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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爾愷郭爾（1813—1855）即使在他被認為可以當作嚴格哲學著作看待的作品裡，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哲學家。在傳統意義上，一個哲學家總是用理性主義的方法、鳥瞰世界的客觀主義心態來思考宇宙、社會、人生問題，即使他並不認為世界的本質是理性而是物質或者意志等等。這就使哲學家不同程度地離開了他對宇宙社會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個人的精神體驗。哲學家總要把自己打扮成超然於體驗尤其是個人精神體驗的人。這實際上是中了理性主義、客觀主義的圈套，將自己異化成了自己實際上不是的那種似是而非的人。而克爾愷郭爾認為哲學就是個人精神體驗，他堅持個人精神體驗的普遍性。因而，他構造的是不同於傳統哲學的哲學，是一種與理性主義、客觀主義哲學針鋒相對的哲學。他在日記中曾說：「許多人對生活作出自己結論的方式像小學生一樣，他們只從書本上抄襲答案以欺騙老師，而不是自己去解答習題。」一切不重視個人精神體驗的人，或多或少都會用抄襲的答案自欺欺人。

  克爾愷郭爾對生活有豐富而細緻的體驗。他在由父親統治的大家庭里體驗到了冷漠陰森，在對待父親的態度中體驗到了一種害怕、親切、崇拜、困惑交織的感情，在學校的集體生活中體驗了孤獨，也體驗了在孤獨中沉思的「幸運時刻」，在對父親的偶像崇拜坍塌時體驗了絕望；在過紈絝子弟浪蕩生活和攻擊基督教時體驗了犯罪的快意、歉疚、悔恨和因懷疑而帶來的焦躁不安、失望、空虛與無所寄託，在承受宿命的「大限之年」（死期）的威脅時感到了莫名的振奮，在將自己誤把想像當現實的生活與故鄉流浪漢的生活進行比照時感到了羞恥。他體驗過愛情的沉醉，但馬上又因靈魂的重負而選擇了孤寂的生活；最後，他才在對宗教的思考和寫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當然，他不僅是體驗，而且是在體驗中思考，在他所把握的憂鬱的人生基調中思考。他曾說：「從我的童年起，遭罹危難的苦竹就已栽種在我的心坎里，只要它還在那裡，我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挖掉它，我又會即刻死去。」他還說：「我像一株孤獨的樅樹，兀然向上，孤身隻影，只有鳥雀在枝杈上築巢。」他認定了心靈之苦和靈魂的孤獨是自己的終身伴侶。正是孤獨地在苦中思考，結出了他的哲學果實。

  豐富而細緻的生活體驗，使克爾愷郭爾深深地感到，生活絕對高於理論，高於用理性概念建造的任何體系。生活有它自身的權利，它不是任何理論所賦予的，也必定不受任何理論的束縛。生活的內容由無數生動活潑、豐富細緻的體驗構成。這就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是絕對不可思考的，是知識和理性無法把握的，是語言無法表達的；存在是孤獨的，純個人性的，不可重複的。對整體的把握，會否定個人的存在，將個人看成整體的一部分，也會否定個人的存在，只有個體孤獨的存在才是真實的存在。一個邏輯的體系是可能的，一個關於存在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因為存在是個人的存在，是變易無常的存在，是由斷斷續續、忽前忽後、倏忽變化的體驗和思想構成的存在，它絕對超越理性，超越邏輯，不可體系化。從邏輯、理性的立場看，存在是荒謬的。如果用邏輯、理性去把握、思考存在，只會使作為思考對象的存在脫離真實的存在，只會使這種思考缺乏深度與力度，使它的結論缺乏活力。因而，他反對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必然主義，反對體系化了的黑格爾哲學，將哲學的基點由理性轉換到了體驗，轉移到了真實的存在，並用這種轉換提醒一切按傳統方式進行哲學思維的人：千萬不要遺忘了人的真實存在，哲學研究的真正對象應該是純個人的心理體驗。

  細緻的體驗也使他感到了生活的嚴峻。他發現，人無時無刻不面臨著選擇。選擇既意味著自由，也意味著責任。他指出，大多數人對人的生存方式不加選擇，往往是時代告訴他們應該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但是，一旦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採取了負責的態度，他就面對著三種可能選擇的生存方式，並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一種是美學的生存方式，即貪圖享受，及時行樂，在物質和精神上獲得一時的感性滿足的生存方式。它使人的活動沒有目的性，使人的精神狀態向著動搖、渙散和痛苦的自我毀滅方向發展，使生活中充滿各種混亂、腐化墮落、厚顏無恥的行徑。一種是道德的生存方式，即理智地遵循固定的道德原則，履行固定的道德責任，趨善避惡的生存方式。它使人注重心靈的陶冶，強調善良、正直、節制、仁愛等美德，過著蘇格拉底式的倫理生活。但是，在這種生存方式中，人仍然受著美學的生存方式的引誘，不能拋棄感性的世俗生活，並因天生具有「原罪」而不可能進入道德完善的境界。一種是宗教的生存方式，即面對上帝的生存方式。在這種生存方式中，人擺脫了一切世俗的、物質的束縛，也擺脫了一切道德原則的束縛，只以「原罪」之身、贖罪之行面對全能至善的上帝，使自己成為純潔的人。他認為，人在第一種生存方式中根本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第二種生存方式中，終究有所欠缺，不能顯示存在的真理，只有在第三種生存方式中，才作為自己而存在。一方面，他希望人沿著這三種生存方式構成三個人生階段步步上進；一方面，他又宣稱「通向同一個真理的道路是很多的，每個人應選擇他自己的那一條道路」，將確定選擇對象和進行選擇的權利交給了每個人自己。的確，渾渾噩噩的人是不知道選擇、自由、責任這幾個沉甸甸的概念的。他們把一生都交給了時代、權威、別人，唯獨遺忘了自己。他們忘記了，只有個體進行選擇，才享受了個體的自由，才承擔了個體的責任。從來沒有獨立抉擇過的人，就是不自由、無責任的人，就是沒有「存在」過的人。至於只有選擇宗教生存方式的人才真正存在，則是作為有神論存在主義者的克爾愷郭爾本人的見解。

  克爾愷郭爾之所以推崇宗教的生存方式，也與他對「畏」這種心理體驗的富有獨創性的思考相關。他發現，天真爛漫而又自覺不幸的年輕人往往對人生充滿了畏懼感和虛無感。他們常常情不自禁地發問：我在哪裡？所謂世界究竟是什麼？是誰把我引向世界，現在又把我拋在哪裡？我是誰？我怎樣來到這個世界上？我為什麼不去思考它，它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它的方式和習性？而每到這一時刻，人就會對天真爛漫、輕浮的生活產生反感，墮入一種迷惘、畏懼、虛無之中。他對這種心理體驗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他認為，一切認識都出自畏懼，並從畏懼發生。在產生認識之前，人處在無知無覺、天真爛漫的狀態，還沒有下決心成為精神的個體。在這種狀態中，儘管充滿著安寧和平靜，但也存在著與安寧和平靜不同，使人內心深處隱秘地感到惴惴不安的東西。這種東西不是那種與人競爭、衝突、使人要與它抗爭的某個具體事物，而是不可名狀的虛無。虛無導致畏懼，畏懼也產生虛無，它們互為因果，相互交替。從宗教的觀點看，人處在這種虛無與畏懼交織的狀態中，就是罪惡。在病理學領域中，對虛無的畏懼則表現為莫名的焦慮、煩心。畏懼、焦慮都不同於恐怖、害怕，它們是無對象性的、彌散的、不可名狀的。但是，這是人真實的精神狀態，也是使人的自由成為可能的精神狀態。人在畏懼、焦慮狀態中，在持續不斷、暗暗作祟的憂鬱中，會察覺自己正站在精神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上帝的世界和動物的世界的交叉點上，會察覺永恆拯救和永恆沉淪兩種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體是否選擇精神生活並通過它進入自由領域。否則，他就只能永遠停留在自然狀態、動物狀態中，這就是罪惡。人如果選擇了精神生活，信仰了上帝，就克服了畏懼，獲得了自由，將自由從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這裡需要的是精神的質的飛躍，是信仰。當然，「一切取決於出現在眼前的畏懼」。很顯然，克爾愷郭爾通過對畏懼感、虛無感的思考，為他所推崇的宗教生存方式找到了心理體驗依據。

  但是，克爾愷郭爾並不認為宗教的生存方式是世俗眼光中的「幸福」的生存方式。信仰上帝不僅不能保證物質生活方面的豐足，甚至不能保證在精神生活方面獲得符合世俗規範的寧靜。因為信仰是一個悖論，信仰需要犧牲，信仰不符合世俗倫理道德規範。這是他審視他父親的宗教生活和親人的早逝，反省他自己的婚變，解讀《聖經》上亞伯拉罕以兒子以撒作燔祭獻給上帝的故事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他父親的宗教信仰是以親人的生命和他這個兒子的幸福作為犧牲的，他因皈依宗教生活而退婚是以戀人的幸福作為犧牲的，亞伯拉罕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明白殺子獻祭正是信仰的必需，而上帝把以撒歸還給亞伯拉罕，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信仰完全不顧倫理和理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出現在倫理和理性認識中止的地方，它是倫理所無法規範、理性所無法理解的荒謬現象。他論亞伯拉罕事件時說：「它是一種荒謬，它能把殺親轉化為一種令上帝高興的神聖行為，一種能把以撒歸還給亞伯拉罕的行為，對此，任何思想都無法支配，因此，信仰恰好發端于思想所停頓的地方。」「人們不可能理解亞伯拉罕。」然而，正因為如此，「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亞伯拉罕這麼偉大」，他不是「審美的」「悲劇的」或「倫理的」「英雄」，卻是一位偉大的、不可思議的信仰騎士。所以，在克爾愷郭爾心目中，宗教的生存方式是一種以犧牲為代價、不合常情、不可理喻、荒謬的生存方式。然而，正是信仰，才導致了生命質的飛躍，才使人面對上帝，與上帝談心，與上帝合一，在與超越了自己的「絕對的對方（上帝）」的關係中，規定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克爾愷郭爾並非丹麥基督教教會組織中正統的基督教徒，他對注重禮儀、布道和教階制、充滿虛偽的基督教會進行過辛辣的諷刺和猛烈的抨擊，他經歷過懷疑基督教、懷疑上帝的愛的人生階段，也曾放浪形骸，腐化墮落；即使在皈依上帝之後，也不是一位樂善好施、廣濟天下的慈善型基督徒，而是一位不放棄懷疑、諷刺、憤怒和孤獨生活的思考者；他自稱「殉教者」，但他所殉的是他自己理解的基督教。實際上，他僅僅是一個精神體驗者，人生意義思考者，一個聽到了上帝的呼叫而不斷湧出內心獨白的詩人。他的貢獻是，肯定哲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存在」，肯定哲學的任務是答覆「人應該如何去生活」。他將基督教徒的「原罪感」轉化為人的畏懼感、虛無感，並以此作為向信仰飛躍的基石，既為「原罪」神話找到了心理依據，也使對上帝的信仰成為解除人生困境的內在欲求。他實際上倡導的生存方式是：擺脫理性、道德、宗教教條的束縛，過一種真正的屬於個體的精神生活，在原生態的痛苦、熱情、需要、情慾、模稜兩可、雙關、曖昧不清、悖謬、動搖中最直接最生動地體驗人的存在，在孤獨中考問、思索，在體悟到了畏懼感、虛無感、荒謬感之後選擇自由，承擔責任，皈依上帝，進入不斷與上帝對話，力圖與上帝同一的境界。他認為這樣的人才找到了自己真實的存在，才使人生有價值有意義。儘管這不是一種導致世俗幸福的生存方式，不是一種以「功德圓滿」「莊嚴肅穆」「大智大慧」「極高明」「目如明鏡，心如止水」為休止符的生存方式，但在克爾愷郭爾心目中，這是一種因實現了人的存在，人的價值和意義而有力地抵禦了、克服了人悲劇性生存處境的生存方式。這也是存在主義者以「存在」與悲劇性命運抗衡的基本思路[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