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從閱讀開始

  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倡導閱讀？答案不僅是因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閱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閱讀，還因為人類的發展和改變往往從閱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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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國處在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春秋諸國紛爭，戰國七雄爭霸，是一個從分裂向統一轉型的時期。當時出現了一片文化繁榮景象，產生了諸子百家，諸子如孔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史稱「百家爭鳴」，湧現了中華民族許多思想文化先賢，一時群星璀璨，名著紛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許多重要典籍就產生在那個時期並傳承至今。

  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會形成百家爭鳴的熱烈景象呢？當然有多種原因，社會轉型期是最根本的原因，而當時的閱讀十分活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個典型例證就是孔子辦學。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其思想和辦學實踐而成「萬世師表」。孔子門下學生達三千人之多，學生閱讀成風，接受了「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教。經孔子整理而成的《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後世稱為「六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孔子的言論主要記載在自己學生編寫的《論語》中，這部書不僅是儒家學說的經典，也反映了當時閱讀和學習的風氣。「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學詩，無以言」，以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等，都是《論語》中關於閱讀與學習的名句。

  春秋戰國諸子也都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大師。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學生，就連避世隱居的老子、莊子都各有自己的學生。這些教育活動引來了閱讀熱烈景象，促進了百家爭鳴。此外，一些諸侯國君也開辦講學活動，例如魏國的西河學派、齊國的稷下學宮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師「不治而議論」，講學爭鳴，以吸引四方遊學之士，成為當時開展閱讀的推動力。

  春秋戰國時期，刻苦閱讀蔚然成風，留下了許多閱讀方面的傳說。今人耳熟能詳的「韋編三絕」「學富五車」「引錐刺股」等故事就是那個時期刻苦閱讀的典範。「韋編三絕」講的是孔子讀《周易》，多次翻斷編聯竹簡的皮繩，比喻讀書勤奮。「學富五車」講的是戰國時期名家思想的開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他刻苦博學，出行時要用五輛車來載書。「引錐刺股」講的是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蘇秦，他發奮讀書，經常讀到深夜，想要打盹時就用錐子往大腿上刺一下，突然的痛感使自己猛然清醒，振作精神繼續讀書。

  與我國春秋戰國幾乎同時期的古希臘時期，是希臘城邦制向帝國時代過渡的轉型期，與我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景象十分相似。當時古希臘產生了著名的「希臘三傑」——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的著述流傳廣泛而久遠，被後世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希臘三傑」連同古希臘史學家色諾芬、修昔底德和《荷馬史詩》《希臘神話》《希臘悲劇》《伊索寓言》等一大批希臘文化元典，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基礎。與孔子辦學相似，柏拉圖於公元前385年左右創辦了柏拉圖學園，可以看得出當時的閱讀風氣很盛。柏拉圖學園歷代相傳，前後延續將近千年之久。

  古希臘也是一個閱讀興盛的時期。據歷史記載，人類社會已知最早的公共閱讀始於古希臘。在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就有了公共圖書館——亞述圖書館。當時希臘大約只有5%的人識字，因為主要是羊皮書，製作困難，書籍也極少，所謂公共閱讀就是以聽為讀。希臘語中的「閱讀」一詞就是取「我讀，我認識，我大聲朗讀」的意思。當時的醫生甚至會開出「閱讀」的處方，讓病人通過聽別人的朗讀來調養心神。有一些古代希臘人、羅馬人，還有過收買會閱讀的奴隸為主人朗讀的風氣。

  中華民族自先秦以來，社會的多次重大改變都與同時期的國民閱讀相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秦國滅六國的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集權統一強大的國家——秦朝。為了統一大業，秦始皇對當時的社會做了不少改變，最著名的是：統一全國的文字，統一全國的車道，統一全國的度量衡，特別是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管理體系，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等。可是，秦朝的社會管理太過嚴酷，嚴刑酷吏，民怨沸騰，以致14年後滅亡。歷史研究認為，秦朝政權的快速滅亡有多重原因，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嚴酷地實行了文化禁錮政策。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禁錮案例就是秦朝的「焚書坑儒」，被處死的儒生不過是一些閱讀儒學經典的儒生，連這樣的讀者都要把他們和閱讀的經典一起毀滅掉，可見當時的國民閱讀狀況多麼令人絕望。

  《烏鴉：艾倫·坡詩選》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唐朝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期，是故史稱「漢唐」。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國理念是「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待其政權基本穩定之後，唐朝即進入從武人執政轉向文官治國的轉型期，此後，歷史上就有了「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說。李世民高度認同詩歌的政教功能，認為詩歌可以用來傳遞主流社會的價值觀。為此，整個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機構中，有一大批以詩藝文學見長的文士任職，甚至連選拔其他行政官員時也特別偏愛文學之士。唐朝在文化上實行的是更加開放的政策，從隋朝繼承了科舉制度並努力使之完善。從武則天當政開始，對科舉考試制度做了改革，擴大招生地域，擴大錄取人數，增加殿試程序，考試內容除儒家經學外還增加詩賦寫作，這些改革或許與武則天個人對詩歌的愛好有關，武則天在位期間就舉辦過多次詩詞大賽。到了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唐朝科舉考試把詩歌寫作看得更重，歷史上稱其為「以詩取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唐一代成為中國歷史上詩歌創作的巔峰時期，上自高官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無不以科舉顯才學、以作詩顯風流。從唐代詩人杜甫傳誦至今的名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以看出當時刻苦閱讀的風氣盛旺。從唐代詩人高適的詩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可以看出當時許多詩人的社會知名度很高。唐朝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分別被稱為「詩仙」、「詩聖」和「詩魔」，他們的詩作得到人們爭相吟誦。「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這是唐代大詩人韓愈對李白和杜甫的讚譽。「白也詩無敵，飄然獨不群。」「筆落驚天地，詩成泣鬼神。」這些是杜甫對李白的推崇。「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論。」這是韓愈悼念杜甫的名句。特別是白居易與另一著名詩人元稹共同提倡新樂府，引發了詩歌寫作和吟誦的大眾化。唐宣宗李忱曾經寫詩悼念白居易，詩中有「文章已滿行人耳」「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這些詩句，不僅讚美他的藝術成就與巨大影響力，也讓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民間閱讀相當普及的情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重要的轉型期。這個轉型期更是與國民閱讀有很大關係。

  這裡要說到一部書與一個時代的關係。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後，在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建議和支持下，愛國學者魏源主持編撰了一部重要著作《海國圖志》，百卷本到1848年出齊。這部書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資源、行政、社會、教育等，其編撰主旨就是要打開國人眼界，讓國人「睜眼看世界」，激勵國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遺憾的是，林則徐、魏源的心聲無人理會，這部書在昏聵腐朽的清廷受到冷遇，在落後愚昧的清代社會也少有反響。然而，三年後，這部書傳入了日本。當時日本正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社會狀況和內外關係與中國清朝頗為相似，都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威脅。《海國圖志》卻在日本很快引起了巨大反響，幾年間就翻譯刻印多次，版本多達二十餘種，成為當時日本國民閱讀的熱門書，更是一些有識之士的必讀書，對人們了解西方列強的存在和威脅、認識本國面臨嚴峻的形勢、增強國民的憂患意識和革新意識極有幫助。據說，幾乎所有明治維新時代的重要人物都看過這本書。有一位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活動家、思想家坂本龍馬，曾經因為和師兄搶看一本《海國圖志》，一怒之下竟相約決鬥。有一位後來做到日本海軍司令的東鄉平八郎，曾經排隊搶購《海國圖志》，遇上大雨被淋成落湯雞。這些人後來都肩負起了日本學習西方、推進明治維新、建設現代強國的重任。魏源所提出的主張，本來可以成為中國學習西方、由弱變強的起點，不幸的是，由於整個社會保守拒外的勢力占據統治地位，致使中國失去了一次歷史機遇。而毗鄰的日本卻正因傳入《海國圖志》，引發國民閱讀熱潮，有力推動了明治維新，獲得了歷史轉折的契機。

  當然，能不能抓住歷史轉折的契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度、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歷史進程，其結果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同樣一部書，其閱讀狀況的不同對於社會的改變所能產生的作用竟然如此不同，是不是能夠引發我們的深思呢？

  隨著清朝晚期積弱積貧、內外交困，終於有越來越多的仁人志士「睜眼看世界」，開始閱讀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翻譯出版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書籍，被稱為「西學東漸」。「西學東漸」的閱讀，將西方近代各種先進的思想學術成果帶入中國，深刻影響到社會思想和各種學術的發展，許多在傳統中國不被重視甚至不存在的學科也在此影響下得到發展。商務印書館及時出版了「世界文庫」，其中就有嚴復翻譯的英國哲學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論》、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原富》和林紓翻譯的法國作家小仲馬小說《茶花女遺事》等世界名著。

  隨著「西學東漸」，國民閱讀的需求與日俱增。最早是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成立學會並把藏書向公眾開放借閱，其中就有許多西學書籍。於是各式各樣的圖書館也開辦起來。1902年，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推動下，發布詔告，要求各大學堂設立圖書館。1905年，中國第一座大型公共圖書館在湖南成立，其後各省也漸次成立圖書館。可以說，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是我國國民閱讀一件劃時代的事件。只是，各省陸續建立公共圖書館，則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轉型期的國民閱讀，還有一項重大事件值得回顧，那就是1905年的「小說界革命」。1902年11月，著名維新人士梁啓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的論斷，並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這就是「小說界革命」的開始。梁啓超首先強調了小說的創作和閱讀對於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將其地位提高到經史、語錄、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來鄙薄小說的傳統偏見；其次，他提倡小說界革命，將小說創作和傳播納入資本主義社會改革的軌道，還為新小說的創作題材揭示了廣泛而現實的內容範圍；同時，他還指出，小說具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藝術特點，分析了小說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種藝術感染力量。

  《亞瑟王傳奇》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在「小說界革命」的倡導下，我國新小說作品蜂擁而起，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此之後問世的。這些可讀性比較強的長篇小說及一大批具有較強現實感和改良精神的短篇小說，引發了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國民閱讀小說的熱潮。歷史學家認為，包括「西學東漸」和「小說界革命」在內的一大批具有改良精神的出版物的成書和閱讀，與不久後爆發的辛亥革命有著很明顯的因果關係。甚至，據說我國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先生曾經認為，晚清時期的武俠小說創作和傳播對辛亥革命也都起到了正面推動作用。

  進入20世紀後，我國更是進入一個急劇轉型和連續轉型的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民閱讀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特點。前面我們已經做了回顧，辛亥革命是20世紀我國第一個重要歷史關頭，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當時的國民閱讀無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下面，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之後的若干重要歷史關頭的國民閱讀狀況來看閱讀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我國20世紀又一個重要歷史關頭。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先進的知識分子紛紛創辦刊物，編輯書籍，組織進步團體，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僅在五四運動後的一年裡，全國就出現了400多種刊物。這些刊物發表各種學說並競起爭鳴，社會閱讀風起雲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其中，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是我國第一篇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論文，引起了很大反響。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在這期間刊載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積極倡導「民主」與「科學」，成為進步青年最為追捧的雜誌。北京的《晨報》副刊發表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的全譯本，並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1920年《共產黨宣言》的全譯本在上海出版，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一成立，依託《嚮導》《共產黨人》等報刊及興辦工人夜校、農民夜校、黨校，廣泛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積極培養革命骨幹、壯大革命者隊伍。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還是創立後的長期艱苦鬥爭，發展壯大，革命書刊和進步書刊的傳播和閱讀都一直相伴而行，起到了引領和推動革命事業不斷向前的作用。

  我國20世紀第三個重要歷史關頭是抗日戰爭。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著名出版家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是最早強烈發聲抗議的周刊，得到全國讀者的熱情支持，周刊發行量由原先的8萬份陡增至15萬份，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1936年，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周刊態度鮮明地支持「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發行量超過25萬份，創全國雜誌發行紀錄。可見因為處於民族存亡之際，當時的國民閱讀熱情高漲。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廣大讀者急需閱讀進步書刊。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及時把讀者的閱讀需求進行科學分層，共分為高級、中級、時事、通俗讀物、工具書五類，同時加快出版速度，出版品種和印刷量極大提高。當時生活書店出版的《戰時讀本》和《大眾讀物》，每種都銷售到數百萬冊，創造了戰時出版的暢銷書奇蹟。生活書店不僅根據當時抗戰形勢出版了《抗戰前途與游擊戰爭》《津浦北線血戰記》《近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等應急新書，用中國書店的名義及時出版了產生巨大影響的毛澤東《論持久戰》，還出版了許多青年讀者的學習用書，如《什麼是新啟蒙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藝術與社會生活》《近代中國經濟史》《政治原理與經濟原理之關係》等。

  生活書店只是抗戰時期大力開展愛國的大眾出版頗具代表性的一家出版機構，當時許多進步出版機構都在為抗戰發聲吶喊。漢口大路書店出版的《抗戰漫畫集》《抗戰歌選》，新知書店出版的《抗戰大鼓詞》，戰時讀物編譯社出版的《救亡戲劇》等，都成為讀者熱烈搶讀的暢銷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寇暴行實錄》一書，匯集了揭露日寇自「八一三」以來，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所犯滔天罪行的百餘幅照片，給人以強烈震撼。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各大書局均有成套大型歷史傳記叢書出版，各式俱備，銷路暢旺，其中歷史教授錢穆所著的《國史大綱》、馮自由的《革命逸史》、郭廷以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等學術著作竟也能在抗戰時期獲得許多讀者的推崇。生活書店還出版了「中國文化叢書」「世界知識戰時叢書」「抗戰中的中國叢書」「問題與答案叢書」「戰時社會科學叢書」「青年自學叢書」「救亡文叢」「黑白叢書」「戰時教育叢書」及「大眾讀物叢書」等一系列影響頗大的叢書。特別是復社翻譯出版了美國記者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些實例，足以反映當時國民閱讀的熱烈景象。

  在以延安為代表的各抗日根據地，更是形成了一股文藝出版和閱讀的熱潮。延安出現了革命詩歌創作熱潮和街頭詩運動，並且開展了幾次大型的集體創作活動，其中有《長征記》《我們怎樣到陝北來》《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獄生活》《冀中一日》等。全國的抗日根據地相繼出現各類文藝社團組織、報紙、期刊，據資料統計，當時文藝社團組織有250多個，文藝期刊有170多種，一些新聞報刊如《紅色中華》《新中華》《解放》等也專門辟有文藝專欄。中、長篇小說陸續寫作和出版，其中《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高幹大》《種穀記》《荷花澱》《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以及歌劇《白毛女》等產生了廣泛影響。抗日根據地的許多作品傳播到重慶等國統區，深深感動了廣大愛國進步青年，以至於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為了抗日救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

  我國20世紀第四個重要歷史關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政權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百廢待興。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大規模文化建設的任務也同時開展起來。1952年，我國發起了對於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關係極為重大的一項運動，即掃除文盲運動，簡稱「掃盲運動」。當時全國5.5億人口中有4億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文盲，不僅成為國民閱讀最大的難題，更是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在各級人民政府的組織領導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學習文化的熱潮中。20世紀50年代，一首創作於1944年的歌曲《夫妻識字》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市民識字課本》《農民速成識字課本》《戰士識字課本》連同一些幫助識字的連環畫等讀物發到需要掃盲的人手中。從1949年到1964年的十幾年中，先後有近一億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歷時五十年的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也為21世紀以來開展全民閱讀提供了最重要的國民文化素養的基礎。

  《吹牛大王歷險記》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新中國剛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創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等一批國家級出版社，連同20世紀初期一批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開明書局等，迅速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中外優秀圖書。許多優秀大眾出版物一經出版就引起轟動，幾乎達到家喻戶曉、有口皆碑的地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即《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八部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這些書累計印量幾十萬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冊，可見當時大眾閱讀的熱烈景象。

  我國20世紀第五個重要歷史關頭是改革開放。

  1978年12月啟動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在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之前後，一些重要的閱讀給人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在改革開放啟動之前，有一篇文章的發表和閱讀十分重要。那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這篇文章的發表和閱讀引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討論，為即將開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準備。

  幾乎與此同時，1978年5月初，國家出版局決定專門調集紙張，重印一批中外文學名著，理由是為了滿足廣大讀者「井噴式」的閱讀要求。當時一口氣確定了35種圖書。其中，「五四」以來現代文學作品10種，有《子夜》《家》《郭沫若劇作選》《曹禺劇作選》《紅旗譜》《苦菜花》《鐵道游擊隊》《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戰鬥中的青春》；中國古典文學作品9種，有《東周列國志》《唐詩三百首》《唐詩選》《宋詞選》《唐宋詩舉要》《李賀詩選》《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古文觀止》；外國古典文學作品16種，有《悲慘世界》《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艱難時世》《九三年》《契訶夫小說選》《莫泊桑短篇小說選》《易卜生戲劇四種》《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索亞歷險記》《希臘神話和傳說》《一千零一夜》《斯巴達克斯》《牛虻》。首先開放重印的中外文學名著一經面世，全社會頓時出現爭相購買閱讀的熱烈景象。許多讀者為了買到自己心儀已久的名著，在書店門前徹夜排隊，等待購買。可以說，四十年前首先開放並推動的閱讀，為即將開始的改革開放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準備。

  改革開放啟動之後，出版業順應社會需求，大力改革創新，提高出版生產力，使得更多中外文學、文化、學術名著和知識讀物像排炮一樣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像「魯迅全集」（1981年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三個面向叢書」「中國近代文化史叢書」「走向世界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等叢書，以及林林總總的古今中外文化文學名著等，激發了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滿足了廣大群眾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精神需求，全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國民閱讀狀況。

  在我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幾乎每一個重要改革階段都與當時的社會閱讀有著緊密的關係。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全社會開展全民閱讀，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每年都會向廣大讀者推薦新出版的優秀圖書，例如國家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推薦的年度「中國好書」和「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等，許多省市區全民閱讀年度好書的推薦活動，很好地推動了全民閱讀活動的開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民閱讀納入了國家發展戰略，成為「十三五」發展規劃中文化發展重點工程，連續六年《政府工作報告》倡導全民閱讀。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全民閱讀的開展與擴大，國民文化素質正在得到明顯提高。我們都希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建設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為此，我們應當堅持倡導閱讀，努力提高國民閱讀率和閱讀力，以巨大的熱情來建設一個處處飄書香、人人有書香的書香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