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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為止，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已走上了接受西方「悲劇」概念和各種悲劇觀念並結合中國文化傳統和現狀進行積極思考的道路。社會正義論悲劇觀、解脫論悲劇觀、命運論和生命論悲劇觀的相繼出現，說明思考的廣泛性；社會正義論悲劇觀始終占主導地位，又說明了改良、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特徵。儘管專攻悲劇問題的人數不是很多，非社會正義論悲劇觀更沒有產生廣泛影響和引起人們的重視，但上述局面的出現也說明：一、中國人已開始正視甚至迫切要求正視現實中發生的種種悲劇；二、中國少數知識分子已發現悲劇問題不僅僅是個能否正視現實的問題，而且是個與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建構有著廣泛、深遠聯繫的問題，如果深入思考、討論下去，必將有益於民族精神素質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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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瞞和騙」文化的樊籠和禁錮，的確是中國人走向近代和現代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而「瞞和騙」文化的主要內容則是掩飾社會上的悲劇性事件和人類處境的悲劇性質。專制統治者為維持利益集團乃至個人的利益，專事自吹自擂，文過飾非，要求一切被統治者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是造成「瞞和騙」文化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不重視對個體的社會處境、生存處境的深細反省，培養出了自滿自足、樂天安命、怯於正視宇宙社會人生與自我靈魂的民族文化心理，也為「瞞和騙」文化長期存在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和接受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幾千年以來可以說從未腳踏實地、立足自身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看到的，只是用盲目樂觀的濾色鏡濾過的宇宙社會人生和自己；他們想過的，只是一些最膚淺，最表面，而且從未深入思考過的問題。他們從來沒有把宇宙社會人生以及自己的靈魂剝開來，也沒有顛過去、倒過來看過、想過，只依憑一些常識、大概括式的格言以及不辨是非善惡，不能也不敢辨是非善惡，甚至故意混淆是非善惡、顛倒黑白的權力話語過日子，過得朦朦朧朧，過得混混沌沌。說他們是一些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人，什麼是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夢影、幻象，毫不為過。幾千年歷史過去了，一茬又一茬人完成了誕生和死亡的生命過程，但個個輕飄飄的沒有多少分量。所謂「活著」，不過是在上演皮影戲；所謂「死了」，不過是燃化了一個皮影，增添了一堆輕得不能再輕的灰燼。很少有人說過真話，更少有人把真話說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幾乎沒有人沿真話提供的信息進一步思考，直搗宇宙社會人生和個體靈魂的五臟六腑，把該看的看個遍，該想的想個遍。一切都消融在互瞞互騙、輕描淡寫、淺嘗輒止、神秘莫測的所謂「妙悟」之中。中國人心目中有沒有「真人真事」，有沒有「實話實說」，實在是個大問題。背負著這個大問題而又自以為活得煞有介事，有滋有味，是中國人和中國歷史創造的一大奇蹟！

  近現代卻容不得這樣的文化這樣的人。近現代之門，只有用直面真實的眼睛和窮思極想的頭腦才能敲開。一切本來已滿身瘡痍、病入膏肓但諱病忌醫而且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自吹自擂到無以復加程度的人絕對無法叩開近現代之門，絕對不能進入近現代。展示悲劇則是催人猛醒、為人痛下針砭的最佳手段。所以，前述諸人提倡直面悲劇實際上是希望中華民族面對洶湧而來的世界性的近現代化潮流，重新培育一雙直面真實的眼睛和一個窮思極想的頭腦。沒有這樣的眼睛和頭腦，中華民族將永遠被近現代拒之門外。

  其次，從悲劇問題切入，思考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以及個體精神、靈魂中更為深細的問題，無疑將提高人的精神素質，導致人精神上的近現代化，而這也是中國人走向近現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條件。如前所述，悲劇問題涉及的不僅僅是善惡衝突、惡壓倒善的問題，還有令人更加觸目驚心的善善衝突兩敗俱傷的問題。如果說認識善惡衝突需要人有善惡判斷能力、對於善的信仰，那麼，理解善善衝突則需要人有同情、寬容的胸懷，在意識到人類共溺苦海，必須同舟共濟的基礎上，把中庸、正義、博愛作為人類為避免悲劇性衝突而必具的道德提到思考的日程上來，自覺地形成道德的內驅力量，將道德內在化、自覺化。如果說一般所謂善惡判斷總與個體或集團的利益相聯繫，必然會帶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終只能以強權解決善惡判斷問題，使善惡衝突永無已時的局面，那麼，人人具有同情、寬容的胸懷，將道德尤其是「愛」的情懷內在化、自覺化，則能夠解決什麼是真正的善的問題，為善惡判斷提供一個終極根基。因此，思考悲劇問題，必然使人從建立在一般善惡判斷上的世俗關懷走向建立在同情基礎上的終極關懷，從而提高人的精神層次，使人類的共存共榮具有合理性。由此也就必然引導出以同情為基礎的平等、博愛、自由等概念。而使這三大概念深入人心，變成人不可抑止的內在欲求，是走向近現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條件。事實上，一切促使古代走向近現代的改革、革命必須以此為宗旨，否則就是假改革、假革命；而要使這種改革、革命不至於墮落為假改革、假革命，不讓改革、革命的果實為專制獨裁者所篡奪，絕大多數人具有上述欲求又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因此，按照上述內容提高國民精神素質，是近現代史上真正的改革、革命必須承擔甚至必須首先承擔的義務，也是它必須履行的承諾。

  當然，如何將以同情為基礎的平等、自由、博愛等終極價值關懷與以矛盾衝突乃至鬥爭為基礎的改革、革命等世俗價值關懷結合起來，在邏輯上是一個難題。按照終極價值關懷，人應該愛一切人，哪怕對方是你的仇敵；絕對不能以惡抗惡，因為人一沾惡就有可能永遠為惡，並引出以惡抗惡的永世輪迴。按照世俗價值關懷，人應當隨時判定當下善惡，並用一切手段與惡作不懈的鬥爭，以期在否定之否定中推動社會和人類的進步。這兩者在邏輯上不能並立。然而，歷史事實又證明，人能夠超越這種邏輯悖論而將兩者比較完美地結合起來，通過改革或革命為平等、自由、博愛奠定社會制度基礎，並使這種社會制度經常平和地處於不斷改善之中。這裡需要的不是各執一偏的爭論或勉為其難的邏輯彌合，而是無私無畏的卓越領袖和卓越人民。

  另外，如何在道德化的前提下保持人類的生命活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這裡須要走出的誤區是，只有人與人之間永遠以私利為基礎進行殘酷的鬥爭，才能使個體生命、社會、人類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這種誤區的出現，實際上是某些人在促使人類道德進步、社會進步、文明進步方面無能為力並因此絕望、自暴自棄、對人類生活採取「破罐子破摔」心態的表現。事實上，只有當人們走向了近現代，將平等、自由、博愛精神滲入了社會制度之後，才能為保持人類的生命活力提供堅實的基礎和真正的保證，才能為生命力的擴張提供廣闊的天地，才能使人的全面發展不是一句空話。尼採在提出生命力論時沒有對此作出分析，是他的重大失誤，他的理論為法西斯主義所利用，他本人無辭其咎。然而，他提出的如何保持人類生命活力的問題卻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由此，直面悲劇、建構道德、勇於改革與革命、保持生命活力就構成了悲劇問題涉及的四大內容，組成了思考悲劇問題的四維空間。在這四維空間所形成的張力中窮思極想，將極大地豐富人的心靈，提高人的精神素質，為創造人類新社會、新生活準備條件。

  應該說，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從悲劇問題切入，經過三四十年的思考，已為中華民族走向近現代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