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千年不滅之謎

  既然人文學科不可能提供像自然科學那樣確定的理論去設計未來，連所有的預測都是沒有邏輯依據的瞎猜，那麼人文學科還有什麼用？為什麼幾千年來人文學科沒有消亡？

  因為，人文學科有著自然科學無法替代的兩大功能。

  第一，解釋精神領域的疑問。

  人類有一種「精神本能」，即對世界和自身不斷地提問、追問，力求得到自圓其說的解釋，以滿足人才具有的一種普遍的精神消費——解釋欲。英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英國功勳勳章獲得者艾賽亞·伯林爵士把人的解釋欲稱作：「這是一種完全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像力、最有智慧和才華的人所深深體驗到的。」[1]

  從人類的認識發生史看，早在懵懵懂懂的人類「童年」，就開始問天問地問自己的問題了。問來問去，追問出了懵懵懂懂的回答，那便是神話、宗教、星象占卜、原始自然科學等的解釋。

  後來，自然科學以其可重複實證的確切回答，不僅滿足了人類對於物質世界的解釋欲，還具有預測和實用的偉大功能。

  然而，自然科學卻無法滿足人對精神世界和社會領域現象的解釋。

  這兩個領域的解釋，一直由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來擔當。由於其符號體系是日常語言，一直只能以得到「相對比較滿意的解釋」的標準來滿足人類。美國哲學家理察·羅蒂（Richard Rorty）就說過：「所謂（人文學科的）真理，就是對於前人對其更前一輩的先前人的理論的解釋的再解釋的最高成果。」[2]

  前面說過，政治學家沒能預測柏林圍牆的倒塌，經濟學家不能準確預警東南亞和美國的經濟風暴，但是人類並不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求全責備。只要在柏林圍牆倒塌，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人文學家社會學家能上電視、寫文章，做出成千上萬個能自圓其說的解釋，使得大眾滿意，那也算是人文學科所特有的一個功德。

  第二，振聾發聵地對社會時弊的批判，乃是人文學科的主功能。

  

  當社會處於危機時期，人們已經感知到了嚴重的社會時弊的經驗事實，某個敏感的人文學者，首先用日常語言，向處於危機中的大多數人大聲疾呼，對時弊提出有理有據的批判。這時，人文理論就有著振聾發聵的對社會現狀進行顛覆的偉大功能。這是自然科學所不能為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藝術家以人文主義對於積弊千年的神權的批判，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對王權專制積弊的批判，中國「五四運動」對於數千年舊禮教和舊文化積弊的批判等，都是人文主功能的偉大體現。

  在西方，從亞里士多德對其老師柏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開始，在那裡就萌生了人文的批判傳統，充分發育出了人文的主功能。因此，西方的人文史，學派林立，思想家輩出，對各個歷史階段社會的演進起著「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號角作用，為社會的新價值體系進行「精神立法」。因此，西方把知識分子界定是具有獨立人格並能進行獨立批判的文人。

  然而在中國，自漢獨尊儒術以降，中國文人的主功能是「注經」：證明聖人的話如何正確，證明皇帝的旨意如何聖明。主流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是爭當「帝師」、軍師，一心幫著主子弄出個能夠寫進歷史的什麼安邦定國的「理論」來。歷代中國人文學人，都被「注經」的這把刀，將人文批判的功能給閹割掉了。中國盛產在一個道統下的注經派名士，很難湧現振聾發聵顛覆社會時弊的思想家。「陽痿人文」成了中國特色。即使在現在已經消除了文字獄的台灣地區，那裡的主流文人還是以當「國策顧問」為殊榮。從這個意義上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就不再產生有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只有擅長注經的「亞聖」「亞亞聖」……

  當然，在這裡必須強調，人文的批判，是在大多數人已經感知到社會時弊叢生的經驗事實之上的批判。50年前從孔子批到愛因斯坦的「大批判」，不但沒有任何「社會時弊的經驗事實」，恰恰相反，是刻意對人類積澱的精英文化的摧毀，是人文的恐怖主義。

  總之，如果人文學科不想自殺或被他殺，只能在以上這兩個功能，特別是社會時弊批判的主功能中復活。

  [1]麥基：《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第7—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

  [2]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92. China Fan Imb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