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還有三個不可能具有確定性的「宿命」
2024-10-04 06:19:33
作者： 祖慰
學問之初，無論中外，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是混在一起的。
在人類語言的語詞上把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分開是19世紀才發生的事。1833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英國科學促進會上，著名的科學史家威廉·休厄爾才仿照「藝術家」（Artist）一詞，造了個「科學家」（Scientist），用來稱呼像法拉第那樣在實驗室中探索自然奧秘的人們。在這之前，像伽利略、牛頓等歷代研究自然的人都稱為自然哲學家。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純屬自然科學的力學巨著，其書名就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直到1809年進化論的先驅馬克出版的生物學代表作，還叫《動物哲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到此時還是個「連體兒」。
人類怎麼會弄出個哲學和科學來的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上學》篇中解釋道：「當今人們開始從事哲理的思考和探求，都是由於驚異。他們最初從明顯的疑難感到驚異，便逐步進入到那些重大問題上的疑難，例如關於日月星辰的現象和宇宙創生的問題。感到困惑和驚異的人想到自己無知，為了擺脫無知，他們就致力于思考，因此，他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求知和追求學術，而不是為了任何實用的目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有天賦的好奇心，有強烈的給自己產生驚異的對象的解釋欲望，無論是人文學科還是自然科學，在開始都是受好奇心驅使的，以求得一個沒有實用目的的滿意解釋。
人們對日月星辰等天體現象的驚異，對控制個體行為的風俗習慣的驚異，起初都是用宗教和神話來詮釋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詮釋由神來創世造物，由神來為人類制定道德秩序。在西方，自古希臘人發明了邏輯之後，他們率先用人的合乎邏輯的思維——自然哲學——去解釋人的驚異。
當然，自然科學中的歐幾里得幾何學，阿基米德的槓桿原理和浮力定理都在開始時就被實用了，這就是科學史上的所謂「工匠傳統」。但是，它們還是離不了所謂「哲學傳統」。一直到17世紀的笛卡兒，將自然科學數學化，用數學演繹的符號體系代替日常語言的推理體系，才獲得了定量的精確性。後來，牛頓繼承伽利略倡導的實驗加數學的方法，提出實驗歸納和數學演繹的方法，於是開啟了現代科學，使得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中逐步獨立出來，成為主要是為了征服自然的有實用目的的科學。
當現代自然科學出現之後，哲學等人文學科，就剩下解釋人的精神領域的「形而上」地盤了。
用數學加實驗的自然科學，具有可重複性、可預測性的準確性。它在人類物質生產中不斷創造奇蹟的事實，尤其是產生了工業革命的輝煌成果，使得人文學科的古典光輝——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為王的光輝——黯淡下來。這樣，一種模仿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泛數學主義」流行開來。這個人文新潮流認為，數學不僅統領整個自然科學，還要統領整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德國當代哲學家、思想史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人文科學的邏輯》一書中舉例證明了這種「泛數學主義」的存在：「格勞秀斯所制定的現代自然法（Naturrecht），就是建立在法律知識與數學知識之間存在著的一項徹底的類比之上的；而斯賓諾莎則建造了一個嶄新的倫理學，這一倫理學以幾何作為其取法的典範，並且借著幾何的典範去描繪出其目標與途徑。……因為只有如此，數學性思維之網，才能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把物體世界與心靈世界、自然的存在和歷史的存在予以全部籠罩。」[1]
卡西勒接著就指出，對於這種在人文學科中應用的類比式的泛數學主義，18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開始說「不」了。
人文學科是在價值和意義上做功夫的，價值和意義怎麼能用數學方程式表達呢？
這便是人文學科不可能獲得像自然科學那樣準確的宿命之一。
之二是，人文學科更不可能做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實驗和觀察實證。自然科學的對象是物質世界，具有性質上的恆常性與法則上的恆常性，因此可以通過可重複的實驗或觀察，去驗證由邏輯推出的和用數學表達的理論。我們稱這種實驗驗證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實驗自洽」。人文科學的對象——廣義的人文學科一般指對社會現象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在西方，通常認為包括語言、哲學、歷史、文學和其他藝術的研究等——大凡是不可重複的有生命的「個別」，根本不可能進行可重複的實驗，宿命地沒有保證命題有可靠的「實驗的自洽性」。
之三是，人文學科沒有自然科學體系里的「公理自洽」。在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中，理論前面就有被我們千萬次經驗不證自明的5條公理。凡根據公理按邏輯推出的所有定理都是正確可靠的。我把它稱之為「公理自洽」。可是，所有人文科學，只有理論前的假設，如老子的「道」，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薩特的「存在」等，這些假設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公理，因此就不能保證從理論前的假設所邏輯推導出的各種命題的可靠正確。人文學科宿命地不具備「公理自洽」性。
一言以蔽之，由於不可能將充滿歧義的日常語言改變成沒有歧義的數學符號體系，由於沒有自然科學式的理論前的「公理自洽」或理論後的「實驗自洽」，人文學科宿命地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學那樣可驗證的確定性。所謂人文學科的「邏輯上的學理性」，不過是個不能保證理論確定性的「花架子」而已。
馬克思經過可謂嚴謹的邏輯推理，聲稱發明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的崩潰進行了預測，對如何實現共產主義進行了設計。然而，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國際性實踐，還是像柏拉圖邏輯推理出來的「理想國」一樣，是個烏托邦。在冷戰期間，西方國家有多少蘇聯和東歐問題的研究所，有多少關於這方面的專家，可是，沒有一個研究所和一位專家對1989年開始的東歐及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解體做出預測。
即使是以日常語言為符號體系的社會科學，譬如熱門的經濟學，也是與人文學科一樣有著三個「宿命」的。世界上沒有一位研究亞洲經濟的經濟學家，在1997年對正在興旺發達〔為此，李光耀在大聲疾呼要以「亞洲（威權）價值」取代西方民主價值〕而突然爆發的東南亞國家貨幣危機，提出任何預警報告。同理，美國以及全球那麼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經濟學家，沒有一位能對2008年在美國發生的次貸經濟危機做出預測。
然而有趣的是，柏林圍牆倒了之後，成千上萬個國際政治學者馬上站出來用「邏輯嚴謹」的學術語言給世人解釋柏林圍牆為什麼會倒；在亞洲國家貨幣危機與美國次貸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立即就有成千上萬個經濟學家「科學地」證明發生的機理是什麼。
上述這些例子，不是證明人文學者、社會學者智能低下而無為，而是證明這類以日常語言為符號體系的學科，因為其先天缺陷，不可能有準確預測之為。
[1]卡西勒：《人文科學的邏輯》第12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