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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對悲劇的態度也為王國維所關注。他以《紅樓夢》作者不敢自署其名，後人又不努力去考證作者姓名和著書年月為證，說明中國人不喜歡、不重視《紅樓夢》，並由此推論，「可知書上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他認為這有心理上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沉溺於生活之欲」而缺乏「美術（按：即審美）之知識」；也有文化傳統、民族精神方面的原因，因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這種精神反映在戲曲小說創作上，就是「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其具體表現則是：第一，在內容的選擇和情節的安排上，「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總有一個令人高興的「大團圓」結局；第二，在表達的思想方面，是絕對相信社會自有正義，「善人必令其終，惡人必離（按：即遭受）其罰」。因而戲曲小說總是敘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最終皆大歡喜的故事；稍有不合規範，則用續書的形式進行補正。如果不這樣做，「欲饜讀者之心，難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喜歡、不重視《紅樓夢》就是很自然的事。

  應該指出，王國維僅僅從作者未署名、後人對作者考證不夠來說明中國人不喜歡、不重視《紅樓夢》，並無說服力。據文學史記載，《紅樓夢》問世之後，讀它，談論它，對它「愛玩鼓掌」「讀而艷之」的人並不少，為了品評書中人物，「遂相齟齬，幾揮老拳」的事發生過，被書中的愛情故事感動得「嗚咽失聲，中夜常為隱泣」的事也發生過。知識分子中間，還流傳著「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好書是枉然」這樣的話。續書多、考證本事的說法多，以及封建衛道士對這本書「嚴行禁止，率不能絕」的事實都說明中國人不是不喜歡、不重視《紅樓夢》[29]。

  如果用王國維的說法來證明蔣智由的「中國無悲劇」說，更不符合事實。王國維不但在《紅樓夢評論》中說過《紅樓夢》《桃花扇》是悲劇，又在《宋元戲曲考》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中說過：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樓》《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從這個觀點看，王國維以中國人不喜歡、不重視《紅樓夢》為前提得出的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結論就值得懷疑。

  但是，中國人即使喜歡、重視《紅樓夢》，也主要不是從王國維所理解的悲劇角度來理解《紅樓夢》，中國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一種世間的、樂天的精神，卻是事實。

  

  魯迅曾說：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佳人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30]

  這大抵就是中國大多數人看待《紅樓夢》的態度。

  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充滿世間，樂天精神的儒家文化，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由此可知，爭論中國古代有無悲劇以及這種有或無反映了何種民族精神並無多大意義，有意義的是在中國古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培養了何種民族精神。儒家文化是「樂感文化」毋庸置疑，支撐「樂感文化」的則是一種以「天威」為後盾、以「仁義禮智」為內容的「善」必然戰勝「惡」的信仰。但自古以來，人們對「天」是否善就存在懷疑。實際上，支撐「樂感文化」的是以專制制度為後盾的所謂「善」必然戰勝「惡」的信仰。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專制制度不可能維護真正的「善」又是人們每時每刻都感到的事實。因而「樂感文化」只能靠專制制度的淫威和人們的自欺來維持。以「善」「正義」的名義行巧偽、欺詐以遂其私，就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而且，即使人們早已拋棄了道德訓誡，早已沒有絲毫超越精神，早已變成了打著「善」「正義」旗號、充滿私慾的禽獸，仍然在互瞞互騙地說「善」必然戰勝「惡」。這實際上是在唱關於「人」的「空城計」。到晚清時代，到帝國主義入侵的時代，說「中國無人」恐怕已不是一種憤怒，一種諷刺，而是一個事實。「無人」而又要說「維新」，說「革命」，要扯起各種新旗號，是不是只會演出喜劇或鬧劇？這恐怕正是王國維最為擔心的地方。

  從這一點切入去理解王國維的悲劇論，我們也許才會收益良多；而悲劇果真能起王國維所說的造就「新人」的作用，就不是對悲劇性事件作「正義」解決的正劇所能代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