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預測21世紀中國文學的走向，實際上取決於怎樣看待文學史乃至於一般的歷史。文學史不是一個像物理學、生物學或一般自然科學一樣可以用一套現成不變的規律來把握的現象，而是人類自由創造的結果，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不可預測的。但這一點不是絕對的，歷史有它自己的規律。自由創造雖然是偶然性，但它同樣會導致建立自己的必然規律（自律）。因為一種偶然自發的創造要能立得住，首先要創造者自己對之加以肯定的認可，據為己有，貫徹到底（否則是不會創造出任何東西來的，只是一種軟弱無力的良好願望而已）；然後還必須得到社會的青睞和公認（這就必須表達出時代的精神）。人類社會本質上追求和欣賞那些有創意的東西，即使有相反的勢力拼命阻止其生長，它卻代表人類發展的前景；另一方面，真正有創意的東西總是從時代脈搏的跳動中生發出來的，而不單純是個人靈感的迸發。所以，直觀地看，歷史似乎毫無規律，雖然每件事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只有上帝能把握全部充足理由；本質上看，歷史在大量偶然性中呈現出某種規律，但這需要人們透過偶然性去作出深層次的分析。

  迄今為止，中國的文學評論基本上還停留在直觀的層次，因而還不具備預測21世紀文學走向的前提和資格。當然這不是說，評論家們不想從偶然現象中去發現內在的必然性。正相反，人們太想從當代文學現象中找到某種蛛絲馬跡，能夠對未來發展的走向作出某種預言，諸如21世紀是否可能出現「大師級」作家，是否可能得諾貝爾獎等等。但他們所使用的方法論武器，基本上逃不出中國傳統以《周易》為代表的預測學那一套，最主要的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的「樸素辯證法」；一是「生生之謂易」的自然之道。所以有人從西方文化盛極而衰、中國文化由衰轉盛的「必然規律」而預言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而在文學評論界，在喪失了一切美學和文藝理論的教條框架之後，唯一還剩下能夠對當前文學現象勉強加以歸類的理論原則就只有自然的生物學規律，即作家的年齡了。依據年齡來論資排輩本是中國文化的傳統痼疾，五四以來不少思想家對此倒行逆施，主張「少年中國」「新青年」，甚至有人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該殺。但骨子裡卻仍未逃脫以自然輩分來判定精神的事這一自然主義思維方式。所以中國人很容易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甚至連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帶有強烈的進化論色彩），就因為中國人歷來就是用自然的眼光看待精神生活的：從前是認為越老越智慧，現在是認為越年輕越有希望。魯迅晚年發現這是個誤區，老也好，年輕也好，都不足以成為可信賴的標準。解放初期毛澤東對青年寄予巨大的希望，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可是怎麼樣呢？這一代青年人不僅在文化建設上遠不及他們的上一代人，而且在歷次政治運動和「文革」中成為文化殺手，但世界始終不是他們的。近年來文學評論界在一片復古聲中，又有一股崇尚青年之風，許多文學刊物都開闢了「新人」欄目，如「60年代出生的作家」「7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無形中表達出一種「俱往矣」的先鋒心態。還有一些人對中學生、小學生的習作進行過分的讚譽和炒作。這種眼光固然不失為一種扶持新秀的文藝政策，但其實是與文學本身不相干的。作品的質量與作家的年齡沒有必然的聯繫，文學的前途誠然是由年輕人主宰的，但也可能被年輕人斷送（如「文革」中），如果不引導他們（或他們自己自覺地）著眼於文學本身，而只是斤斤計較於年輕人如何能推翻前輩而「出頭」的話。現在有些年輕作家耿耿於懷的就是這一點，甚至公開宣稱從來不讀前輩的作品，也不看外國的作品，以無知為榮。其實這一點也不「先鋒」。他們想模仿一千年前慧能禪師的「頓悟」之道，可是又做不到「不立文字」，反而想為自己所立的文字做GG，這就透出某種矯情和虛偽。當然，就連這種虛偽也是很幼稚的，他們的宣言和媒體的炒作都令人想起幼兒園裡的情況：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說：「我敢吃屎，你信不信？」另一個孩子馬上報告道：「阿姨，他吃屎！」

  按出生年代來劃分作家群是90年代文學評論無戲可唱的表現。一切舊的文藝理論標準，如現實主義、（積極的或消極的）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等早已過時；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結合太緊；「朦朧詩」早已不朦朧；「新寫實」「新狀態」「新市民文學」毫無新意；「現代派」太艱深，又太泛（任何現代的新流派都是「現代派」）；「後現代」還未見眉目；只有「尋根」一直尋了十幾年，也已經膩味了。現在，似乎唯一的一個未被動搖的信念就是：新的總比舊的（「過時的」）要好。而新與舊的最切實、最不會錯的標準則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出生」。仿佛21世紀中國文學的走向，就看現在最年輕的一代人怎麼寫了。但是，用這個標準真能把握下個世紀的文學走向嗎？恐怕不能。這只是我們這一代評論家的偷懶之法，如果它真的立得住，就只能說明21世紀的文學評論將像20世紀的文學評論一樣沒出息。

  所以，對21世紀中國文學走向的預測不是張口即來的智慧斷案，也不是一廂情願的情感抒發，而必須建立在對20世紀，特別是最後20年文學現象的本質規律的發現和分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