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闆的中西人文假設

  此外，在法國的感性加理性的觀察，又生發出一堆讓人驚愕不已的亂碼。

  法國私營企業的運行制度竟然全是典型的君王獨裁制。理由有三：一、老闆的權力與君王一樣是終身制，他可以天經地義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權；二、企業帝國最高權力的移交是世襲制，兒子天經地義世襲當老闆；三、一言九鼎的老闆任免所有職員，與「皇帝朝廷命官制」別無二致。這樣，就迫使法國人以及所有在民主體制下的公民，生活在「一國兩制」的尷尬中。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像溫蒂那樣自由地罵總統），但在經濟活動中被迫接受專制獨裁（如溫蒂那樣一罵老闆就丟飯碗）。

  專制與民主，如同水火交加於同一個人，精神豈能不被撕裂？

  納悶的是，西方歷代思想家們，沒有見到他們批評老闆的獨裁制，沒有聽到他們指出老闆「並非天使」因而會濫用經濟權力而導致邪惡，更沒有看到他們開出分權而治的藥方來驅邪。

  倘若用利益攸關程度來衡量，對於每個個人來說，老闆遠遠重於總統。總統是虛，見不著。老闆是實，可能天天要面對。總統出錯，關係到的是一個階層或者整個國家的負面效果，個人未必有切膚之痛；可老闆不喜歡你，就立竿見影地針對著你與你的家庭的「民以食為天」的生計了。經濟自由是人的第一自由，比政治自由更為重要。

  不由得要問：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家們在顛覆政治專制而設計現代民主制時，為什麼沒有擴展到顛覆經濟領域的專制獨裁制？更值得玩味的是，第一位提出公權力要分權的洛克說了一句廣為引用的名言：「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按照洛克的說法，老闆的財產權是萬萬不可剝奪或「公私合營」分權的，不然人類將會大難臨頭。

  

  回到東方，我們雖然從不說政治權力是邪惡的，但鮮明地貶抑商人的經濟權力是不義的。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自戰國開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農而抑商）的政策，整整延續了1000多年。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竟把商人當作犯人關起來，他說：「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做（即從商）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亞聖孟子說：「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中國民間諺語稱「為商必奸」。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對商人的勾畫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即這等人全都是重利輕義之徒。按照中國的人文預設，老闆乃是徹頭徹尾的邪惡之徒。中國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一樣是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不過，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有一位認定老闆是邪惡的，他就是曾被人類熱烈擁戴過的馬克思。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提出一個共產主義的原則——剝奪剝奪者。資本家（老闆）被他定義為邪惡的剝奪者。資本家在剝奪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過程中，原始積累了染血的資本。他們又殘酷地剝奪工人階級的剩餘勞動價值以無限擴張資本，因此「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些剝奪者受貪得無厭地攫取利潤欲所驅動，會大規模地盲目生產，造成生產過剩而發生一次次經濟危機，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社會潰敗而導致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接著馬克思開出了一個「剝奪剝奪者」的濟世藥方：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後，必須剝奪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由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天等於二十年」，物質財富如洪水般湧現，人人過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並有個體充分自由的共產主義天堂生活。

  然而，半個多世紀轟轟烈烈世界性的紅色實踐，馬克思的預言未能實現，東歐、蘇聯治下的人們選擇了走回頭路——總統依舊，老闆依舊，而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

  此外，幾千年的經濟史一再證明，重商主義是國家崛起的秘笈。經濟學泰斗人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證，老闆在自由市場中獲得私利時會派生出一隻「看不見的手」，同時為社會謀取福祉。

  更撲朔迷離的是，經濟領域只適合獨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業的絕對權力不僅不導致絕對腐敗，反倒非常具有競爭活力。以法國為例，凡受國家、工會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絕對權力的法國國有化企業，個個半死不活，腎虛虧損，遠遠不如私人企業。

  唏噓，老闆的專制獨裁與自私重利不僅無可厚非，而且要奮力維護！

  亂碼，又遭遇更亂的亂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