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古代史學與西方歷史觀相比，又自有一番完全不同的意義。中國古人把「歷」和「史」連用講「歷史」的情況比較少，通常只用一個「史」字，講「史學」；「歷史學」則是日本人後來對西方history的翻譯，傳入中國以來比較流行。「史」的意思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說法是：「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也就是公正客觀地把事情記錄下來。中國古代的史官是由史前社會的「巫祝」演變而來的，巫的職能是掌管祭祀；國家產生後，他們兼管記錄重要事件、起草和保管政治文件等工作，最早保存下來的這類文件彙編就是《尚書》。春秋時代，許多諸侯國如晉、楚、齊、魯等等都有自己的史書，後由孔子依據《魯春秋》參考各國史書經刪削校定增補而編成《春秋》，並在其中加入了隱晦表達自己的褒貶愛憎的「春秋筆法」，所謂「借事明義」，所謂「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才從黑格爾所說的「原始的歷史」進入到了「反省的歷史」，但從此就停留在那裡了。由此可見，中國的「史」字最早的意思既不是「打聽、詢問」，也不是發生的「事件」，而是（用文字）記錄；而這種記錄本身不是為了求知，而是一種官方的政治行為，後來才普及為民間（或准官方，因為孔子自己也曾為魯相）的政治思想，繼而（在漢代）又上升為統治者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為什麼要修史？早期史官們對這一點還比較朦朧，司馬遷繼承孔子的遺志，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最清楚地道出了個中的道理：「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辦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這就是中國傳統史學直到今天仍一以貫之的思想。任何一個當權者，哪怕是暴君，都多少有些在意自己的劣跡是否會著之竹帛、遺臭萬年。[170]

  當然，中國傳統史學除了上述道德政治目標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作為政治統治的技術手段，而且往往是秘傳的（老子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國文字的產生最初就是出於預測未來的目的，是一種占卜技術，如甲骨文最早被用作占卜的記錄。為什麼要記下來？當然是為了下次占卜作參考，用在政治上（這是其主要用途），則具有唐太宗所說的：「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也就是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意思。古人也的確從歷史中總結出了一些經驗規律，如「水可以載舟，亦可以復舟」「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否極泰來」等等。《易經》本身就是一部占卜之書，但同時也是一部蘊藏著深厚歷史教訓的書。老子作為史官，深諳政治操作中的玄機奧秘，其《道德經》歷來有人視之為陰謀權術之淵藪，由此又發展出申韓法家思想，為秦始皇和後來歷代帝王所欣賞和採用。中國史學在政治層面上的可操作性極強，因而大大削弱了其認識功能和客觀描述功能。雖然史家也曾有過不畏強權，甚至以命相搏也要秉筆直書的美談，但一旦淪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則也極容易變質為對真相的粉飾和掩蓋。[171]

  所以中國傳統史學的內在矛盾即在於道德政治的理想目標和政治權力操作的實用技術之間的衝突，這兩方面本來是相輔相成的，但往往是手段代替了目的，寫歷史的人變成了說謊大師。

  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是歷史意識最強的民族，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完備的歷史，但這些歷史到底有幾分可信度，卻應該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魯迅先生當年就懷疑過，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172]的確，中國歷史看起來似乎言之鑿鑿，幾乎每一年都有記載，其實卻如魯迅說的「沒有年代」，永遠都在重複著同樣的故事，永遠產生不出新的歷史意義，永遠都在掩蓋著同樣的骯髒和醜惡。每件事不論在當時人看起來多麼「史無前例」，其實在歷史上都是有案可查、有史可稽的，兩千年前發生的事就像發生在今天，今天的政客們也完全可以通過熟讀史書（或《三國演義》之類的歷史小說）而獲得應對當下的政治權謀。所以黑格爾說中國其實並沒有歷史。中國人歷來對待歷史在哲學層面上採取的是虛無主義態度，所謂「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改朝換代不過是「五德終始」「天道輪迴」，以身殉道不過是要「對得起俸祿」。而從大尺度來看，只有「成王敗寇」的實用原則，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和標準，更沒有歷史的終極目標。

  

  這種情況直到今天還沒有根本的改觀。近代以來，西學東漸，達爾文進化論影響了一大批中國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然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本身並沒有什麼倫理的目標，西方人是依靠他們自身固有的歷史進步觀的啟蒙思想才賦予了進化論以倫理的維度的，在他們看來，歷史的前方最終要達到的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終極目標，並且實際上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進化論不過是提供了達到這一目標的具體途徑而已。但在嚴復和康有為那裡，對這種形而上的目標根本就不屑一顧，他們考慮的是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救國保種的問題。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雖然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也雜糅於「太平世」和《大同書》的社會政治理想中，但他的原則絕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把經過他美化的自由主義的社會效果和《禮記·禮運篇》中「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混雜在一起。在他看來，這種社會理想之所以值得爭取，只是由於歷史的循環剛好到了這個關節點上，識時務者應當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而與時俱進，否則就會被歷史淘汰掉。這種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歷史觀不但康有為這類保皇派如此，而且激進派同樣如此。例如五四時期的「科玄論戰」，科學派戰勝了玄學派，以及「問題與主義」之爭，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實用主義，凡勝利者都是由於證明了自己比對方更加能夠「救中國」，而不是由於提出了更加值得追求的人類生活原則。至於歷史的最後目的究竟是什麼，人們並不大關心，頂多只是當作口號說說而已。或者說，歷史的目的也成了政治實用主義的一枚籌碼，而且這方面各家各派所說的實質上都差不多，無非還是《禮運篇》中的那一套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