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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東渡日本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之一梁啓超痛定思痛，想到了改良國民素質和喚起民眾實行革命破壞的問題。

  1902年，他在《新民說》的敘論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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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求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1]

  的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即如梁啓超的朋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完全可以東渡日本以求保全生命之時敢於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就已驚天動地。然而，戊戌變法失敗了，歷史上歷次起義、改革也都失敗或蛻變了。許許多多前仆後繼戰鬥的「中國的脊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3]。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專制統治者的陰險殘酷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民眾因中專制文化之毒甚深而不覺悟，也是重要原因。民之於國，的確好像四肢五臟筋脈血輪與「一身」的關係，沒有肢斷血涸而能存身的道理，也沒有民愚心死而能立國的道理。因而，攝生以強身，新民以榮國，就是每個有維新、革命思想的人面對戊戌悲劇不能不反省、思考的問題。

  於是，梁啓超比較中西文化，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的主張，批判中國不講進化、不求進步、保守落後的國民性。探本溯源，他認為「大一統而競爭絕」「環蠻族而交通難」「言文分而人智局」「專制久而民性漓」「學說隘而思想窒」是形成落後國民性的五大原因。前二者出自「天然」，後二者源於「人事」。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講「天賦人權」，講「人道」：「天生之而賦此權利之智識，且賦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幾乎息矣。」但中國長久的專制政體，培養的卻是「私天下為一姓之產」的「霸者」和「不顧公益」「自居於奴隸盜賊」的國民，所以「群治不進」。他又說：「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但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只有「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以束縛國民，「自賊而賊國民」的文化，所以，「全國之思想界消沉極矣」。這就使中國到了非「破壞」不可的程度：「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他主張：「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這的確像如磐暗夜中的吶喊，引起了主張維新、革命的人士對國民性，保守與進步、專制與自由、改良與破壞的注意。

  同時，他還提出了建設新的國民精神的問題。他認為：「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法律道德，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而要保持這種「特質」，還要「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並不斷加以淬厲、濯拭、鍛鍊、培浚，以求歲歲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

  與之相呼應，1903年，進步雜誌《浙江潮》《江蘇》又先後發表《國魂篇》和由資產階級革命派著名文學家金天翮（署名金一）撰寫的《國民新靈魂》，主張建設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它們或者說：「一民族而能立國於世界，則必有一物焉，本之以特性，養之以歷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於種種社會，扶其無上之魔力，內之足以統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與異族抗。其力之膨脹也，乃能轉旋世界而鼓鑄之，而不然者，則其族必亡。茲物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魂。」或者說：「是故特殊之靈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數之靈魂足以代表一國，有華美高尚櫻花之魂，而日本以之名其國也；有凌厲鷙鶩荒鷲之魂，而俄羅斯以之名其國也；有高掌遠跖神奇變化猛獅之魂，而英吉利以之名其國也。夫國而無魂，乃以陳死之人而充國民之數矣，可乎哉？」

  但是，他們看到的卻是中國大地充斥著種種愚昧怯弱的舊靈魂。金天翮在《國民新靈魂》中描寫道：

  夢饜於官，詞囈於財，病纏於煙，魔著於色，寒噤於鬼，熱狂於博，涕縻於游，痁作於顫，種種靈魂，不可思議。而於是國力驟縮，民氣不揚，投間抵罅，外族入之，鐵鞭一擊，無敢抗者，乃為奴隸之魂，為仆妾魂，為囚虜魂，為倡優魂，為餓殍待斃一息之魂，為犬馬豢養搖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則商黯其色，工卒其容，農喘其息，士淹其氣。悲風吹來，四山落葉，晚景襲人，燈燭無光，暮氣入床，沉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國魂，中國魂！

  這是說，在中國大地上遊蕩的都是一些為官、為財、為煙、為色而夢囈瘋魔的人物，他們怕神怕鬼，自由散漫，疾病纏身，而又為蠅頭小利進行狂熱的賭博。一當外族侵入，便乖乖聽命，降為奴隸、仆妾、囚虜、倡優，以搖尾乞憐的方式維持奄奄一息的生命，沒有絲毫凜然正氣。

  而這一切，又來源於專制制度的壓迫。發表在《國民報》第二期的《說國民》一文說：

  且也今日之中國，報館有禁，出版有禁，立會演說又有禁，倡公理則目為邪說，開民智則誣為惑人。坐是種種，而中國國民之種子絕，即中國人求為國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師以率徒，兄以詔弟，夫婦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韜晦、曰柔順、曰服從、曰做官、曰發財。故卒舉國之人而無一不為奴隸，即舉國之人而無一可為國民。

  這種情況當然亟待改變。因而，一時間，「中國之國魂安在乎」「國魂乎，盍乎歸來乎」的悲愴呼號此起彼伏，鼓吹建設冒險魂（山海魂）、宗教魂（魔鬼魂）、武士魂（軍人魂）、遊俠魂、平民魂（社會魂）等等新靈魂的倡議也響徹中華大地。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注意到悲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