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文學科是怎麼做的？

  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智慧之路》中提出一個人類文化的「軸心時代」的觀點，他認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中，出現了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德莫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哲人，他們排除了人類神秘的「原始思維」對宇宙的神話解釋，開始用理性思維對自然、社會和人進行審視和沉思。[1]

  可是，雖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與古希臘思想家們同在「人類文化軸心時代」之中，但因為沒有能發明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的最核心部分——三段論證法[2]，因而他們做人文理論的方法與古希臘思想家的邏輯論證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春秋戰國的老子、孔子開始，直到清朝的王夫之、戴震，2000多年的中國人文學科都沒有進入邏輯操作。他們的方法是在自己極其豐富廣博的人生閱歷基礎上進行寧靜了悟，待獲得解釋人文對象的超常心得時，不懂得使用邏輯論文文體闡述，而是用「隨感散文」文體表達出來。

  約公元前6世紀的老子，是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五千言《道德經》開創了道家學派。他在《道德經》中介紹了做學問的方法：「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第四十七章）不出門、不望窗外就能知天下、知天道，當然是自己靜心了悟而得的了。比老子小20多歲的創立儒家學派的孔子，他也是主張「仁者靜」（《論語·雍也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篇》）：合起來就是靜思。這種靜思的方法，在他的學生曾子那裡，表現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篇》）。這一天三次反省，當然不是邏輯推理，而是沉思感悟。

  老子、孔子開創的以「靜心了悟」的方法來做人文學問的規範，就此傳之千秋。莊子提倡的達到最高的「真人」境界的「坐忘」（《大宗師》）方法，相當於一面做氣功，一面穎悟得道。荀子總結出以「虛一而靜」（《解弊》）的思維方法達到「大清明」的徹悟，就是要虛心、專一、清靜。把儒學神化的董仲舒，他那套「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理論——「名教」，是怎麼弄出來的呢？他自己沒有說，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用詩為他總結出來了：「吾愛董仲舒，窮經守獨幽。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滿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服。」（《司馬文公文集·讀書堂》）由此可見，董仲舒也是「守獨幽」3年才得到的大悟。儒學第二里程碑「理學體系」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便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語類》卷15），格物窮理多了，忽然在某一天融會貫通而達到大徹大悟。這個「格物」，就是對著萬物冥想，把心裡本來就存有的「理」給激活，達到頓悟。悟出「心外無物」「滿街都是聖人」、完成儒家「心學體系」建構的王陽明，就是在他35歲那年，被貶到貴州龍場，日夜端坐，靜思默想，忽然在一天夜裡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這便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龍場得道」的佳話（《王文成公全書》卷32。《年譜》），被稱為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啟蒙者（著有可和盧梭《民約論》相媲美而比盧梭早100多年的《明夷待訪錄》）、寫出中國第一部學術史巨著《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是在他參加8年抗清的浴血戰鬥失敗之後，經40年靜心感悟造就的思想碩果（黃璽炳：《黃梨洲先生年譜》）。清代另一位中國古代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太虛一實」、用太虛之氣解釋宇宙的王船山，在36歲那年，先是隱姓埋名躲到深山的苗族和瑤族的山洞裡，後來隱居衡陽蓮花峰和石船山下，「晨夕杜門，靜心思索，開始了三十餘年的著作生涯」（《十大思想家》第196—197頁）。他的800多萬字的《船山遺書》，全來自一個和老子、孔子一樣的「靜悟」。由此可見，2000多年的時間跨度，無論是儒道佛哪個學派，中國思想家治人文學科的方法全沒有進入邏輯，而是一個「悟」字了得！

  正是因為思想成果是穎悟之果，選擇的文體就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邏輯論述，而是非常自由的詩性散文文體。老子用的是散文詩，孔子用的是散文式的語錄。這和柏拉圖的對話體是決然不同的，柏拉圖的《理想國》雖然也是師生間的對話，但是每位發表的論證都是按邏輯方式進行的，《論語》中的孔子和學生的對話，都是說自己的感悟（結論），不加任何邏輯論證。莊子的文體是散文式的寓言。以後的歷代思想家的文體，都是這種詩性散文文體。

  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其形而上的道（理念）和形而下的器（文體）是十分匹配的。

  中國古代哲人沒有發明邏輯，只能用感悟來做人文學問，反倒歪打正著。因為，人文學科用日常語言作為符號體系，沒法消除概念的歧義性，根本不能滿足進入邏輯推理的條件，只能用靜悟之法。相反，西方人文學科歷代所用的邏輯操作，反倒是假冒的學理性，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方法論。

  然而，在「西學東漸」之後，中國這套非邏輯體系治人文之學的方法和文體逐漸消亡了，應運而生的是學習西方的邏輯加實證的方法來做人文：這不是自殺，而是被他殺。

  [1]《現代思想史學派文選》第39頁。

  

  [2]據中國學者金觀濤的研究，中國以研究邏輯著名的墨子，沒有發現形式邏輯最核心的原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證法。金觀濤、劉青峰著：《探索與新知》，第285頁，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