂，特意於詩後註解說：「公（指年）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錢名世認為，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禵督兵入藏，康熙特為之立「平藏碑。」現在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也應為年立一碑，以表彰他的功勞。

  錢名世與年羹堯雖是南北鄉試同年，但二人官場上素無往來，私交也很泛泛，錢名世似還夠不上年黨資格。他贈詩給年羹堯，屬於一般的溜須拍馬性質，很難說有什麼政治目的。但是，錢名世的這種行為代表了官場上那種妄自揣摩、趨附權貴的惡劣風氣，這種惡習如果任其蔓延，將會助長朋黨之風，導致皇權旁落。為了狠狠打擊那些諂媚權貴的無恥之徒。雍正便把錢名世當作諂附權臣的典型拿出來興師問罪。

  雍正為了教育眾多文人，警戒群臣，對待錢名世一案採取了別出心裁的做法。錢名世案發後，經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奏稱：「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刑部審理後，認為錢名世「以平藏之功歸之年羹堯，謂當立一碑於聖祖平藏碑之後，悖逆已極。」如果這個罪名成立的話，錢名世按律當斬，其家屬親戚也要連坐治罪，雍正不同意這麼處置，他降旨說：

  錢名世「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為詩詞，頌揚奸惡，措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怎樣「以文詞為國法」呢？雍正挖空心思，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制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

  雍正將御書匾額掛在錢名世的大廳上，時刻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名教罪人」的身份，讓他無臉見人，雖生猶死。雍正還特意諭示常州知府和武進知縣，命他們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名世家查看，如發現他不掛匾，就呈報督撫奏明治罪。

  雍正像貓戲老鼠一樣把錢名世盡情耍弄了一番之後，仍不願就此放手，他認為掛「名教罪人」匾只能把錢名世在他老家搞臭，還不能充分發揮警戒臣工的作用。於是，他又玩了一招：

  「且錢名世系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為切齒。可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十齣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記其劣績，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

  科甲出身的官員紛紛遵旨作詩，作成之後呈雍正審閱，再交付錢名世刊刻。正詹事陳萬策的詩有這樣兩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意思是說這個錢名世與康熙時著《南山集》而處斬的戴名世同名，都犯了叛逆罪：這個錢亮工與表字亮工的年羹堯是同樣的奸惡之徒。這首詩深得雍正的嘉許，在諸多諷刺錢名世的詩中被評為第一名。但也有一些詩未能迎合聖意。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的詩作被認為「謬妄」，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的處分超過了「正犯」錢名世。侍讀學士陳邦顏、陳邦直兄弟也以詩作「乖誤」被革職。凡是在錢案問題上流露了不滿的官僚，都遭到雍正的嚴厲打擊。

  在雍正的發動下，共有三百八十多人寫過刺錢詩，這些詩很快按照雍正的意圖刊刻印出，武英殿板，雕寫極工，宣紙題日：《御製錢名世》，各省學院都頒發一部。以警戒無恥人臣，雍正這才心滿意足地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