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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第十二章談到了悲劇的衰亡問題。他認為，悲劇在古希臘走過它的輝煌歷程之後已經衰亡，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只在莎士比亞的近代悲劇中得到部分體現，中國人、印度人、希伯來人，甚至羅馬人都沒有創造出過一部嚴格意義的悲劇，主要原因在於：後世的西方人沒有繼承希臘悲劇詩人那種深刻的命運感，其他民族則缺乏或不重視這種命運感。

  如前所述，朱光潛特別強調命運感與悲劇的聯繫。在談到悲劇衰亡時，又特別強調了命運感對悲劇興衰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命運感既產生於原始人對超人力量的迷信，又產生於人對自身知性局限的意識。在原始時代，「追求幸福的自然欲望使人相信，人生來就是為了活得幸福。當不幸事件不斷發生，人的自然欲望遭受挫折，在悲歡禍福之間又找不到合理的正義原則時，人們就會困惑不解，說不清楚為什麼在一個看來遵循道德秩序的世界裡，竟會出現這樣悲慘不幸的事情。對於原始人類，顯然的答案就是：人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是命運註定的。一般理解的『宿命論』就是這個意思」[104]。從這個意義上說，宿命論是人類各民族在原始時代共同的信仰。但由於氣候、氣質和文化各方面的差異，不同民族對命運力量的感受和思考在深刻程度上不同，對待命運的態度互有差異，這又出現了有的民族有悲劇，有的民族沒有悲劇的現象。而從更寬泛的意義和範圍來講，人在被逼得進行思考而又發現思考沒有什麼結果並且不滿足於任何思考的結果時，就會產生悲劇感。這又意味著，當人迷信任何對人生問題的宗教的或哲學的解決時，就不會生成悲劇感。「雖然悲劇也和宗教和哲學一樣，試圖解決善與惡這個根本的問題，但悲劇的精神與宗教和哲學卻是格格不入的。當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滿足於宗教或哲學時，對悲劇的需要就會消失。哲學試圖把令人困惑的一切都解釋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宗教也是如此。哲學一旦找到可以從理論上加以論證的教條，宗教一旦找到可以給情感以滿足的信條，就心滿意足了。對宗教和哲學說來，惡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然而悲劇卻沒有得到這個問題的解決，也不滿足於任何一種解決。最後，悲劇也心滿意足了，但不是滿足於任何教條或信條，而是滿足於作為一個問題展示在人面前那些痛苦的形象和惡的形象。換言之，悲劇不急於作出判斷，卻沉醉於審美觀照之中。正如尼采所說：『受難者最深切地感到美的渴求；他產生美。』我們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對悲劇的道德論的解釋往往是錯誤的，因為這類解釋把悲劇歸結為一種宗教信仰，或一種哲學教條。」[105]即使是被稱為「宿命論」的宗教或哲學，也總為人類提供某種信仰、希望或解決惡的問題的辦法，以保證人在善惡之間作出選擇，為相信它的人提供平靜和滿足。而當人一有信仰，有希望，迷信某種人生教條和承諾時，命運感就消失了。「在這一點上，悲劇就和宗教或哲學不同。一方面，它並不把宿命論作為一種確定的信條，所以不是哲學；另一方面，它也不同於宗教，它深深感到宇宙間有些東西既不能用理智去說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的證明。正是這些東西使悲劇詩人感到敬畏和驚奇；我們所謂悲劇中的『命運感』，也正是在面對既不能用理智去說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證明的東西時，那種敬畏感和驚奇感。」[106]

  正因為悲劇誕生於命運感，所以悲劇在不同的時空就具有不同的命運：

  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沒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和整套神學，將神設想為半神半人，始終讓宇宙觀人生觀處於極不統一和混亂狀態而又對現存的一切持懷疑追問的態度，是古希臘民族的特點，所以古希臘時期產生了輝煌的希臘悲劇。「悲劇所表現的，是處於驚奇和迷惑狀態中一種積極進取的充沛精神。悲劇走的是最費力的道路，所以是一個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標誌。一個民族必須深刻，才能認識人生悲劇性的一面，又必須堅強，才能忍受。較弱的心靈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學教條中去，但希臘人卻不是那麼容易滿足於宗教或哲學，他們的心靈是積極進取、向多方面追求的心靈。他們面對著宇宙之謎時，內心感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激烈衝突。正是這種內心的衝突產生了希臘悲劇。」[107]「希臘人創造的悲劇是異教精神的表現，他們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義，另一方面又看見人的苦難、命運的盲目、神的專橫和殘忍，於是感到困惑不解。既有一套不太明確的理論，又有深刻的懷疑態度；既對超自然力懷著迷信的畏懼，又對人的價值有堅強的意識，既有一點詭辯學者的天性，又有詩人的氣質——這種種矛盾就構成希臘悲劇的本質。為了認清埃斯庫羅斯及其後繼者作品中那個十分陰鬱的世界，我們必須克服通常的偏見，不僅僅看到希臘藍色的晴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完整的哲學，以及希臘人超凡脫俗的靜穆。希臘悲劇是一種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產品，它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那個民族的必然產物。」[108]

  虔信基督教，強調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後審判以及人對神的服從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或者不再相信神話，將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神化，並進而崇拜理性與科學，則是近代西方人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中世紀的戲劇不過是戲劇化的聖經故事和聖徒傳說，都有進行宗教教育的明確目的，沒有悲劇意味。文藝復興之後，除間接繼承了古希臘悲劇形式和具有條頓民族的悲劇精神的莎士比亞創造了真正的悲劇外，高乃依和拉辛等人的悲劇已缺少命運感，讓基督教精神占了主導地位。當命運和天意都退縮以後，科學以及與它緊密聯繫的唯物主義和寫實主義興起，占了統治地位，「一切都用因果關係來解釋，甚至偶然和或然也進入了精密數學的領域，甚至昏暗的潛意識領域也被心理學家們暴露在意識的光天化日之下」[109]，一切奧秘都被斥為迷信，悲劇更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因而，古希臘悲劇在西方近代衰亡了。

  最講實際，最從世俗考慮問題，不大進行抽象思維，不想費力解決與現實生活好像沒有什麼聯繫的終極問題，宗教感情淡薄，道德感強烈，深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樂觀地「樂天知命」，對命運問題既不會在智能上表現出特別的好奇，也不會在感情上騷動不安，是中國人的特點，所以中國只有喜樂之劇而沒有悲劇。即使創作悲劇，也以大團圓結尾，如著名的《趙氏孤兒》等。

  相信天意而不相信命運，甚至天意、命運都不相信，而只相信通過宗教修行可以拯救自己，勇於為自己的言行、幸福和痛苦承擔責任，是印度婆羅門教徒和佛教徒的特徵。人間苦難只是促使他們皈依宗教的媒介，而不是他們樂於觀賞、思考的對象，所以印度也沒有悲劇。

  儘管歷盡艱辛，長期過著動盪不安的生活，對災難和痛苦有深切感受，但始終保持了深刻的道德感和強烈的宗教感情，堅信上帝創造的世界秩序井然，完全服從正義的原則，一切均由天意預先安排，而不是由命運支配，是希伯來人的特徵。所以，儘管他們不乏豐富多彩的詩的意象、真摯的感情，也沒有創造出悲劇。

  這意味著，古希臘悲劇——也就是真正的悲劇——只是人類歷史上在特定時空中開出的孤偉花朵。

  朱光潛關於悲劇興衰有無的議論在邏輯上和實證上是否站得住腳，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既然宿命論是人類各民族在原始時代的共同信仰，人在被逼得進行思考而又發現思考沒有什麼結果並且不滿足於任何思考結果是一種普遍心理現象，那麼，認定某個民族或某個人沒有命運感顯然在邏輯上說不過去。而且，各民族要舉出自己心目中的悲劇作為例證來證明本民族具有悲劇也並非難事。西方人在他們詞典的「悲劇」條目中盡可以說：「至於在東方，固然印度、中國和日本都有藝術水平很高的戲劇，但是，卻沒有足以在規模、精湛程度和形式靈活性方面同西方悲劇相比的悲劇。」[110]但東方人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戲曲中有許多描寫悲劇性矛盾的優秀作品，多數並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精神和理想化的結局。悲劇是戲劇的主要類型之一，為各國戲劇作家廣泛採用。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其內容和形態也不斷發生變化。」[111]顯然，朱光潛持悲劇為各民族各時代所共有的觀點。因而，朱光潛在這方面的議論是否正確，東西方人和東西方內部不同的悲劇學家還可以長期爭論下去。

  

  但是，朱光潛提出的悲劇與命運感的聯繫的問題卻值得注意。這至少證明，他不僅不同意文學史家、文藝理論家對於悲劇類型（如命運悲劇、性格悲劇、社會悲劇）的劃分，還不同意過失論、社會正義論、永恆正義論等悲劇觀。

  「命運悲劇」這個概念當然包含了造成悲劇的原因是不可知的命運這個意義。性格悲劇以性格為悲劇原因，社會悲劇以社會為悲劇原因，內涵卻比較複雜。如果性格悲劇是指人先天的氣質、稟賦是造成悲劇的主要因素，社會悲劇是指人類不得不處於社會之中，而處於社會之中的人因各執倫理之一偏或各有合理的生存欲望、理由而互相矛盾衝突，不得不釀成「社會處境悲劇」，那麼，這種所謂性格悲劇和社會悲劇實際上也就是命運悲劇。因為氣質、稟賦是命定的，無法改變的，人不得不處於社會之中而又不得不各執一偏、各執一理也是命定的，無法改變的。由此釀成為悲劇實質上也就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運悲劇。因而，與命運悲劇相區分的性格悲劇實際上應該只指因後天培養的性格上的缺失釀成的悲劇，社會悲劇實際上應該只指因社會上的惡勢力存在造成的悲劇。但從命運論悲劇觀看來，這種悲劇是否為悲劇或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卻值得懷疑。因為這種意義上的性格悲劇以後天能培養出良好性格防止悲劇生成為前提，社會悲劇以正義社會能抑制甚至消滅惡勢力造成的悲劇為前提，以道德理性、知識理性萬能和社會正義、永恆正義必勝為信仰，是具有特殊性、偶然性的悲劇。這種具有特殊性、偶然性的悲劇是否能稱得上悲劇或真正的悲劇就成了問題。與此相聯繫，過失論、社會正義論、永恆正義論悲劇觀是否為真正的悲劇觀也成了問題。

  由這個邏輯向前推，解脫論或生命論悲劇觀是否為真正的悲劇觀也值得懷疑。因為：解脫論信仰審美或涅槃這種暫時的或永久的解脫，認為人在審美或涅槃境界中能獲得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生命論信仰生命永恆，認為人以生命與命運搏鬥、嬉戲於命運帶給生命的痛苦之中能使人獲得一種全新的生命境界，同樣認為命運悲劇可以避免，賦予了命運悲劇以特殊性、偶然性。這樣一來，命運論悲劇觀就與其他一切悲劇觀相對立，成了朱光潛心目中唯一真正的悲劇觀。

  這是否太絕對？

  應該承認，重視並強調命運悲劇，堅持命運論悲劇觀，啟發了人們思考：一般所謂悲劇，實際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悲劇，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無可避免的悲劇，所謂避世、出世、玩世以消解這種人類性悲劇不過是人心造的幻影；一類是具有特殊偶然性的悲劇，是健全的人或健全的社會可以避免的悲劇，是有過失的個體或社會的悲劇。前者使人全身心地震撼、戰慄，對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充滿敬畏；後者使人憤怒，對一切過錯或惡勢力充滿惋惜或憎恨。前者可稱為命運感悲劇，後者可稱為過錯感悲劇。這兩類悲劇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應該予以區分。

  對這兩類悲劇的關係可以這樣來看待：

  生而為人，因為不可能是全能至善的上帝，反而是各有欲望，各執一理的凡人，又不得不在社會中生活，就必然有矛盾衝突，釀成無可避免的悲劇；但人要生存下去，又必然以孱弱之軀、有局限之智為世界立法，建立理性、道德、信仰等等，以使自己能活下去，因而又不得不常常忽略人類具有根基性的悲劇性，視許多悲劇為過錯性悲劇，以可以避免來安慰自己。這樣，就出現了不同層次的兩種類型悲劇。不承認命運感悲劇，人不可能有深廣的悲劇感、悲劇意識，但不承認過錯感悲劇，人簡直無法獲得生存的根據和勇氣，無法活下去。因而，兩類悲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為人類之所需。

  由此也可以看出，以命運論悲劇觀排斥其他一切悲劇觀，也會將人類引向死胡同：既然人類悲劇普遍必然，不可避免，活著又有什麼意義？自殺豈不是人類唯一的解脫之途？

  也許正因為考慮到了這一點，朱光潛並不單主命運論悲劇觀，同時又主生命論悲劇觀，讓生命與命運形成的張力作為自己悲劇觀的基點。於是，他又走向了尼采，形成了「命運論與生命論悲劇觀」。這意味著，與無可避免的命運悲劇相對抗的只有無論如何也要生存並生存得有意義的生命！從哲學上說，唯一的「命運」概念不成其為概念，只有與「生命」概念對立，「命運」和「生命」才成為各有意義的概念。這也就是說：是誰在感受「命運」？是「生命」。是誰在使「生命」成為能思考、要行動的「生命」？是「命運」。二者密不可分。

  當然，如果作更深廣的思考，人們還會發現，命運不僅在製造人類的世俗「不幸」，也在製造人類的世俗「幸福」。中國古人所謂吉凶禍福、壽夭貴賤均由「命」或「天命」支配的觀點，倒是一個比單純把兇險、災禍、夭折、貧賤歸之於命運的觀點更為深刻的觀點。命運難道只是在為人造禍而不在為人造福嗎？反省人生，廣察人類，恐怕很難否認命運的這種雙重性質。這樣一來，人生虛無感也就是一種更為深廣的悲劇感就會襲人而來。而感受這種「虛無」的，又是人的「自我」。因而，「自我」如何在「虛無」中挺立或尋求安慰，又是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現代許多哲學正圍繞這一對命題而展開。由此，悲劇意識、悲劇問題又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因而，提出「命運論和生命論悲劇觀」並強調「命運論悲劇觀」是朱光潛的一大貢獻，因為它引發了許多益人神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