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拙著《靈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學的生存境界》中，我對90年代一系列重要的文學現象進行了一種精神的層次結構的分析，涉及了十幾位有影響的作家及他們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並曾經預言「這一結構在時間的長河中將會真正成為21世紀中國人的心路歷程」。我在結束語中提出：

  也許，21世紀將發生一些新的故事，出現一些新的人，這些人和事絕不能像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各種記載和傳說那樣，放在哪一個朝代都是一樣的，而應當是真正屬於某個特定的時代的，不僅是時代的「產物」，而且是時代的真正開創者、締造者。這種預測的確沒有任何根據，特別不能從我們這個日益庸俗的世俗生活中找到根據。它唯一能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否定一切根據的。而文學，就是對一切有根據的東西的否定，它就是自由。

  對文學發展的預測只能以作家的自由創作為根據，而自由恰好是沒有任何（外在的）根據的。但這並不是說自由就是完全不可預測，是純粹的任意胡來。相反，任意胡來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你總是可以在它後面發現某種被決定了的前提，正如單純的標新立異反而是最陳舊的俗套一樣。真正的自由只有一個根據，這就是它自身的一貫性。標新立異是沒有一貫性的，今天是新的，明天就成為舊的、過時的了。任意胡來也沒有一貫性，只要被逮著了它後面的那個前提，就像孫猴子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再怎麼跳也會被一個個收拾掉。文學中這些年標新立異和任意胡來夠多的了，不是都被收拾了嗎？但真正的自由是有一貫性的，它一旦被意識到並被表達出來，就成了人類精神生活中已經達到且永不丟失的一個層次，是人類進一步發展所必經的前提。但它又不是對自由的限制，而恰好是永恆的激勵，是對天才的鼓動和對一切外在法規及傳統成法的突破。然而，它並不是不服從任何法規，而是服從自己本身的法規，並力求使它貫徹到底，或如康德所說的：你應當使你的意志所依據的準則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則，即「自律」的原則。顯然，這種自由不是天生的才情流露，它雖然要以人的生命衝動的自然素質（天才）為基礎，但不能停留於此，而必須向更高處去尋求自己透徹的表達，也就是說，必須用思想。文學在今天應從「詩」進到「思」。

  中國文化總體說來是一種詩性文化。詩本身被當作一種自然的情感抒發，但同時又作為一種教化手段（「詩教」）滲透到制度和政治倫理的一切方面。古代有以詩文取士，直到今天，寫報告、發文件、發社論還都喜歡歸結為朗朗上口的幾個「字」。中國傳統小說中充斥著「詩曰」「有詩為證」，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20世紀初，中國詩性精神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五四以來的新詩和白話文破壞了格律詩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是對詩性精神的解放。由於寫詩的速度加快，不僅詩的數量大大膨脹，而且所表達的情感也更加豐富和多樣化了。與傳統詩比較，現代詩在詩情的含蓄、雋永、凝重和一唱三嘆的典範性（可誦性）方面略遜一籌，但在情感的容量和複雜度（可讀性）上卻有很大的擴展。古詩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重詩的社會普遍性和永恆性，新詩則講求瞬間一己的獨特感受和情感的充分宣洩。20世紀以來的小說也是如此，除了某些時期（如「文革」）的暫時性中斷外，新小說即使是廣闊的社會題材，也多滲透著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且越來越有向個人化、自傳化發展的趨勢。30年代是如此，80—90年代更是如此。但這一趨勢帶來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對作品的思想性的熱切的呼喚。作品越是走向個人化、私人化，它對於閱讀者、評論者的思想深度和思想敏感度的要求就越高。當數千年來人們所認同而不假思索的審美背景被超越、被突破和被置之不顧之後，文學如何還能成為文學就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問題。人與人不言而喻地自然相溝通的條件已不再存在，在當代，只有通過思，才能重建詩（文學）的根基。人們80年代初對「朦朧詩」所表示的「看不懂」的不滿正表明，以為詩單憑情感體驗就自然能懂是一種陳舊的偏見。凡是能懂的詩都是先期運思（如孔孟莊禪的思）造成了一定的「期待視野」（Erwartungshorizont）的結果。經過十多年的運思，今天已沒有人再抱怨朦朧詩「看不懂」了，那種情緒已被普遍認同。但進入90年代，一種更深入地運思的要求對文學創作和評論提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