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言亂政者殺

  江景祺在年的手下還沒有獲得什麼好處，連官職都沒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夠不上年黨的資格，但他諂附權貴、妄議朝政，卻正是雍正最厭惡的朋黨惡習，使得雍正痛下決心加以懲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亂政的文人。

  雍正令年羹堯自裁後，並沒有停止對年羹堯餘黨的懲治，年羹堯「大逆罪」的第三條是「汪景祺《西征隨筆》，見者發指。年羹堯亦雲曾經看過，視為泛常，不行參奏。」雍正此後抓住《西征隨筆》這本書不放，追查汪景祺的罪行，有其深層的政治目的。

  汪景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汪霖的次子。汪景祺少年頗有才名，恃才傲物，「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康熙五十二年中舉人，仕途一直不順，潦倒數十年。雍正二年初，他由京城往西安投奔陝西布政使胡期垣。胡期垣是年羹堯的親信死黨。汪景祺借這層關係，上書求見年羹堯。他在其《上撫遠大將軍、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中，對年羹堯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稱年為「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聖賢豪傑備於一身」還說歷代名將郭子儀、裴度、韓錡、範仲淹等功績，「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在信的末尾，汪景祺還說如果不能瞻仰年這樣的「宇宙之第一偉人」，則「此身虛生於人世間」了。就這樣，汪景祺見到了年羹堯，並成了年手下的幕僚。

  江景祺在年的手下還沒有獲得什麼好處，連官職都沒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夠不上年黨的資格，但他諂附權貴、妄議朝政，卻正是雍正最厭惡的朋黨惡習，使得雍正痛下決心加以懲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亂政的文人。

  究其根底，汪景祺獲罪的原因，還是他寫的那本《讀書堂西征隨筆》，這本書是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旨抄年羹堯家時發現並上報的，奏報稱：臣等「細搜粗重傢夥，於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連日密訪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人汪日祺。」雍正對福敏等人此舉非常滿意，硃批「若非爾等細心搜查，幾緻逆犯漏網。」雍正讀罷《讀書堂西征隨筆》大為震怒，在書首上寫道「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弗使此種得漏也。」也就是在此時，汪景祺就註定了被殺的命運。

  這本書是汪景祺在年羹堯軍中所作。書中記載的大多是關於吏治、考選方面的事情，雖有些刻薄之詞，甚至是揭露官場醜行的文字，但從全書內容來看，汪景祺的出發點仍然是為朝廷出謀劃策。隻不過抒發了自己不能參政的憤、懣，表現自己的政治見識。《隨筆·周鍾項煜之死》篇雲：「闖賊於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於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稱偽號，……」不但仇視李自成，而且視南明小朝廷為偽朝，說明汪景祺是奉大清為正統的，他的得罪並不是因為民族意識問題。

  但是，汪景祺書中也有一些文字過於偏激、放縱，觸怒了雍正。書內有一首詩，稱「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用以譏訕康熙的筆墨。《歷代年號論》一文，指雍正的「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統，凡有正字皆非吉兆。又議康熙的諡號不宜稱「世祖」。《功臣不可為論》則針對輿論中功臣不能自處而遭屠戮的觀點，加以辯駁，旨在責備君主，為功臣鳴不平。文章分析君主殺功臣的原因是：庸主聽說兵兇而懼，功臣能戡亂，因而想能定亂的，就能作亂，那樣己位就不能保，因而疑之，懼之；功臣因功得上賞，禮數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結，遂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議，甚而諫諍，則謂之無人臣禮，謂之驕橫，遂厭棄之。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了。汪景祺認為功臣怎麼做都要獲罪，所謂「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忠英雄所有槌心而泣血者也。」在結語中汪繼續大發感慨：「殺道濟而長城毀，害蕭懿而東昏亡，洪武戮開國功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東川不守。可勝概哉！可勝概哉！」以功臣檀道濟、蕭懿的被害與明太祖朱元璋殺功臣及由此引起的嚴重後果為鑑戒，勸臣子不做功臣，警示君主不要殺戮功臣。這篇文章是寫於年羹堯青海建功之後，顯然是在有意提醒年羹堯，但年羹堯並沒有領悟。

  年羹堯倒台之後，雍正見到這些文字，自然會聯想到這是為年羹堯鳴冤。攻擊自己殺戮功臣，無怪乎雍正恨得咬牙切齒，非要置汪景祺死地了。

  雍正因《讀書堂西征隨筆》給汪景祺定了三大罪狀：其一，汪景祺的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意在譏訕聖主；其二，《功臣不可為論》一文責備君主猜忌，以歷史上的功臣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其三，譏誹康熙的諡號不宜稱「聖祖」，非議雍正年號用「正」字。於是，雍正上諭：照大不敬律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親兄弟、親侄均革職，發戍寧古塔，五服內的族親現任及候補官職者一律斥革，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汪景祺之妻出身豪門，因夫罪連坐，發往黑龍江。「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乃盤辟匍匐而渡，見者份之。」悽慘之狀由此可見一斑。

  按照雍正的命令，汪景祺被斬首後，其頭顱長期懸掛在宣武門外菜市口，以警戒南來北往的漢族士大夫和一般讀書人。雍正死後，左都禦史孫國璽以「京師為首善之區，菜市口又京師之達道，列樹枯骨於中途，不惟有礙觀瞻，且不便牽車服賈之輻輳」為由，奏請新皇將汪景祺等六人之首級掩埋。至此，汪景祺的頭顱在菜市口懸掛示眾逾十載之後才得以歸葬地下與屍身團聚。

  汪景祺成為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人。也是雍正為力矯朋黨之弊，警示以文亂政之人的犧牲品。此後，雍正便接連不斷地興起文字獄，以鞏固自己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