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什麼時候有過真正的信仰？

  本文要談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什麼時候有過真信仰。光是埋怨我們沒有信仰，這沒有什麼用。我們要重新來檢討，從頭來思考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以往講的信仰到底是什麼東西，它們算不算真正的信仰，我們是否曾經有過真正的信仰。如果我們以前有過，現在失落了，那麼我們可以把它追回來；但是如果在某種意義上的那種真信仰我們從來都沒有過，那麼你現在說要恢復，或者說要「堅守」，要「頂住」，要「尋根」，找回失落的東西，那就是一句空話了，因為你從來沒有過。我提出的這個問題就是認為，我們現在所追求的那種信仰，我們其實從來沒有過。90年代的討論裡面經常提到西方的基督教、猶太教的信仰，包括伊斯蘭教的信仰——張承志寫了一部《心靈史》，就是講伊斯蘭教的信仰——我們都沒有過。沒有過的東西就談不上「失落」，沒有過的東西，你必須去創造。這就是我們這個話題的切入點。

  但是有人會反駁說，中國人怎麼會沒有信仰呢？肯定是有的。幾千年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們，也產生過大批的優秀人物，並且有很多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信仰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堅定，為了理想，為了天道，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一下子就可以數出很多來。那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這種精神能不能算作真正的信仰呢？我們應該來作一番分析。

  這種信仰、這種理想精神的一個著名的代表，我們可以舉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張載為例。他對士大夫的使命是看得非常崇高的，在這方面他有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幾句話一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氣魄也很大。為天地立心，為老百姓安身立命；往日的那些聖人，他們的那些道德學問已經斷絕了，我們要把它繼承下來，要為萬世開太平。這樣一種氣魄，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信仰的一個集中的代表。那麼我們現在可以來分析一下。

  這個理想在當時提出來當然是不錯的，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重新來宣揚，為什麼覺得這樣一種精神我們失落了呢？我們能不能把這種東西再繼承下來，重新弘揚起來呢？我們發現，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底氣有些不足。當代知識分子，21世紀了，如果把張載的這種理想再提出來，總覺得缺乏底氣。為什麼？因為當今的時代，這幾個概念可以說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以說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是「天地」，一個是「生民」，一個是「往聖」，還有一個萬世「太平」的概念。這幾個概念全都改變了，全都不是張載的那個時候，也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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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天地」的概念。天地的概念今天已經和那個時代大不相同了，當時的人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們今天會有這樣的天地的概念，宇宙的概念。我們的「神舟六號」上天，這個天地從自然科學角度看，已經成了科技研究的對象，已經失去了它的魅力。我們講科學技術具有一種「祛魅」的作用，祛除魅力，把天地的魅力全部取消了，它的審美價值已經不存在了，已經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阿波羅11號」登上了月球，那月球上面沒有嫦娥，也沒有吳剛和桂花樹，就是那麼一塊死的石頭，大家都知道了。這是從自然科學角度來看的。從人文社會的角度來看天地、天下的概念，跟當時的概念也大不一樣。什麼叫天下？天下當時理解就是中國，而現在是全球。全球有那麼多國家，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國家，一個平等的夥伴。全球化的時代，除了「我中華」這個中心以外，按以前的說法其他的都是「非我族類」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是我們炎黃子孫，他那個心肯定是不一樣的，你要為他們去「立心」，談何容易。我們只占地球上的五分之一，你要為「天地」立心，就顯得有點可笑了，有點像「文革」時期那種非常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我們要解放全球的人類，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我們要拯救他們，為他們立心，為他們立命。這個「文革」時期的口號現在已經被傳為笑談了，張載的這個口號今天在這方面同樣地顯得可笑。

  又如說「生民」。什麼叫生民？當今世界民主大潮在全球洶湧，我們中國也在朝這條路上迅速奔跑，那麼它的前景就是民眾不再需要一個聖人來為他們「立命」了。知識分子要為生民立命，難道要當救世主嗎？救世主就談不上什麼民主了。現代的生民，現代的民眾，他們自作主張，自立其命。從發展趨勢看，老百姓不再需要一個救世主，他們渴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一點在西方的民主國家裡，在民主化這方面先走了一步。在這方面，如果還是懷著張載的那種眼光去看待老百姓的話，就有點過時了。

  再就是「往聖」，往日的聖人，在張載心目中那就是孔孟那些聖人。但是在當今時代，往聖除了孔孟以外還有很多，孔孟只是其中的一支，另外還有蘇格拉底、耶穌、盧梭、康德、馬克思、尼采，都可以說是聖人。為往聖繼絕學，你繼哪個的絕學呢？有那麼多人供你去繼承他們的有價值的思想、理論和觀點。所以往聖的概念跟原來也不一樣，原來是一元化的，就是孔孟。而今天是多元化的往聖。多元的意義在今天可以起到破除盲從的作用。以往只有一種往聖，我們繼承他，他就是唯一的聖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要繼承他只有盲從。比如讀他們的書，背他們的書，他們所說的都是真理。而在多元化的當代，往聖有那麼多，所以就不存在盲從，而必須有選擇。所以，當代的多元化鼓勵的是自由選擇和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往聖能不能夠繼承下來，那就要看這個往聖是不是能夠鼓勵現代人的創新，還是製造盲從。一個製造盲從的往聖，必然會斷子絕孫，都會成為絕學。只有促進人類創造力的往聖，才得以為繼。這是當今的情況。

  至於「萬世」和「太平」的概念，張載他們所理解的太平的概念就是平均主義了，所謂太平，大家都平等、一樣，這個在目前充滿著競爭的時代更加是不適宜的。平均主義，平安，穩定，「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樣世外桃源式的、靜止的太平世界的理想，在當代已經成為一種烏托邦，成為一種幻想。而且即算不是幻想，它也絕對不是一個發展的概念。萬世太平就是萬世如一，從三皇五帝一直到人類的大同世界都是一樣的，我們要回復到過去的那種理想的田園牧歌的時代。這種太平現在已經沒有人去追求了，就連農村出來的打工仔都不需要這種太平。

  所以從上面來看，張載的那種理想看起來好像是氣吞山河，其實是十分狹隘的。它只盯著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傳統政治格局和社會制度。那麼，這種理想是不是、能不能算一種信仰呢？如果它是一種信仰，是一種理想，那也只是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信仰和理想，它的前提是既定的社會政治體制。張載的理想跟現實的世俗生活，跟當時既成的社會政治體制是分不開的，他也是那樣理解的。這個理解後來在朱熹那裡說得更明確，他認為中國的理想看起來很高，其實很平凡。所謂形上學好像很高超，但是什麼是形上學？他說，形上學「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看起來好像很高妙，講的都是玄而又玄的道理，「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而且「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實際上還是講的世俗生活中的為人處世之道。這裡體現出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不管你講理想也好，講信仰也好，講高超的東西不管你講得多麼玄妙，還是天人合一，最後要落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邊來。這是中國傳統的理想的最終歸宿，即最終是為了現實的人生。當然，從某一方面來說，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優點，它很實際，它不作那些虛無縹緲的玄想。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中國人為什麼缺乏一種超越性的理念和信仰，它的根子要從這裡面去找。

  所以，中國的文人、君子，他們的理想是很實際的；正因為它很實際，所以也是不穩固的。因為現實生活在不斷地變化，你講天人合一，看起來好像很穩固，天和人不分嘛，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嘛。但是實際上，你把人世的變化看作就是天道的變化，你必須隨著現實生活的不斷變化而改變自己的信仰。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使我們沒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可以追求，它都是隨時代而變、隨環境而變的。比如說，今天我們認為理想或者信仰的一個很高的體現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但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歷來是跟忠君分不開的。愛國主義不是一個超越的東西，它總是跟現世的某個當權者、某個君主聯繫在一起，愛國忠君嘛。你愛國體現在什麼地方？就體現在忠君。君就代表國家。所以從屈原到王國維，都是這樣的，用忠君來代替愛國。當然我們把屈原理想化了，把他對楚王的忠誠放大為一種普遍的愛國主義。因為楚國滅亡了以後，這個愛國主義被擴展到包括楚國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齊楚燕韓趙魏秦，後來成了大一統的中國。如果今天還有人說，屈原當時是楚國人，出於對楚國的愛國主義，我們現在要讓楚國獨立，那你就跟「台獨」一樣了，還能叫愛國主義嗎？所以，它總是隨著時代和當時的處境而變化的。隨著時代的時過境遷，弘揚楚國的愛國主義已經沒有意義了。這種愛國主義的抽象的形式我們還把它保留下來，但實際上我們在每一個時代都把它附會於當時的那個朝代，還是很具體的東西，它並沒有一種超越的理想性。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王國維，有人說王國維的自殺也是出於愛國主義，[138]他是殉清朝的那個國。大清國那個國是個什麼國呢？實際上對於漢人來說，我們是做了三百年的亡國奴。如果他是出於愛國主義的話，實際上就是為他的亡國奴身份而殉葬。當然我們現在不能說大清是外國了，還是屬於少數民族，但是在當時大清就是作為外國打進來的，統治了中國。所以他是很狹隘的，中國人並不怕當亡國奴，只要當久了，他就認了，他就認為這是他的國了，他就有愛國主義。因為他沒有一種超越的東西，他就是跟現實的當權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當亡國奴沒有關係，只要有一位明君，當亡國奴也可以有滋有味，甚至於當得很有氣魄。

  很多新儒家的鼓吹者把這種和世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稱為「內在超越」，就是說我們中國人也有超越，它和西方人的超越不一樣。西方是外在超越，超越到上帝那裡去了，我們超越在世俗中間，是一種內在超越，就是做聖人，凌駕於世人之上。內在超越實際上就是沒有超越了，因為它只不過是要占領世俗道德的制高點。所以愛國主義是可以變的，我們今天可以愛明朝，明天可以愛清朝，每一次我們都可以大義凜然。這就是我們傳統的理想，實際上是受到嚴重的限制的世俗信念。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信仰，從一般地相信一個東西來說，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信仰，但是它不是一種真正的、純精神性的信仰。精神性的信仰是能夠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政治、利益、經濟等等各種具體的支配人們社會生活的條件的永恆的信仰。能不能有一個永恆的東西讓我們去追求，這個在我們中國是從來沒有過的。就像我上面分析的，愛國主義好像是一個永恆的東西，其實不是的，有各種不同的愛國主義，有時候同一個愛國主義還被看成是賣國主義。「文革」的時候有戚本禹的一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是批判《清宮秘史》的。有的人說《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有的說是賣國主義，說不清楚，因為沒有共同標準。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這就涉及下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