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河尋源

  科學家們認為，地球上現今所有的人類，不論體格、膚色和血型如何不同，全都是由人科的同一屬、同一種進化而來的，因而，尋找人類共同誕生地和最古老的祖先成了19世紀末以來國際性大規模考古發掘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可以肯定，在距今約十萬至四萬年之前的「古人」（尼安德特人）雖已遍布歐、亞、非三大洲，但在體質形態上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差別。在蘇聯、西歐、巴勒斯坦和羅德西亞所發現的古人化石，與中國境內廣東馬壩、山西丁村、內蒙古河套、湖北長陽等地所發現的化石具有同樣的特徵。直到距今四萬至二萬年前的「新人」時代，現代型人種才開始有了逐步的分化，以克魯馬農人為代表的歐羅巴人種和以山頂洞人為代表的蒙古人種才開始有了膚色、毛髮、五官和身材上的區別。[31]

  然而，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生產方式。人類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在跨入新石器時代之際，發生了兩件對後來文明的分化具有重大影響的大事：一是原始的採集經濟過渡到原始的農業；二是原始的漁獵經濟過渡到原始的畜牧業。大體上說，石器時代的人類並無專營採集或專事漁獵之分，他們只能碰到什麼吃什麼，只是在氏族內部存在著某種自然分工：男子多從事漁獵，婦女則負責採集。農業和畜牧業從原始的採集和漁獵經濟中分離出來大約是同時進行的，因為它們需要差不多同樣水平的勞動技能和對勞動後果的預見能力。然而，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這兩個方面在不同的地域中卻可以因自然條件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側重。在有的地方，例如上古時代的歐洲和西亞，農業最初可能是作為牧草種植業而發展起來的；而在另外的地方，例如在仰韶文化時期的中國人那裡，農業和定居生活卻是原始畜牧業的前提。正是這種看起來並不起眼的最初的差異，把東西方兩個不同的民族帶到了歷史的岔路口上。

  根據考古發掘，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期間（如陝西半坡和河南廟底溝所發現的），中華民族已進入了以農耕為主的新石器時代。繼此之後，沿黃河流域，上行有甘肅、青海地區「馬家窯文化」出現（它是中原仰韶文化的繼續），下行有山東濟南一帶「龍山文化」的興起，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建造了廣闊的歷史舞台[32]。大河流域農業生產的優先發展，與沖積平原所提供的大片可耕地有關。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把農作物的收穫和種植的象徵——花（華）與芽（夏）看作自己民族的象徵[33]，家畜飼養則從母系氏族時代就作為「副業」而附屬於農業生產了。最早飼養的是不占牧場的豬和狗，到龍山文化時才開始馴養牛、羊。道理很簡單，在黃河流域，用牧場來擠占肥沃的耕地是很不上算的。《周易·繫辭》上說「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或許正反映了遠古農業排斥畜牧業的情況。羅伯特·路威曾提到中國人與其他民族的一個區別，即他們沒有喝牛羊奶的習慣[34]，這也可以作為在中國畜牧業從未占主要生產方式的佐證。一個定居的農業民族在廣大農業區域內對其他農業地區的擴張，其最自然的方式莫過於「先融合，後征服」。《論語·憲問》所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正說明中國古代不是如遊牧民族靠硬弓駿馬制馭群雄，而是靠發展農業征服人心。因此，雖然中華民族在自己的擴展過程中也免不了產生部落和氏族之間的衝突，也有後來者奴役先前土著的現象，但由於這種征服有長期的融合作為基礎，人們對待這種征服常常是容易忍受的，因此在整個民族意識中他們始終把自己視為黃河流域這片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原始土著。龍山文化時期母權制氏族公社向父權制家庭公社的過渡，確立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種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承繼性，種下了古人對自己世代生長於斯的土地的牢不可破的感情，形成了中國人歷來不愛遷徙的民族習慣。

  遠古時期的希臘則另是一番景象。最早在希臘地區定居下來並發展了自己的文化的是克里特島的居民。據推測，他們可能是從小亞細亞渡海來的，文化上受古埃及的影響，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在墓葬（土葬）和住房建築方面也保持著內陸農業民族的習慣。從公元前兩千多年建立早期米諾斯文化開始，由於克里特島所處的海上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這個民族日益向工商業民族轉化，並一度建立了地中海的海上霸權。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里特文化突然衰落並滅亡了。有人估計是阿卡亞人的一支邁錫尼人從北方來，征服了當地居民的緣故。與中國古代「先融合，後征服」不同，邁錫尼人的征服是一個完全外來的異民族對一個原先高度發達的民族文化的破壞和毀滅，他們用自己特有的線形文字直接取代了被征服者的象形文字。邁錫尼文化也曾受克里特很深的影響，但並未被融合。邁錫尼人征服克里特時其文化也不低於克里特，但他們與克里特人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遠距離的征服性。他們「是一個征服者部族，屬於從北方、或許是從多瑙河流域來的一個身材高大的、頭髮秀美的種族」[35]，這個種族似乎並沒有經過自然經濟的緩慢的蔓延，而是從公元前1600年左右直接來到希臘中部和南部，用自己先進的鐵器征服了希臘本土處於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土著，並取代了克里特文化。他們對土地沒有深厚的依戀之情。在荷馬筆下，希臘英雄們遠渡重洋去毀滅另一個城市，他們將陣亡的戰友就地火葬，開懷痛飲，攻打十年之久而不懈，都反映出這個民族幾乎天生的征服性。吉爾伯特·穆萊認為，希臘人的神並不自命為世界的創造者，「他們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36]，這正是希臘人自身的寫照。在種源上，阿卡亞人屬於雅利安人種，他們身高體壯，皮膚白皙，是從野蠻人中分離出來的最先進的遊牧部落的代表[37]，這個人種的「卓越的發展，或許應歸功於他們的豐富的肉乳食物」[38]。正是遊牧部落的遷徙性，使阿卡亞人的征服具有那樣一種襲擊和擄掠的性質，但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民族對於海上貿易、海盜行徑和殖民事業，對於動盪的生活和冒險生涯，都具有天然的適應能力。公元前12世紀，又一支阿卡亞人即多利亞人從北方洶湧而來，席捲了邁錫尼等國家，推動了希臘本土居民繼續向外移民。他們有一部分轉向了農業生產，如斯巴達人就迫使被征服的希洛人為他們生產糧食，但大部分卻保持著外向冒險的生活方式，對於土地很少有依賴感。我們從希臘神話中可以找到許多反映畜牧業與航海生活有聯繫的地方，如海神波塞冬原先是一個養馬業的保護神，他的兒子特里同也具有馬形，赫耳墨斯既是商人的保護神和交通神，又是畜群的保護神。

  希臘人以其慣於遷徙的民族特性，充分利用了希臘半島所提供的極為有利的經商和海運條件。希臘地區可耕地很少，希臘人只有外出遠行，到遠離家鄉的異國他鄉才能取得自己的生活資料。許多城邦和移民區都是由貿易和商品生產建立起來的，如雅典城就從埃及進口糧食，從波斯輸入日用品，從麥加拉運進蔬菜，由馬其頓獲得木材。商業和海上控制是希臘人的命脈，他們賴以生存的是海洋和交通。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的希臘移民運動，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在歷史上只有歐洲人移居新大陸可以相比。這種移民運動與盲目的部落遷徙不同，它是城邦政治經濟擴張的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形式。尤其是公元前7世紀之後，移民主要是工商業性質的，許多移民城邦成為希臘世界主要的工商業中心。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手工業和航海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冶金、造船、武器、皮革、陶器、紡織、釀酒等行業已舉世聞名，而且主要是為了出口，甚至希臘有限的農業也帶上了商品生產的性質。無疑，古希臘經濟生活中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必定是當希臘人（阿卡亞人）尚作為遊牧部落在北方漫遊的時候，就已經萌芽于氏族內部了。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同，遊牧部落由於畜牧業本身的需要，就必須和其他部落進行商品交換。在這種交換中，牲畜是現成的、自然形態的貨幣，它不需像穀物交換那樣由人工（行政當局）制定統一的量具，而天然地保證了商品交換的等價原則的普遍性。商品經濟是遊牧民族走向文明開化的主要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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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給自足的中國古代農人卻是以另一種方式踏入文明的門檻的。自然經濟的穩定發展，恰好是以一種最不自然的、人為的方式才得到保障的，這就是從上至下直到每個生產細胞的金字塔式的行政干預。正是這種完善的行政干預，成了中華文明的象徵，它是人類自覺調節自身生活方式的最早表率。它頒布農時，組織抗災，興修水利，處理民事糾紛直到家庭瑣事。每當年豐日足，外患消弭，到處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在這種人為的控制之下，中國人的家居生活是太容易了。只要不是兵荒馬亂，水旱蟲災，他們用不著動腦筋去應付各種情況，只需按著伏羲氏和神農氏早已教給祖先們的老一套耕作程序，習慣性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能保證一家大小的溫飽。但這種自然經濟所導致的交換的萎縮、交通的不發達、見識的狹隘，卻使中國人很早就喪失了探險精神和窮根究底的興趣，而對超出一小塊地域之外的一切感到神秘和不適應。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像希臘人那樣揚帆遠航，至多不過到附近山野里開上幾畝生荒地，而且也只以步行所能達到的地區為限。數千年來，大一統的華夏帝國從人與土地的這種依賴關係中取得了自己強大的聚合力。皇帝稱自己的國家為「社稷」，社就是土地，稷則是這土地上所生長的莊稼。中國的政權是土地政權，中國的戰爭是土地戰爭，而不像古希臘以掠奪財富（動產）和奴隸為主要目的的戰爭。中國的租稅剝削和徭役剝削也不同於古希臘的奴隸剝削和金融、高利貸剝削。直到13世紀，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初次遊歷中國元朝都城時，竟以為忽必烈皇帝一定是靠操縱貨幣發行而建立起如此豪華奢侈的排場的，可見中西兩大民族的經濟觀念差異之大，已達到了難以溝通的地步。

  總之，古代中華民族與希臘民族的差異種種，最終可以追溯到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差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