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似乎是與歐、蔣相呼應，青年魯迅1908年以「令飛」為筆名在同盟會河南分會的機關刊物《河南》雜誌上發表了《摩羅詩力說》一文，站在社會進化論的立場上就中國詩史中為什麼少「爭天抗俗」之聲而多「順世和樂」之音進行了思考，發表了意見。他說：

  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西方同（按：即不崇奉社會進化論）。心神所往，遼遠在於唐虞，或逕入古初，游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故作此念者，為無希望，為無上征，為無努力，較以西方思理，猶水火然。非自殺以從古人，將終其身更無可希冀經營，致人我於所儀之主的，束手浩嘆、神質同隳焉而已。

  又說：

  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

  「不攖人心」即不觸動人心。人心不願為任何事物所觸動，自然也就平和喜樂了。

  與此同時，如果出現了具有「攖人之心」這類思想情感的天才（「性解」），專制統治者和中專制之毒的民眾就要將他捕殺，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有人攖入，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亡。

  

  帝要「保位」，民要「安生」，自然要將「攖人」之聲撲滅，將發出「攖人」之聲的天才扼殺。魯迅認為，只有「平和」之聲而無「攖人」之聲的國度是「帝道」的國度而非「人道」的國度。如果「攖人之心」的天才詩人出，「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徹於靈府」，使所有的人「皆舉其首，如睹曉日」，「高尚發揚」其「偉美強力」，「污濁之平和，將之以破」。而「平和之破，人道蒸也」，維護「帝道」的「平和」就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上至天帝，下至輿台」，也就是當慣了奴隸主的帝皇和當慣了奴隸的民眾萬萬不能允許的，所以他們必然對「攖人之聲」及表達它的天才「協力而夭閼之」，以「永保其故志」。

  如果不能絕滅「攖人」之詩和天才詩人，則要「設范以囚之」，制定種種規範來囚禁它：

  如中國之詩，舜雲言志；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

  比如中國的詩歌，用《尚書·堯典》里記載的舜的話來說，是用來抒情言志的。按照這個觀點，人們自然可以用詩歌自由地抒發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各種思想情感，包括能「攖人之心」的思想情感在內。但是，後來儒家的所謂「賢者」，卻不說「詩言志」，而說詩歌是用來約束人的性情的，孔子也用「思無邪」來概括《詩經》三百篇的主旨。這樣，詩歌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改變。「言志」受到了約束，「人志」受到了囚禁。人們獲得的，便是皮鞭鐐銬下的「自由」。所以，中國千古詩壇，只有一片污濁的「平和」之聲：

  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無可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亦多拘於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於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乎？

  這樣，歌功頌德、脅肩諂笑之作，隔膜拘謹之作，可有可無之作，就充斥於詩壇。如果越雷池一步，就會遭遇「交口非之」的命運，更不用說「反常違俗」了。即使偶爾出現個把屈原式的人物，「抽寫哀思，郁為奇文」，雖無「反抗挑戰」之心，但因「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也不能在後世找到真正的知音。人們欣賞的不過是《離騷》中的「鴻裁」「艷辭」「山川」「香草」而已，僅僅「著意外形」而「不涉內質」。其結果便是「孤偉自死，社會依然」。所以：

  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於今日。大都詩人自倡，生民不耽。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

  這樣，千古以來，在歷史退化觀、「無為而治」的社會觀的浸淫下，在專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禁錮下，中國就沒有了震人耳鼓的「偉美之聲」，而只有「鞭策羈縻」之下的「平和之聲」。這對我們理解中國為什麼很少或沒有悲劇而多喜劇是有啟發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