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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不是理論家。他的言論有一些矛盾，甚至是糾結不開、無法可解的矛盾。

  按照邏輯，他既然反對「吃人」就應該提倡「愛人」。但是，在「人」還不是人，只是奴隸和暴君或身兼二任者，並沒有察覺或者不願不敢察覺「吃人」這一事實的時候，覺醒者是不是應該無條件地愛他們呢？是不是應該分別對他們說「你吃好」「你乖乖地等著被吃」呢？或者乾脆讓自己被他們搶著吃？但是，如果不提倡「愛人」而主張「以惡抗惡」，平等觀念又從何而來？「抗惡」的過程會不會使抗惡者變成「惡」並最終以他的勝利來啟動又一次「吃人」的輪迴？他都沒有想清楚、說清楚。

  同樣按照邏輯，究竟應該先有「不吃人」的社會制度才會有真正的人，還是先有真正的人才會有「不吃人」的社會制度？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真正的人，哪裡會有「不吃人」的制度？即使有所謂「新制度」，也只能展示「新制度」下「新暴君」和「新奴隸」的「新吃法」。但沒有「不吃人」的制度，又哪來真正的人？即使有所謂「真正的人」，也是割不斷與「吃人」制度相聯繫的人，不能不「以惡抗惡」的人，而他的所謂「先導權」是否是真正的「先導權」，他的所謂「純潔性」是否是真正的「純潔性」，也值得懷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是不是應該期待真正的「聖人」「精英」「天才」以及他們創造的既能得勝於名利場中又能超然於功利之外的奇蹟呢？世界上如果真有這樣的奇蹟，奇蹟又怎樣誕生？它究竟是可遇而不可求還是求之必遇呢？人類究竟只能「撞大運」還是有解放、進步的方案可循呢？都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魯迅並不是沒有感受到這些矛盾的存在，因而他有恨也有愛，但在「恨」的時候表示過對「以手杖打人」「復仇」的懷疑，在「愛」的時候表示過對使人「清醒」、予人「希望」、承諾「前途」的懷疑。不過，他終究由「心如止水」的殭屍、混混沌沌的夢遊者變成了「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並且深知人生和人世悖論的人。

  因而，魯迅具有的是生命論人格論悲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