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02年，戊戌變法領袖人物康有為的學生，歷任《時務》《知新》《清議》三報主筆的歐榘甲[4]遠赴美國任《文興報》記者。這位「文學優長，議論豪放」，在國內「極受時人所稱賞」的記者到美國後面對先進的西方文明，反思國內種種現象，自然感慨良多。使他驚訝的一件事是：在舊金山華人圈子裡看廣東戲，發現身處美國、理應接受西方文明的華人迷戀的戲劇依然是中國傳統的「前朝遺曲」。其形式是「舊曲舊調、舊弦索、舊鼓鑼」，其內容是「紅粉佳人，風流才子，傷風之事，亡國之音」，簡直使人「不忍卒觀」。於是，他以「無涯生」為筆名，撰寫《觀戲記》一文，發表在1903年舊金山《文興報》上，鼓吹中國戲曲「不可不大加改革」。文章首先介紹法國和日本戲劇，說明反映現實悲慘事件的戲劇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巨大的社會作用，並以此為例證強調中國戲曲改革的必要性。他回顧說，法國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失敗時，「其哀慘艱難之狀，不下於我國今時」，但是，當時舉國上下「欲舉新政」，乃於巴黎建造劇場，搬演普法戰爭失敗的慘劇，以激勵民心、鼓舞鬥志。他描寫觀眾在觀劇時的表現說：

  凡觀斯劇者，無不忽而放聲大哭，忽而怒髮衝冠，忽而頓足捶胸，忽而摩拳擦掌，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莫不磨牙切齒，怒目裂眥，誓雪國恥，誓報公仇，飲食夢寐，無不憤恨在心。

  請記住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又稱讚慘劇發揮的社會作用說：

  故改行新政，眾志成城，易如反掌，捷於流水，不三年而國基立焉，故今仍為歐洲一大強國。演戲之為功大矣哉！

  接著，他又敘述他在日本觀看描寫明治維新初年艱難狀況的戲劇所見到的情景：

  日本人且看且淚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額，且大聲疾呼，且私相耳語，莫不曰我輩得有今日，皆先輩烈士為國犧牲之賜，不可不使日本為世界之日本以報之。

  他的感想則是：

  記者旁坐默然而心語曰：為此戲者，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勝於千萬演說多矣！勝於報章多矣！

  由此，他將外國戲劇改革成功的例子與他在舊金山看到的廣東戲以及整個中國傳統戲曲相比照，在分析了後者的源流、演變之後，得出的結論是：凡「陳腐之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隻可能「傷風敗類」，而隻有仿效外國戲劇的「賢人君」之作，才能「為移風移俗之助」。

  他發現，當時中國戲曲改革也已露出了一線曙光，汪笑儂[5]撰寫的影射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戲曲《黨人碑》就是戲曲改革的先聲：

  近年有汪笑儂者，撮《黨人碑》，以暗射近年黨禍，為當今劇班革命一大巨子。

  他為這個令人驚喜的事實歡呼道：

  意者其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於亞洲大陸歟？

  文章最後，則用更為鏗鏘有力、語重心長的語言號召改革戲劇以改造和振興中國：

  蔣心餘[6]之言曰：天下之治亂，國之興衰，莫不起於匹夫匹婦之心，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感觸。感之善則善，感之惡則惡，感之正則正，感之邪則邪。感之既久，則風俗成而國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國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國之興衰之根源也。記者曰：蔣君其知本哉？雖然，其特此哉？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者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

  在這裡，他已十分明顯地將戲曲與人心、風俗、國政聯繫在一起，認為戲曲所表現的內容與精神有左右人心之高卑、風俗之邪正、國政之興衰的作用。而戲曲的改革，也必將為中國培植新人心、新風俗、新國政。

  這篇文章，很可能是我國20世紀乃至千古以來第一篇在與外國戲劇比較的情況下寫出的涉及「悲劇」的文章。儘管歐榘甲既將以失敗為結局的慘事稱為悲劇，又將以成功為結局的艱苦歷程稱為悲劇，對「悲劇」的理解還較混亂，但他用栩栩如生的描繪、慷慨激昂的言辭拉開了中西戲劇比較的大幕，並敏銳地注意到了：第一，西方人乃至於明治維新之後努力向西方學習的日本人都不憚於將國家失敗的慘史、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搬上舞台以激發民志、改造人心，而中國傳統戲曲長久以來卻安於搬演「紅粉佳人、風流才子」的風流韻事，隻圖以醉生夢死式的自戕來粉飾太平，不敢以直面社會人生負面的精神來提高和改造世道人心。第二，這不僅僅是一個戲劇問題，也是一個民族精神素質的問題，它與一個民族是否敢於破舊立新，除暮氣立雄心，去亡國之象而鼓振興之氣密切相關。當他指出中國人即使身處海外，沐浴著歐風美雨，心靈深處依然依戀著故國古都、老大帝國的「前朝遺曲」時，人們就更不能忘記：這種戀舊厭新，不思改進的文化精神習俗是何等根深蒂固！要改造它，真是談何容易！也許正由於此，探討「悲劇」「悲劇意識」「悲劇精神」等問題，對中華民族大多數人來說始終是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