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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目前見到的資料看，上面兩篇文章大約是我國20世紀最早談論悲劇的文字，作者有感而發而且寫得慷慨激昂。但是，也必須承認，他們在豪情滿懷、急於事功之時，對悲劇中蘊含的一些應該回答的問題卻來不及思考和說明：

  描寫失敗慘事的戲劇為什麼能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使人們痛下改行新政和振興國家的決心？

  

  描寫志士仁人困頓流離終歸失敗乃至毀滅的戲劇為什麼能激動人們堅守理想，培養高尚的人格精神？

  喜劇為什麼只能為社會「種孽」，使社會多「慘劇」？悲劇為什麼反而能為社會「造福」，使社會多「慶劇」？

  看來，在歐、蔣下筆為文之前，有三個前提對他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大多數人都是以社會為本位的清醒、理智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敢於面對社會現實中的苦難，並享有描寫和觀賞苦難的自由。否則，悲劇就無法誕生。

  二是大多數人都具有相同的社會正義觀，善惡分明，愛憎強烈，都以「愛國」「志仁」（有志於仁）為善和正義。對惡壓倒了善，正義遭到了否定憤憤不平。否則，描寫善和正義遭到否定但又對善和正義表達強烈同情的悲劇就引不起共鳴。

  三是大多數人都具有社會正義必勝的信仰，相信社會正義的暫時失敗是它必然勝利的前奏。否則，悲劇就只能令人悲觀失望而不能使人振作精神。

  這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說明歐、蔣既是清醒、理智的現實主義者，又是富有社會正義感且具有社會正義必勝這一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關注的是惡壓倒善的社會悲劇，形成的自然是一種信仰社會正義必勝的樂觀主義的悲劇觀，可簡稱為樂觀的社會正義論悲劇觀。

  他們具有這種悲劇觀自有道理。

  首先，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維新分子，甚至一度傾向革命，其思想觀念代表了當時的社會正義，他們也相信社會正義必勝。

  其次，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悲劇性事件的時代，對專制統治者中的頑固派和被他們愚弄的國民不敢直面悲劇、深自反省反而粉飾太平貪圖喜樂深為不滿。而這一點，又有太多太多的歷史事件可資佐證。

  如所周知，19世紀40年代那場鴉片戰爭已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奇恥大辱。但是，封建專制統治者中的頑固派和部分國民在這場悲劇之中和之後，卻表現了不敢面對現實反而互瞞互騙的劣根性。

  1841年5月，廣東戰事失敗，清朝將軍奕山向英軍卑屈求降，卻對皇帝誑報大勝，說什麼「焚擊痛剿，大挫其鋒」，說英人「窮蹙乞撫」。道光皇帝則諭稱：「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遞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籲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8月，颶風襲擊香港，奕山又奏：「海洋陡發颶風，擊碎英夷房寮碼頭，並漂沒船隻。」「此皆我皇上至誠感神，海靈助順，該夷定皆震懾天威，心寒膽裂。」道光皇帝則據奏宣布上諭說：「仰蒙昊蒼垂佑，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篷，吹卷無存。所築碼頭，坍為平地，掃蕩一空，浮屍滿海。」令奕山等「分詣各廟宇虔誠行禮，答謝海神」，並為數百名文武官員升官晉級。但實際上，英軍在他們得意忘形之際已經攻陷廈門，進取浙江了。1842年8月前夕，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馬上就要簽訂，清朝君臣還在一唱一和互瞞互騙。臣說英人「貌甚恭謹，詞甚諄切，不得不俯順其請」，君則說「當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誠，允准通商，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啟兵端，違悖天理」[7]。這以後，不平等條約一簽再簽，清王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分子不僅不敢正視現實，痛改前非，勵精圖治，反而借「辦洋務」之機，中飽私囊，貪贓枉國，把專制制度吏治腐敗的劣根性徹底地暴露出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實行維新才30年的彈丸小國日本又將並非沒有「洋槍洋炮」的泱泱大國中國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這時的中國的確像梁啓超1896年在《變法通議》中所說：

  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梁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8]

  這是說，中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再耽於喜樂，自我麻醉，悲觀失望，束手待斃，或滿足於小改小革，面臨的就是滅亡的命運。於是才有維新變法之議。但是，儘管維新派的改革措施條條在理而且相當溫和，依然受到了頑固派的堅決抵制和殘酷鎮壓。103天的「戊戌變法」開始得轟轟烈烈，卻不得不以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的悲劇作為收場。接踵而來的，又是「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惟知痛哭，束手待斃」「補苴罅漏，彌縫蟻穴」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一看到汪笑儂敢於以《黨人碑》影射戊戌悲劇，作為維新志士的歐、蔣豈能不從理性主義、理想主義、正義主義角度，站在維新乃至革命的政治立場上為悲劇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