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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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至今已經寫了11部長篇小說，《蛙》（上海文藝出版社）是第11部。這第11部長篇小說對於莫言具有很特殊的意義。2011年，這部作品獲得了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緊接著作家就獲得了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對於獲得「茅獎」，記得有評委聲稱，莫言早就應當獲「茅獎」了。言外之意雖然《蛙》不是莫言最好的長篇小說，但也應當評給他，似有以人授獎的意思。莫言則乾脆在瑞典直接推薦自己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而沒有特別推薦《蛙》。

  但是，諾貝爾文學獎在獎勵作家全部創作成就的同時，通常是要特別強調其代表性作品的，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是頒獎詞中特別提到的代表性作品。這一次瑞典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在頒獎詞中指出的莫言代表性作品是《蛙》和《豐乳肥臀》，而不是《生死疲勞》。

  不過，讓我們有點兒詫異的是，諾獎主席在提及《蛙》和《豐乳肥臀》之後，緊接著評價道：「用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將民間故事、歷史事件與當代背景融為一體。」這就有點兒張冠李戴的意思，有些混搭的感覺。因為，讀過《生死疲勞》《檀香刑》的讀者，想必能得出結論，這些評語最適合於這些小說。而莫言從最負盛名的《紅高粱家族》到《豐乳肥臀》，特別是最新的《蛙》，在內容上並沒有特別鮮明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作品是作家的兒女，在一群兒女中允許生身父母有所偏愛。甚至要允許偏愛會隨時隨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哪怕是策略性的、權宜性的、情緒性的，也是尋常之事。記得莫言曾在獲「茅獎」時對媒體說：《蛙》是我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對我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到了斯德哥爾摩，他卻重點推薦《生死疲勞》。也許這兩部作品在莫言心裡本來就有高下，或者後來位置有了變化，或者推薦的策略有所調整，都是可能的。至於諾獎委員會的頒獎詞，為什麼生出張冠李戴或者混搭的效果來，目前尚不得而知。

  新批評主義批評家認為，作品一旦面世，就有了自己客觀而且獨立的生命，是文學世界的一個實際存在，一般來說也就容不得作者來判她的生死，怎麼看待和評價這部作品的文本價值，乃是讀者和批評家的事情。無論莫言怎麼對待自己的《蛙》，這個《蛙》對於莫言文學地位和榮譽的造就，具有特別的意義，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為此，分析評價此作品的價值，為人們理解作品、研究作家甚至反觀文學評獎，都具有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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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篇小說《蛙》是莫言最為直面社會、直面人生的作品。

  長篇小說《蛙》以「我」和「姑姑」兩個特殊人物形象為貫穿，通過農村生育方式的變遷和衝突，深入細緻地敘述了高密東北鄉人們的生存狀態。「我」是親見親歷親為者。「我」在數十年的社會中艱難成長與掙扎，對人世有細微的觀察和體驗，最後既是一個受害者，又是一個罪孽事件的主角。「姑姑」則是全篇小說主要情節的主角。她是幫助許多生命降生的天使，又是許多生命被扼殺在誕生之前的組織者和操作者。她像是一個殉道者，自稱是「組織的人」，組織需要做什麼她就義無反顧地去完成。新政權剛建立，在鄉村推廣科學的接生技術，剛畢業的「姑姑」接生了高密東北鄉上萬名新生兒，包括王肝王膽兄妹、陳鼻、王手等人。後來搞計劃生育，「姑姑」帶領計劃生育工作隊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強行做人流，而導致王膽等人的死亡。最震撼人的是，由於「姑姑」的威逼，「我」——她的親侄兒，妻子也因為超生被逼引產，死於「姑姑」之手。隨著時代演進和人們精神思想的變化，也隨著故事的發展，「姑姑」從瘋狂中恢復了正常的思維。她這才發現自己在義無反顧中做了多少不忍回顧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後半生來贖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兩千八百個小泥人，供在三面牆的龕里，為他們念佛超度。

  只要大體了解作品的故事梗概，人們不難理解到，《蛙》是一部具有相當社會勇氣和藝術勇氣的社會性小說。很明顯地直刺現實的精神，這在莫言之前的所有作品裡是沒有的，它在莫言的創作中，是一次重要的突破。

  在莫言此前比較成功的長篇小說中，題材通常是回顧性的，主題通常是歷史性的，給我們的感覺是強烈的歷史性和夢幻感。在我國文學創作的環境裡，作家這樣做是既可以具有深刻性、哲理性，又可以具有一定的勇敢而超拔的氣質，而又比較不擔風險，譬如《生死疲勞》《豐乳肥臀》《檀香刑》。作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儘管題材、事件具有當下性，衝突具有尖銳性，在當時，在揭示官僚主義與人民大眾深刻矛盾方面不可謂不大膽，然而，大體上並沒有與現實宣傳要求形成根本衝突。更不用說《酒神》等長篇小說，儘管也直接講述當代生活故事，然而，它們的現實敏感性卻都沒有超出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蛙》則既抱持著莫言小說強烈的歷史性和夢幻感，又擁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關於計劃生育問題，在我國被確立為基本國策，並且在總體上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作家竟要直面存在的問題，探討其中得失，這不免會與社會的現實宣傳要求形成尖銳衝突。這當中，一面是國家政策和民族生存的策略，一面是人性的悲劇和社會的問題；作家既要有合理的理解又要有勇敢的擔當，既要有冷靜的理性思考又要有溫煦的人性傾訴。莫言選擇了一個十分麻煩以至於冒險的題材，表現出相當的社會擔當和藝術家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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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篇小說《蛙》的歷史性豐富並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內涵。

  莫言是一個高度關注、審視社會的作家，但又從來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作家。他從《透明的紅蘿蔔》起步，在《紅高粱》上第一次登頂，都是回溯式的敘述方式，歷史化是作家的主要敘述追求。《紅高粱》中「我奶奶」「我爺爺」這一敘述方式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經典模式，一直被許多作家使用。在《生死疲勞》里，主人公西門鬧是「我」；在《豐乳肥臀》里主人公「我母親」和「上官金童」——「我」，《檀香刑》里的「俺」，無不是歷史化很強的敘述。歷史化是莫言最為得心應手的思維方式和敘述模式。歷史化是莫言一直高居於我國當代敘事文學高地的核心因素。

  在《蛙》中，這種歷史化敘述也表現得一以貫之地強烈。歷史化很好地幫助了作家對一個頗為敏感的社會問題的探討和詮釋。「姑姑」的人生敘述首先造成了強烈的歷史性。她是抗日英雄的後人，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一個孩童就有過傳奇經歷，後來成為勇於科學接生的一位好「姑姑」，成功接生過上萬名新生兒。「文革」期間，她對待造反派的批鬥和凌辱，大義凜然，血脈僨張，至死不屈，剛烈性格躍然紙上。由於這一系列的歷史鋪陳和描寫，給後來她被人們詛咒為「斷子絕孫」的所作所為增加了內在性格陳因和外在客觀動因的複雜性，使得故事更為真實可信。誠如莫言在創作體會中的自我評價：「『姑姑』這不是一個平面的人物形象，而是立體的。你很難用好或者壞來概括，對我的創作而言，這個人物形象至少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在我國文學典型人物譜系中，這個人物也是獨一無二的。也正因此，作品的主題內涵無疑已經超越了所謂的社會問題，而進入了一個典型人物獨特的性格層面和歷史成因的深度。

  《蛙》的歷史性還表現在當代社會人們生存狀態的變遷上。「我」的故鄉——膠東半島高密東北鄉，「我」的同時代夥伴，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從饑荒年代一起吃煤塊充飢，再到「文革」分道揚鑣，直至改革開放後各顯神通、各有遭遇，有正當而悲慘的謀生，有正當的或不正當的發家致富，更有當今奢華淫靡之風，當今社會林林總總的亂象，直到替人代孕之怪現狀，都被作家收來筆底，湧上讀者心頭。「姑姑」與這一方水土的人們在生育問題上的矛盾糾葛，也變得錯綜複雜。最後，「我」作為一個悲哀而無奈的講述者，也成為接受一個由別人代孕而爭奪新生兒子的主角。「我」的同學陳鼻的女兒陳眉，在玩具廠打工時被火災嚴重毀容，為了生存也為了替父親還債，被公司雇來替人受孕，而所替者卻是「我」的夫人小獅子。而「我」和那代孕公司的老闆袁腮，又都是陳眉父親的同學。故事的結局是陳眉天良未泯，悲慘地去呼喚、爭要孩子，「我」和「姑姑」、小獅子為了一個新的生命不顧一切地去與陳眉搶奪。至此，作品的主題得到了一次升華，人的價值觀、歷史性變化已經超越了所謂計劃生育得失的問題，我們從作品中讀到的意義更多的是當代社會歷史的「人間喜劇」。

  《拉封丹寓言故事》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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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來指稱莫言關於社會變遷的作品的某些意義，而事實上，莫言並不是巴爾扎克式的作家。巴爾扎克決心要做的是法國社會的「書記官」，而莫言決心要寫的是「人」。他不會在社會問題層面停下他的筆觸，也不會滿足於歷史性的敘述。他要往人、人性的光明和陰暗面挺進。

  《蛙》正是這樣一部關於社會、歷史與人、人性的作品。

  作品裡安排了來自兩個主要人物的懺悔。首先是「我」。「我」為了能得到妻子隨軍而自己升職的待遇，在「姑姑」及被她組織來的各種人士的勸說和利誘下，和妻子一起都接受了引產的安排。妻子帶著滿懷憧憬進入手術室，手術失敗，再也沒有活著出來。而後「我」與「姑姑」計劃生育工作的堅強助手小獅子結為夫妻，為了獲得孩子，在小獅子的策劃下和「我」的順從下，夫妻倆接受了請人代孕的安排，於是演出了一出荒誕代孕故事。這個故事的演繹充滿了懺悔意識。第二位懺悔人物自然是「姑姑」。她一直堅守崗位，恪盡職守，直到她年老退休，才停止扼殺超生人口。在她晚年，她開始懺悔，懺悔一個個未及出生的小生命被她扼殺在母腹，甚至連同母體一起死去，她手上沾滿了父老鄉親的鮮血。她與丈夫一起，用製作數千小泥人來懺悔。姑姑的懺悔，其實是上升到對人性苦難的懺悔，是作者隱含的自我認識的一種表露。

  如此可以得見，作品的敘述基本指向是人，人的內心，人性的明暗美醜。《蛙》與莫言的很多作品一樣，使用第一人稱敘事，而且讓「我」在故事中承擔了很大的分量，甚至是全書的二號人物。這是莫言在講述許多重要故事時，著意於將人的感受直接宣洩或點破。也就是說，作家至為看重人的感受。看重「我」的天馬行空一般的感受，看重「我」的觀感和聯想，看重「我」的反思和追問。《蛙》還融合書信、小說、話劇等多種藝術形式，著力於增強作品在人物內心刻畫和情感抒發上的效果。書信體的使用，不僅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感，而且比較容易把讀者拉入小說世界之中。這是僅就敘述形式而言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作家要把「我」的內心剖析給朋友看，也就是作家在小說題詞中所表示的：「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歷史之痛，呈現對生命的敬重與悲憫。」他要剖析、反省「我」之罪，故而要採取這種最便於直接表白的文體。他要反省歷史之痛，反省以「姑姑」為代表的那一段歷史之痛，反省「我」和同時代人所代表的這一段歷史之痛，而不是批判、抨擊，因而還是採取了這種最便於反省的文體。作品最後用話劇完成整個故事的敘述，將同一時空內的人物與故事統一到小說中來，在增強作品的歷史性的同時，直接追問人性，直接抒發對生命的敬重和悲憫，成為全篇小說的華彩樂章——儘管這樂章讓善良的人們留下了深深的長長的嘆息。

  由社會性出發，經過歷史性的敘述，抵達人性的深度，這就是長篇小說《蛙》主題意義的構成。正如莫言與記者對白時的表述：「我始終認為小說應該大於事件，計劃生育只是《蛙》的背景，《蛙》超出了這一事件本身，寫到了人性的陰暗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