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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了眼」看到了中國的悲喜劇，尤其是中國人心靈的大悲劇；「別求新聲於異邦」，又看到了西方「立人」所走過的漫漫長路：魯迅給自己確定的任務是做一個反抗一切專制、黑暗的戰士和喚醒人們覺悟、走向生命新途的吶喊者。他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立志掃蕩食人者，掀翻人肉筵席，以不怕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的勇氣，敢用骨肉碰鈍鋒刃、血液澆滅煙焰的精神，勇往直前，肉搏強敵，希望在荊棘叢生的地方踏出路來，在「刀光火色」中捧出「新世紀的曙光」。

  由此，他也受到許多傷害，承擔了許多痛苦。惡勢力的壓迫，人們的不理解，他衷心熱愛的年輕人的出賣，「朋友」「友軍」的暗箭，他都經受過。他感到過沖入「無物之陣」的無奈，「自舐傷口」的酸楚，在荒原中吶喊的寂寞，以及深入思索中的困惑和無法與人溝通的孤獨。但是，他沒有退縮和懺悔，直到臨死，還向代表專制、黑暗勢力的人舉起了「投槍」：「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54]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主要是一個為維護生命的創造權利、人格的獨立、「立人」而吶喊而戰鬥的戰士，因而他在任何時候都不放棄自己的創造權利與人格獨立。

  他曾說：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是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55]

  

  這種戰士是不「蒙昧」而有文化有知識有主張的，是不「疲憊」而有堅強意志、旺盛戰鬥力的，是不依靠「毛瑟槍」「盒子炮」裝腔作勢，狐假虎威的，是不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等外物的保護的，是只依靠本色、真誠的「自己」，只相信自力的。即便某個時候自願遵了前驅者的「將令」，也明說：如果某些「將令」（如「國防文學」口號）不可遵，不願遵，就批判；如果發現發號施令的人儼然「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在暗夜裡幹些鬼蜮勾當，就揭發、鬥爭，「投一光輝」，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從來不迷信「《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的權威；不聽從「皇上的聖旨」「金元」「真的指揮刀」的命令；不盲從大多數，寧願做「不憚於前驅」的「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即使「受了傷」，也「躲入深林，自己舐干、紮好，給誰也不知道」[56]。

  他懷疑，不斷地向自己提出問題。

  他懷疑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清末的「造反」「革命」、民初的「復辟」是不是一個本質上「不痛不癢」，實際上又使不少人「吃苦，受難、滅亡」，僅僅關涉頭髮去留的殘酷的「儀式」。[57]

  他懷疑辛亥革命式的社會政治變遷，最終是否會落到與舊社會舊政治「都一樣」「差不多」的局面中去，會不會使人像停在一個地方的蜂子或蠅子，「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最終只能導致失望、無聊、頹廢。[58]

  他懷疑為「預約」的「黃金時代」而受苦是否值得，在鐵屋子裡「清醒」是否比「昏睡」而入「死滅」更讓人舒服，甚至所謂「預約」的「茫遠」的「希望」是否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人在充滿理想時磨鍊出來的豁達無畏的言論是否只是人難以面對的「空虛」。[59]

  他追問人被逼得使用自己輕蔑過的手段——「以手杖打人」是否是人生的一種「悲哀」，追問矢志不渝、用心良苦、籌劃周密、場面壯觀的「復仇」最終導致的是否只能為世界留下三顆互咬的頭顱和三堆無法分辨的頭骨。[60]

  有時他覺得，「人」不過是女媧做無聊遊戲時的產物，而「人」煞有介事地創造的「文明」和「學問」不僅不能拯救他們自己，反而平添了許多無聊的爭鬥；所謂有獨立人格、真摯性情的人的一生，不過是「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裡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是「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的「一匹受傷的狼」的一生；而他自己，不過是為了走出「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的地方，聽從一種聲音的召喚，不怕受傷、不怕流血、「息不下」地往前走的孤獨「過客」。至於前面究竟是開滿野百合野薔薇的勝地還是「墳」，他不管，也不知道[61]。

  他就這樣考問著歷史，考問著社會政治，考問著理想，考問著人生手段，考問著創世與文明，考問著自己的靈魂，仿佛只有經過這種考問的「刀光火色」、靈魂的肉搏，創造生命、有獨立人格的人才能誕生，儘管這種人永遠只能帶著批判、懷疑、追問、孤獨乃至茫然上路，但他已經是他「自己」。而只有人人都是他「自己」，人才是人，中國才是「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