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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大陸出版了王季思先生編輯整理的《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包括元代的《竇娥冤》《漢宮秋》《趙氏孤兒》《琵琶記》，明代的《精忠旗》《嬌紅記》，清代的《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和《雷峰塔》，共十部）等書，激發了學者們研究中國古代悲劇及其特點，探討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的熱情。還有學者由悲劇聯想到悲劇意識、悲劇精神，在中國古代各類文學、史學作品中發現和梳理這些意識和精神的體現及其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更拓展了研究範圍，深化了人們對悲劇、悲劇意識、悲劇精神以及中西文化比較的認識，湧現了不少成果，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了解一下這些見解，可以為我們展開進一步研究提供幫助。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悲劇與西方的悲劇相比，缺少了多種力度，比如，人對自身終極價值進行刨根究底追問的穿透力；人與命運衝突時爆發的徹底的破壞力；作品中主人公的行動及它們帶給讀者的震撼力等等。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文化是柔性的，西方文化是硬性的。因而中國悲劇無論是悽美還是壯美，都體現了一種哀婉的基調，缺少一種力的鋒芒。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一樣，遭受過深重的苦難，感受過苦難，並不缺乏悲劇意識，也不缺乏對苦難進行追詢、抗議的勇氣和對生命意義、價值、正義之所在進行探究的熱情，但在悲劇文化方面總體展現的審美風格卻是：哀而有節，亦悲亦喜，圓融完滿；多訴說人間苦情，少表現人物自覺的意志選擇和悲壯的抗爭；多感傷和哀怨，少閃電和雷鳴：多悲涼的優美感，少動盪不安、亢奮宏壯的崇高感。究其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由儒、道、釋和天命觀鑄造的「反悲劇意識」。儒家追求中庸的道德精神，道家的無為無爭、順世安命的人生哲學，佛家的忍受苦難、相信因果報應的信仰，以及沿著信天命到畏天命再到聽天命這條路線發展的天命觀，都是反對、壓抑悲劇意識發展深化的強大力量。由於中國古代悲劇誕生於悲劇意識和反悲劇意識這兩種意識的交接面，就只能產生前述具有局限性的總體風格。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悲劇是由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兩個要素構成的，但這兩個要素並不總是結合在一起。從悲劇意識而言，中國文化的悲劇意識不是更少於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全部中國文化幾乎都是建立在人類的這種悲劇意識的基礎之上的，都是建立在人與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劇性分裂和對立的觀念之上的。悲哀，是中國所有文化的底色。但在這個底色之上，中國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樂感文化。這種樂感文化是通過抑制激情、抑制悲劇精神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因而，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的分化以及二者之間的複雜組合方式，帶來了中國悲劇美學特徵的複雜性，同時也帶來了全部中國文學審美特徵的複雜性。這也就是說，中國並不缺乏反映了悲劇意識的悲劇文化，而是缺乏體現了悲劇精神的悲劇文化。所謂悲劇意識，指人對悲劇性事件和悲劇性處境的感受，悲劇精神則指人意識到自身在與宇宙、自然、世界永遠對立、永遠無法制勝、永遠沒有安全感這種處境之後，依然堅持人的獨立性、主體性和自由意志，從不放棄反抗而展現的那種精神。

  看來，他們都認為中國古代有悲劇和悲劇文化，但又有局限、不足。原因則在於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壓抑了中華民族悲劇意識發展深化或抑制了悲劇精神。當然，他們對什麼是悲劇意識，如何概括傳統文化，也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