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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其次則應該通過反省，找出「吃人」的悲劇和使人變成「非人」的悲劇產生的原因，借鑑西方「立人」的經驗，使每個中國人都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魯迅在前引《摩羅詩力說》一文中曾說：「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所謂「平和」，就是中國人竭力維持的那種「平和」心態。所謂「人道」，即人之道，生命之道。「平和」可以被「攖人」之聲所打破，也可以被自己「睜了眼」看現實，發現種種悲喜劇而打破。打破之後，人就不能不面對現實來思考，來選擇新的人生道路。「立人」也就從這裡開始。他曾說：「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51]

  那麼，怎麼「立人」？魯迅主張「別求新聲於異邦」，借鑑西方經驗，以形成自己的新文化。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敘述了西方自世紀紀年之初至19世紀末的文化思想史，也就是西方人文精神發展史、「立人」的歷史。他認為，羅馬教權統一歐洲形成的教皇專制「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幾絕」，使英特之士「緘口結舌而不敢言」。路德宗教改革，才使「束縛弛落，思索自由」，引出了平等觀念，推動了科技和貿易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歐洲人「進而求政治之更張」，反對「在下者不能加以抑制」「以一意孤臨萬民」「驅民納諸水火，絕無所動心」、造成「生計絀，人力耗」等嚴重後果的專政王權。英、美、法諸國革命成功，出現了民主政治，確立了平等自由觀念，使「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餘年之業績」。但其流弊是「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以物質文明「範圍精神界所有事」，阻礙了文明的發展。於是，19世紀末，「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非物質，重個人」的新思潮又興起。它是西方「人智彌進」，總結歷史經驗，「得其通弊，察其黮暗」的產物，它「據地極固，含義甚深」，不會「突見」「突滅」，是「將來新思想之朕兆」「新生活之先驅」。

  魯迅先生認為，儘管西方文化思想在每個時期的發展各有「偏至」，但其基本精神是鼓勵人們敢於「不平」，勇於批判，立志改革，並在這個過程中培育了「悟人類之尊嚴」「識個性之價值」的獨立人格。宗教是在「不平者多」「林林之民，咸致同情於不平者」的情況下開始改革的；王權是在革命中被推翻的；而自革命成功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者首，繼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無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反對「多數」專制和物質文明崇拜的新思潮才再度興起，為防止毀滅個性、「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保持「獨創之力」做出了貢獻。他認為，正是這種以「立人」為主導的思想，使西方文化獲得了不斷發展的內驅力量，展現了勃勃生機。

  因而，魯迅先生認為，當時的中國雖然百事待舉，但最重要的是「張靈明」「任個人」，使中國成為「人國」：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強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52]

  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53]

  所謂「尊個性而張精神」，就是意識到「張大個人之人格」乃「人生之第一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保持批判精神和獨創能力；所謂「別立新宗」，也就是取西方文化「立人」之「神明」，培養國人的人生自覺，發揚蹈厲國人的「個性」。他認為只有如此，中國才有不再「槁喪」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