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總統的中西人文假設

  在閱讀西方「藍眼睛」們寫的關於政治權力屬性的書本時，發現他們與我們「黑眼睛」所看到的迥然相異。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認定政治公權力是中性的。若聖賢為天子，譬如堯舜禹等，定是朗朗乾坤、清明盛世，那就是好政治；若昏庸暴君當帝王，譬如夏桀商紂秦始皇等，必國無寧日、民不聊生，那就是壞政治。因此，數千年來中國人有個集體潛意識：祈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碰上個好皇帝治下的好政治生態。

  西方最早的政治學著作當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但最早涉及政治權力價值屬性的是義大利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1513年成書）。《君主論》主張一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要敢於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非用暴力解決不了的事。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習慣於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因此，有人說馬基雅維利寫了一本「惡棍手冊」。馬基雅維利是第一位站出來為權力之惡的正當性正名的人。他認為縱使是英明君王的公權力，天經地義、理直氣壯地應該為「惡」的。

  17世紀的英國霍布斯，他認為人類天性自私、暴戾、孤獨，為了建立共同需要的契約秩序，要有一個如利維坦[1]似的威權來維護，以惡制惡。霍布斯從人性「性本惡」的前提來判斷，得出「權力之惡絕對必要」的結論。

  到了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了一個「人非天使」的假設，詮釋了政治權力的基本性質。他說，人非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當然也不是天使組群。人的本性決定了權力的本性會導向背離天使的邪惡。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否則，就會從「必要的惡」轉向「必然的惡」。他又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會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孟德斯鳩從「人非天使」的假設，得出了政府是必須受制約的「必要的惡」的推理。

  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他的政治哲學中把君王、政府換成了同義的國家，他認為：「國家儘管是必要的，但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絕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波普爾在這裡說的是民主制國家。他表達了無奈，權力濫用之惡是無法根除的。

  一言以蔽之，400多年來的西方思想家對政治權力的假設完全不同於東方。他們認定國家或政府的公權力其本性不是中性的，而是邪惡的。這便是他們提出分權制的理論前提。

  然而，從孟德斯鳩到波普爾，他們只是說「權力會被濫用」而定性權力為邪惡，可是為什麼不徹底剷除這個邪惡，反而說這個邪惡是必要的呢？

  在法國仰慕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我，一直思不出個頭緒來，滿腦子是一堆理還亂的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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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基督教中的利維坦即惡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