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個特徵看閱讀的好時代

  要討論「閱讀好時代和壞時代」，首先要把閱讀的好時代的標準講清楚。下面我們來看什麼是閱讀好時代的標準。

  閱讀好時代的六個特徵

  什麼樣的時代才是閱讀的好時代呢？我以為，一個閱讀的好時代應該有以下六個方面的特點。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激盪、文化繁榮的時代，也就是一個轉型時代，是從諸侯分封制向封建制轉型的時代。當時各種學說層出不窮，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陰陽家、名家、墨家、雜家、縱橫家，百家爭鳴。儘管當時的書籍主要是竹簡、木簡、絹帛，閱讀起來並不方便，但依然讓我們感覺到那是一個閱讀的好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的閱讀不像現代人閱讀那麼方便。一篇幾千字的著作，寫在竹簡上，就可能有幾十斤重。據說，秦始皇一天要批的奏摺就有150多斤重。那時候讀書主要是誦讀。為什麼？因為簡牘畢竟太少，只好一人誦讀，其他人聽讀。史書上說，孔子是「述而不作」，為什麼？我猜測，除了他是教育家，需要以講授為主；是思想家，要不斷思考問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個時候主要用竹簡閱讀，不可能人手一冊，只好是老師誦讀，學生傾聽。古希臘時，與孔子同時期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是主張述而不作的。他的學生、哲學家柏拉圖，也主要是語錄體寫作。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也是以誦讀為主，因為羊皮書、莎草紙製作起來成本很高，複製內容也只能是抄寫，因而書籍很少，許多人讀書主要是聽人誦讀。為此我認為人類的閱讀史，是誦讀早於默讀。有文獻記載，在古希臘亞述圖書館裡人聲鼎沸，在那裡讀書的人大都是誦讀，彼此之間並不覺得互相干擾。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書籍的獲取頗為不易，卻也使得閱讀者之間的交流要緊密得多，思想的碰撞也來得直接，因而人們對於閱讀的需求也來得比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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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也是一個轉型時代。劉邦登基後，漢繼秦火，繼續實行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國家結束了連年征戰，不得不實行鼓勵生產、輕徭薄賦、恩威並施的政策，信奉清靜無為、休養生息的黃老學說，形成了「文景之治」，是中華民族成為大一統國家以來，第一次被歷史學家們稱羨的治世時代。漢武帝劉徹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銳意進取，使得漢朝的政治、經濟、軍事變得更為強大，中央集權得到了很大加強。在文化上，廢除了漢朝開國時「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轉而崇尚儒家學說。漢代社會的轉型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文化上。漢代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中原王朝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今，「漢人」仍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儘管也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一直是「霸王道雜之」，可漢武帝時期對儒家的採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視和普及，並在以後逐漸成為中國歷經兩千年的主流思想。漢武帝時期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開始儒學中的經學教育，以此培養年輕官員。漢代的太學發展到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人，規模十分可觀。

  漢代的轉型，還表現在對外交流上。那個時候就開始實行「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國策。絲綢之路就起源於漢代，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幾個通道之一。東漢明帝時期，佛教首次來到中國，營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廟即洛陽的白馬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就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東漢的張道陵創立道教也是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

  《瘋狂的羅蘭》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漢代的轉型對中華民族政治經濟的影響具有奠基作用，而唐代的轉型對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的影響則具有精神引導價值。唐初即出現了重文的社會風氣，文學治國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主體結構較之於往昔發生了異質性的變化，形成了文治化轉型的趨勢。到了盛唐開元、天寶年間，文人政治已經成為客觀現實。在這個轉型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相當頻繁，成為一種社會生活的常態。當時文化人異常活躍，文學創新，藝術多樣，特別是詩歌閱讀與創作蔚成風氣，促成中國詩歌創作鼎盛階段的形成。

  宋代也是一個轉型時代。宋代是從五代十國武人專權向文官制度轉型的時代，因而也是一個閱讀受到很高推崇的時代。宋代從武人專權跋扈的弊端中吸取了深刻教訓，始終強調文治，十分注重任用科舉出身的文臣。整個宋代，不斷增加科舉取士的人數，每年由科舉入仕的平均人數大約是前面唐代的5倍，是後來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謂空前絕後！這些通過科舉考試精選出來的、富有較高文史知識素養的文臣，受到了宋代政府的重用。可見，宋代社會提倡閱讀是非常給力的。直到今天還被人們經常引用的勸讀詩句「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來自宋真宗趙恆所作的《勸學詩》。古代詩詞中，宋代關於閱讀的詩詞比重也最大，其中詩人陸游就寫有關於閱讀的詩歌近300首，蘇東坡、黃庭堅等都有關於閱讀的名詩名句。「腹有詩書氣自華」就出自蘇東坡的筆下。

  中國古代書院起自唐代，繁榮於宋代。宋代書院特別盛行，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達到鼎盛時期。古代書院有點兒像今天的培訓班、論壇，絕大多數是民間開辦，其目的不主要是為了科舉趕考，而是讀書，以探討學說、道德倫理、社會問題、哲學問題為主。古代書院的盛行說明社會閱讀的興旺。

  晚清民初當然也是個社會轉型期，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個時期的閱讀異常活躍，最主要還是西學東漸，讀物空前豐富。舉一個例子，晚清大儒曾國藩是進士出身，他的大兒子曾紀澤雖然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通經史，工詩文，卻提出要學英語和西方科學文化，曾國藩欣然應允。二兒子曾紀鴻提出要學數學，曾國藩也遂了他的心愿，後來他也成了大家。說明那個時代的學習、閱讀是比較活躍的。至於民國初期，那時候圖書市場上湧現了大量國內外名著，可見社會閱讀的需求強烈。

  國家社會越是危難，社會閱讀越是盛行，這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現象。傑出的現代出版家鄒韜奮先生從1926年起主編《生活》周刊，一直高舉竭誠為讀者服務和愛國主義兩面旗幟，受到當時的青年讀者的追捧。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這份刊物的發行量躍居全國周刊第一。韜奮先生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起初年出書量不過200多種，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1938年出書竟成倍增長，到1940年擴張成56個分支店。那時年輕人讀書的熱情高漲，抗戰的書籍熱銷，各種思想、文化、知識、文學書籍也都受到讀者的喜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西方文化的著作紛紛引進，書店成了年輕人的精神高地。在桂林市，國民黨桂系首領白崇禧乘小車路過一條街道，看到街邊有個門店很多人在擠著購物，就問這是賣戲票嗎，身邊的人告訴他，這是生活書店。書店竟然能辦得門庭若市，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當時是一個急劇轉型的時代，是全民抗戰的時代，人民大眾熱血沸騰，抗戰自強的熱情空前高漲，也就成為一個閱讀的好時代。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一個寫作繁榮的時代。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是一個寫作繁榮的時期。周天子已經不行了，諸侯割據，紛紛延攬人才，各種人才都努力以學說獨創取勝，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的寫作空前繁榮，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元典誕生的輝煌時期。

  漢代，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記》誕生，為以後兩千年正史的編纂提供了規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內容完整的斷代史《漢書》誕生，更是成為以後歷代王朝撰寫前朝歷史的範本。漢代其他史書還有《東觀漢書》、《漢紀》和《吳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漢代的作家所開創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先於世界。漢代還出現了《說文解字》，為後來的漢文字寫作立下了規矩。

  漢代政府設立樂府，搜集民間詩歌，即為樂府詩，後世的《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中便收集了不少漢代樂府詩，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是寫成於漢代末年。賦是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張衡的《二京賦》等均為千古傳誦的文學名篇。漢代時期，隸書亦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體，而隸書的出現則奠定了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標點符號的雛形。

  唐代繼承隋代開創的科舉制度，並且有所創新。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肯定起到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通常的修為性質的閱讀，可是畢竟在客觀上帶動了閱讀的社會風尚。唐代的科舉考試從武則天當政起加考詩賦，也是對社會閱讀的一個重要導向。後來，到了唐玄宗主政，考慮到賦體篇幅比較長，不好判卷，就把考詩賦改成考詩歌，詩歌短小，一目了然好判卷。「以詩取士」由此形成，民間學子紛紛學習詩歌寫作。唐代詩歌成了中華民族文學的頂峰。

  宋代文人治國，寫作繁榮勢所必然。宋代的散文寫作比之於唐朝要發達，「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在宋代。宋詞的繁榮也是空前絕後，直到今天依然成為讀者的美味佳肴。此外，濫觴於唐代開元年間的古代書院，到了宋代達到鼎盛時期。古代書院成為文化交流、學術探討的重要場所，書院裡的重要討論稱為「會講」，也是寫作者智慧激盪的好環境。嶽麓書院曾經有過「朱張會講」的美談，書院「山主」張栻與應邀而來的朱熹「會講」，當時各地前來聽講者有數千人，「一時輿馬之眾，飲水池立涸」，盛況可想而知。因為朱熹和張栻的意見各有偏執，在嶽麓書院就理學問題辯論了三天三夜。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晚清已經失去統治力，民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好統治力，因此那個時候的寫作也是百家爭鳴，相對寬鬆。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德國的古典哲學、法國的啟蒙主義、英國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實用主義，都成為寫作的新鮮內容。小說革命、文學革命，激發了寫作的繁榮。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成就依然是20世紀文學的高峰。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出版傳媒業發展繁榮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出版。當時是竹簡抄寫，成本比較高，複製能力很弱，而且不利於傳播。後來是絹帛，比較利於傳播了，可是成本更高。但是，較之於龜板刻畫，已經比較普及了，算是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繁榮。

  漢代處於我國文字載體由甲骨、青銅、石刻、簡牘發展到紙張的出版轉型時期。秦朝對於竹簡製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但第一次用文獻把此工藝記錄下來的是在漢代。西漢時簡牘仍然比較流行，竹簡烘焙、防蛀的技術更為成熟。紙張在西漢已經出現，「灞橋紙」「金關紙」「中顏紙」就是西漢時期的。東漢出現了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蔡侯紙」。「蔡侯紙」的出現是紙張技術產業化的飛躍，大大便利了書籍的出版。漢代時期抄書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一種職業抄書人，大大增加了書籍的複製量，出版品種也急劇增加。漢代出版的六藝之書即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文學書籍也比較豐富，有「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漢代還開了書籍貿易之先河。先秦時期著書，無名無利，只是作者為了發表思想見識的行為，所謂「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漢代卻產生了專門從事書籍複製的人和專門從事書籍貨賣的行業，書籍開始進入市場，書籍貿易開始。書肆出現，而且不是個別現象，經營方式靈活，敞開售書，允許自由閱覽，客觀上還起著當時不存在的公共圖書館的作用。

  唐代時出版業已經趨向成熟。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在唐代，印刷業處於濫觴時期。雖然當時複製出版物仍然是人工手抄為主，可雕版印刷已經出現。今人在博物館裡能夠看到，唐代的出版商在印賣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東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號，有地點，有姓氏，有的還有排行，亮牌子，招客戶，可見當時的出版物市場已經有了雛形。不過，當時的書籍主要是輕折裝、旋風裝、蝴蝶裝等捲軸形式，就是宋代也還主要是冊頁和包背裝，明代才大規模出現線裝書。早些時候熱播的古裝電視連續劇《武媚娘傳奇》中，唐代初年的武媚娘居然在皇宮裡翻閱線裝書，實在是鬧了一個常識性的笑話。過去電視連續劇中的《西遊記》，也鬧過這方面的笑話，唐僧師徒曬的經書竟然也是線裝的。唐僧這些人物的背景也是唐代，唐代那個時候實在還不曾有線裝書技術。

  宋代的雕版印刷大為盛行，還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可以肯定，宋代的印刷術影響了1450年歐洲的古登堡印刷技術的發明。宋代的出版經營更是空前繁榮，官刻、私刻、坊刻都有較大發展。特別是坊刻，也就是民營出版業，使得市場化經營空前活躍。南宋時期，浙版書、建版書、蜀版書，成一時之盛。三大版之一的建版，今人可能比較陌生，就是福建省的建陽地方出版的圖書，占全國市場份額很大。南宋儘管已經是半壁江山，偏安一隅，可文化和出版還是相當繁榮的。

  到了清末民初，我國開始從歐洲進口現代印刷機器，出版業有了快速發展。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即從歐洲買來印刷機，起初是打算印刷商業會計簿冊，後來才轉入出版圖書。尤其是有了張元濟在1902年的加入，組織編輯出版新式學堂國文課本，出版新式字典，出版「世界文庫」等，這才有了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端。

  歐洲也有類似情況。1450年之前，整個歐洲就只有一家印刷所，古登堡發明印刷機後，不到50年，全歐洲迅速發展出250多家印刷中心，1700多家印刷所。印刷術的發展使得閱讀迅速發展。僅僅兩代人的時間，歐洲的讀者從幾萬增至幾十萬，甚至推動了德國的新教革命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政府的政策有利於閱讀的時代。

  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閱讀還是輕視閱讀甚至是封殺閱讀，這是閱讀好時代還是壞時代最重要的特徵。秦始皇焚書坑儒，儘管後人說焚燒的只是儒家典籍，醫農工商的書籍還是放得過的，可無論如何那也不會是一個鼓勵閱讀的時代。漢代重視閱讀的政策，可以從漢繼秦火之後，廣開獻書之路，有計劃有組織的圖書編輯看得出來。漢武帝時，因「書缺簡脫」，命令「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將流傳的「諸子傳說，皆充秘書」。到了漢成帝時，敕令劉向父子等人擔起了整理圖書的重任，更是將閱讀引向久遠。

  《巨人傳》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唐代、宋代都是鼓勵閱讀的時代。宋代皇帝還親筆作詩鼓勵閱讀。清末民初的閱讀管理比較放鬆，已經沒有了雍乾時期文字獄的嚴厲管束。許多洋務大臣不僅不會追查閱讀異端邪說的事情，甚至自己還帶頭「師夷之技以制夷」，使得大量的外國先進思想和科學著作進入中國社會，這也是有利於閱讀的政策。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社會領導人帶頭閱讀的時代。

  春秋戰國的諸侯王公大都善待讀書人。孔子和他的弟子陳蔡困厄，一些史家指認這是孔子最落魄的時期，也認為這是諸侯王公欺凌知識分子的例證，其實卻是陳國、蔡國的諸侯敬畏孔子，擔心楚國利用他的智慧滅掉陳、蔡這些小國。這個史實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諸侯王公對於知識分子的倚重。正因為那時的諸侯王公求賢若渴，希望借重君子來治國，耐心傾聽君子的意見，這才使得那時的讀書人大膽放言，合縱家、連橫家東走西盪，言者無罪，但說無妨。

  漢代的漢武帝開太學，漢宣帝主張「霸王道雜之」的開放態度，不是一個「獨尊儒術」能夠概括這個朝代的閱讀主張的。唐代、宋代甚至是元明清三朝，當時的朝廷都比較注意提倡閱讀，提倡詩書傳家。唐代從初唐開始，就形成比較好的讀書風氣，這在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的「貞觀之治」可以讀到。唐太宗十分重視文化，親自參與修史，主張「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借歷史上的成敗得失作為鑑戒，顯然是在提倡讀書明理。到了中唐，唐玄宗對詩歌青睞有加，以至於大詩人李白受到很高禮遇，更可以看出當時朝廷對於閱讀的政策價值取向。

  宋代的皇帝大都有鼓勵閱讀詩書的態度，前面已經說到。宋太宗「開卷有益」的典故傳播甚廣，自然成為閱讀政策的重要導向。明代組織撰修《永樂大典》，這當然是偃武修文的盛舉。清朝撰修《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雖然後者存在值得褒貶之處，可也畢竟是重視閱讀的行為。

  一個閱讀的好時代往往是民間閱讀成風的時代。

  孔子在《論語》中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社會上的人雖然沒有觸犯法律，但是經常有不道德的行為，儘管沒有達到法律制裁的標準，卻已經對社會和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在社會上形成不和諧的戾氣，因而要加強道德教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辦學，弟子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就來自良好的閱讀風尚。漢樂府《長歌行》中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名句，可以看出當時的學習精神。漢代劉向的名言「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一直流傳至今。唐代有些詩句也很能反映當時讀書的風氣。譬如「人家不必論貧富，唯有讀書聲最高」及「過客不須頻問姓，讀書聲里是吾家」，生動形象地反映當時民間的讀書狀態。宋代勸讀詩、勸讀文最多，充分反映那個時期對閱讀的重視程度。陸游的詩句「寒生點滴三更雨，喜動縱橫萬卷書」，愛書之情如現眼前；黃庭堅的箴言「三日不讀書，則語言乏味，面目可憎」，著實深刻有力。清朝勸讀的著名對聯「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等等，一直流傳至今。民國初期閱讀的盛況從唐詩入選新式課堂國文課本可以看出來，在那以前都是傳統儒家經學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民國初年以人為本、以文為本的閱讀態度。

  迎來閱讀好時代

  上面講了閱讀好時代的六個特徵，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但我認為，倘若一個時代能在這幾個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就應該稱得上是閱讀的好時代了。對照這六個方面的特徵，現在我們可以說，當前我們國家正迎來一個閱讀的好時代。

  我們顯然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我們的社會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不僅是在進行經濟形態轉型，還引起了一系列的轉型，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管理、生態文明也都在轉型。這一轉型必然帶來了更多的自由發展、創新發展的空間。在這個轉型期，閱讀應該是人們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20世紀80年代傷痕文學作品、反思文學作品、「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大家爭著要讀。《英語900句》《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方面》《白鹿原》《世界是平的》《哈利·波特》等暢銷書風靡一時。轉型時期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方向和機會，每個人都在重新認識和理解價值取向。現在，已經快40年了，還在轉型的路上，不僅深入到人的管理、社區的管理，還延伸到參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轉型，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轉型中的世界經濟戰略。在這麼一個轉型時期，不閱讀是行不通的。客觀需求都要求主流社會開展閱讀，何況民族社會的發展主觀上也有這樣的價值訴求，這正是國家號召開展全民閱讀的形勢需要。

  我們當然正處在一個寫作繁榮的時代。現在的文學寫作、思想文化寫作，不要說較之於20世紀70年代，就是較之於80年代、90年代，都有更多的開放、更多的創新。不用說網絡寫作如火如荼，微信微博鋪天蓋地，民間寫作相當海量、相當開放、相當具有顛覆感，其開放顛覆程度已經令大眾感到不安，就是我們傳統的長篇小說創作，都有很大的開放度。像《繁花》這樣的現代市井小說，說的是一些凡人小事、飲食男女，甚至還有苟且之事，居然能夠評上茅盾文學獎，表明主流社會對文學的功能有了更寬泛的理解。像《黃雀記》這樣反映道德危機、生存危機的作品，每個人都會有「黃雀在後」，這是一個多麼深刻多麼危險的主題，一樣也能獲得茅盾文學獎，說明現在還真是一個寫作寬鬆的時期，允許百家爭鳴，允許爭奇鬥豔，這就是一個寫作的繁榮時期。

  我們當然也正處在出版傳播行業迅猛發展的時期。眼下中國已經有了12億部手機，是全世界手機第一大國，手機上網也達到相當大的比例。舉目向四面八方望去，到處都可以見到低頭一族，主要是年輕人，也有老人，都在低頭閱讀。不管是讀什麼，總之是在讀，用手機來讀，用電子閱讀器來讀，用電腦來讀。中華民族何曾有過這樣的閱讀盛況？同時，傳統圖書全國年度發行量依然在以5%左右的速度增長。按需印刷達到立等可取，網絡書店的生意越做越成熟，地面書店也在保生存、謀發展，24小時書店開了一家又一家，深夜書店的燈光是夏夜的清風，冬夜的暖流，黑夜裡的燈塔。20世紀90年代微軟的一位副總裁曾經斷言20年實現無紙化，20年已經過去，無紙化程度提高了，可有紙化的閱讀還在穩定增長。最近，世界最大的網絡書店和電子書巨頭亞馬遜，在美國西雅圖居然開了130餘平方米（1400平方英尺）的實體書店，引得出版界一片驚奇。這就是說，和電影觀眾從家庭電視機前重新回到電影院一樣，許多讀者在網絡購書和閱讀電子書的同時又重新回到書店徘徊選擇，許多讀者在讀過手機、電子閱讀器之後，還要回到提供深度閱讀、整體閱讀的圖書上來。我們最後的結論是，整個出版界不只是轉型為數位化，而且是正在融媒發展，出版傳播的能力更加提高和發展了。

  《拉封丹寓言故事》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

  我們也深切感受到政府對於開展全民閱讀的政策從未有過現在這麼好。深圳不到2000萬人，已經有了100多個書吧，好幾家大書城，這些圖書賣場的建設，與其說是市場行為，不如說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市場化運作。而且通過市場化運作，書城、書吧不斷提升了經營能力和經營質量。加之多年來深圳讀書月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民間讀書會遍布城市各個角落，深圳市成了全國乃至全世界全民閱讀的典範城市。國家現在對於實體書店的扶持和鼓勵是前所未有的，全國開展了實體書店獎勵評選活動。國家對於閱讀家庭的獎勵也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2016年全國先後共獎勵了2000家「書香之家」。這樣的盛舉何曾有過？古代是沒有過的，古代皇帝不時會御賜一個匾，獎勵進士之家、長壽之家、耕讀之家，現在國家是一次就獎勵一大批「書香之家」，真正體現了全民閱讀的普及性。習近平總書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黨員領導幹部讀書，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李克強總理連續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在倡導全民閱讀，2014年「世界讀書日」前夕，還專門就三聯書店24小時書店開辦致信鼓勵。現在不少城市都在鼓勵扶持開辦24小時書店，這也蔚成了良好風氣。有人對24小時書店值不值得開、開了能不能堅持下去有懷疑，我的看法是，只要一個城市開有24小時網吧、咖啡吧、酒吧，就有理由開辦一家以上的24小時書吧，不用多說，「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就是理由。

  現在社會領導人帶頭讀書也成了時代風氣。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俄羅斯兩次都談到了自己曾經閱讀俄羅斯名著，出訪法國也談到閱讀法國的思想文化文學著作，出訪德國還談到閱讀德國古典哲學著作。這就是領導人做出了表率和榜樣。李總理答記者問時，說到他通過網絡購書，這也是表明自己一直在堅持閱讀。各級領導都在注意做閱讀的表率。譬如，早幾年，有位市委書記，在全市幹部大會上說自己春節期間讀了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然後簡要談了一點讀後感，會後就有很多幹部去找這本書來讀，頓時在這個城市形成了一輪閱讀《世界是平的》熱潮。社會領導人帶頭讀書的時代往往就是一個閱讀的好時代。

  現在社會閱讀風氣愈來愈濃厚，閱讀人口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大。目前，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城市已經超過700家，活動形式可謂千姿百態、異彩紛呈，有的評選閱讀典型、讀書之家，有的評選領讀人，有的把領讀人稱為「全民閱讀點燈人」，很是富有詩意。媒體的輿情很能折射社會風氣，全民閱讀全國媒體聯盟已經成立，包括了中央、地方100多家主流媒體，可見媒體普遍重視報導讀書活動。豆瓣網上的讀書小組活動也很了不起，用戶上億，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盈利面。網絡閱讀交流往往讀的是經典著作，網民們可是自覺去讀，自覺進行交流，讓我們這些出版人很受鼓舞。

  時代還在演進，閱讀仍需努力

  從上述六個方面來看，可以說我們正迎來閱讀的好時代。不過，且慢，我們說的是「正迎來」而不是「正處於」，可見時代還在演進，閱讀仍需努力。

  我們說社會轉型期往往是一個閱讀的好時代，但並非自然而然地生成，還需要有正確價值觀的引導。轉型期往往泥沙俱下，面臨著價值選擇的問題。新時期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大轉型，但社會建設、國家發展不能只是追求經濟價值、經濟目標，不能只是一個GDP看成就，我們的文化發展、社會管理、生態文明乃至制度建設，都應該成為社會進步考量的重要價值標準。轉型期如果沒有正確掌握核心價值觀，社會也不會迎來閱讀的好時代。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應該擇善而從、趨利避害，把建設一個閱讀好時代作為一項文化建設任務來切實做好。

  我們說出現寫作繁榮的景象的時代往往是一個閱讀好時代，但並非寫作一繁榮，大量生產出來的都是好作品，其實還是需要做一番評價和選擇的。當下寫作，無論是紙介質發表還是網絡傳播，數量越來越大，讓我們感覺到評價和選擇的任務越來越重。有人說，我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直接在網站上傳，有的網站一天自動上傳的網絡小說超過五千萬字，有時候竟有一億字。有人就產生誤區，以為從此不需要編輯了。依我看，所有的作家都需要編輯，了不起如魯迅，同樣需要編輯。魯迅需要孫伏園夾著大皮包催他寫《阿Q正傳》，後來，孫伏園離開北京《晨報》副刊一段時間，沒人催稿了，魯迅就把阿Q槍斃掉了。如果孫伏園還在，可能不會同意阿Q死得那麼早，還會要魯迅演繹出更多的故事。錢鍾書先生算是一代學術大師，卻感謝過不少「一字師」，對中華書局的編輯周振甫先生更是感激不盡。周先生對錢先生的《談藝錄》《管錐編》曾經做過大量的編輯訂正工作。沒有編輯怎麼行！現在是一個寫作繁榮、信息海量的時期，越是這樣的時期，越發需要編輯，現在的問題是認真的編輯選擇工作做得不夠，公正的評價做得不夠，因而優秀作品不多，經典性作品更少，還需要各方面繼續努力才可能形成寫作的真正繁榮。

  21世紀以來，出版傳播業雖然迅猛發展，可也帶來了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數位化、網絡化同時帶來了比較嚴重的出版傳播娛樂化傾向。美國社會傳播學教授尼爾·波茲曼的一本書《娛樂至死》指出，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這就是新興的傳播媒介給我們帶來的弊端。當然其弊端還不只這些，還有出版傳播的真實性問題、深刻性問題，數字出版傳播帶來了碎片化、膚淺化等一系列問題，任其放縱下去，這將會是一個閱讀的壞時代。因此，如何做到既堅持健康有序又能開放搞活，讓人們享受出版傳播的正當權益，已經成為當前影響到出版傳播業繁榮發展的核心問題。

  至於政府關於全民閱讀的政策問題，目前還不能樂觀。政策需要落實，更需要長期堅持，不要因為領導人注意力的變化而變化。經驗告訴我們，某項活動一旦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就有可能成為政績工程。倘若全民閱讀成為政府的政績工程，老百姓對於閱讀價值沒有更好的一種理解，沒有養成閱讀的興趣，其結果可能比沒有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更危險，因為民眾好不容易掀起來的閱讀熱情將會受到糟踐，成為全民大煉鋼鐵那樣的歷史笑話，以後再做補課工作可就更難了。全民閱讀活動一定要更好地符合閱讀的規律，讓大家真正地讀書，真正地讀好書，真正養成閱讀的習慣，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特別欽佩各級領導人帶頭讀書，也希望領導人告訴我們他正在讀什麼書，這是民眾對領導人的敬重和愛戴。希望各級領導人真正做好閱讀的表率，不要把閱讀什麼書弄成政治任務，而是帶領大家閱讀有價值的好書，從而形成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理想追求。

  最後，還是要回到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上來，希望我們每個人都真正地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形成全民閱讀的良好狀態。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讀起來，養成閱讀的好習慣。至於為什麼而閱讀，可以各有原因，只要讀起來就是民族騰飛的開始。有人說為了改變命運讀書，我也贊成。因為很多人確實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然而，只說讀書改變命運，不免過於功利了。因為一個人命運的改變還需要很多條件，讀書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更喜歡說「閱讀點亮人生」。要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對於閱讀是特別推崇的。在漢族的遠古傳說中，說「倉頡造字而有鬼夜哭」，為什麼神鬼都害怕人類識字閱讀呢？這說明閱讀是人類成長壯大最重要的途徑。讀書可以讓人清醒智慧，讀書可以使人成長壯大，讀書可以使得我們看清楚許多事物，看清楚人生的道路和道理，檢點自己過往的得失，選擇好繼續前行的道路。讀書甚至可以讓我們看清國家、民族、人類發展的前程，從而努力做好應該去做的事情。倡導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就是要讓我們的社會人人有書讀，處處有書香，使得閱讀成為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這才是我們共同希望的閱讀的好時代。

  《神曲》插圖｜［法］古斯塔夫·多雷 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