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90年代文學五花八門，良莠不齊，但在大量雜蕪、平庸、模仿之作中，也有少數作品呈現出異樣的光輝。這些作品的作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除了自己天生的才氣之外，都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運思，幾乎沒有人是寫得很輕鬆的。當今世界，與多年前已大不相同，那時國人剛從昏睡中醒來，睜開眼看見什麼都是新的、好的，作家隨口拋出一句話都能傳遍半個中國。現在不行了，人人都想瀟灑走一回，就沒有人再能瀟灑了。當「公共話語」已被講完之後，作家們就紛紛解囊拋出「私人話語」：我的家庭，我的兒子，我的童年，我的身體……而當「絕對隱私」也發行了若干萬冊時，「私人話語」也已成為另一種公眾話語或流言蜚語了。中國作家所陷入的困境在於，他們歷來都是靠「藝術營養」來過活的，這些營養或是從古代作品中、外國作品中，或是從現實生活中，或是從自己的記憶、夢幻和欲望中「汲取」而來的；現在忽然發現這些「營養」所養育出來的藝術仍然是蒼白的，且越來越蒼白。有少數作家已經發現，這不是什麼營養不夠的問題，而是吸收功能出了毛病。作家的期待視野和整體素質亟待提高，否則談不上藝術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一個作家要達到一流的層次，必須比以往的作家讀更多的書，有更多的獨立思考，更經常地發現自己的極限並用頭去撞擊這一極限。

  這一極限就是滲透在每個人心底的傳統文化的極限；這種撞擊，就是向我們數千年來國民性的最深根基發起衝擊。語言問題，信仰問題，土地和人的關係問題，性的問題，這些都是90年代「尋根」所揭示出來的中國文化的極限問題。但除了極個別的例外，中國作家們大多在這些極限上被碰了回來，有的束手無策，困惑彷徨；有的乾脆躺倒，心滿意足，感到終於走到了盡頭；有的則不假思索地認同和認可了自己的極限，並且比以往更虔誠地維護古老的傳統。在這些作家身上，我們是看不到21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前景的，毋寧說，他們代表了向過去兩千年人們所習慣了的體驗方式、表達方式和思維模式的回歸。當然，他們在21世紀也有其存在的合理價值，但如果沒有創新的思考和視角，這種回歸是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成果的。因為一般而論，單純的回歸傳統也只是文人們的一種幻想，傳統已逝，現代人所回歸的只能是現代人眼中的傳統，而並非「本來的」傳統。每一代人實際上已經「回不去」了，沒有創新的「回歸」只能製造出假古董。從另一方面看，既然傳統都是古人創造出來的，那麼真正的回歸傳統就應該是回歸到古人的那種創新精神，就應該是像古人那樣否定自己的舊傳統，創造自己的新傳統。80—90年代的文學尋根中，真正有突破性的正是這種創新精神。一般地說，當作家們浸淫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反傳統或反正統因素，如道家和佛家在衝擊儒家正統地位時所爆發出來的創造性思維火花時，他們在否定舊的傳統和道統方面確實表現出勃勃生機，正如魯迅當年鼓吹「女吊」的復仇和反抗一樣。但魯迅同時也意識到，這種反傳統在更深層次上仍然是一種古老的傳統，「女吊」的反抗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找替身」。當代作家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惑。張賢亮的《習慣死亡》在解構了一切正統意識形態之後，在經歷了西方自由生活的縱慾的歷練之後，最終萬分留戀那已被他粉碎了的一切，帶著一顆疲憊而傷殘的心回到傳統型婦女馬纓花身邊。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對馬橋人的含糊、愚昧、渾然不覺既有知識分子的批判，又有情感上的認同。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對流行的正統官方話語進行了辛辣的嘲笑，但最終又把一切變成了一場玩世不恭的遊戲，他的嘲笑本身也成了嘲笑的「替身」。賈平凹的《廢都》中，莊之蝶從原始道家立場去尋求正統文化機體上的「破缺」，以圖回復到自然天成的圓滿，但到頭來發現這「破缺」的根正在自身。張承志在《心靈史》中援引哲合忍耶的宗教精神，以和漢族的世俗情懷相抗衡，實際上卻只不過是把異族的宗教精神世俗化了，他的一切憤世嫉俗都轉回到了世俗的窠臼之中。先鋒派詩人顧城在激流島上營建自己的理想王國時，所依據的竟是中國古代一夫多妻的舊模式。林白和陳染在張揚「女性主義」以對抗男權文化的專制時，不知不覺地採用了男性對女性的傳統眼光和標準……不能否認，在他們的作品中處處透露出生命的衝撞和自由的呻吟，渴望著生活的暢快與淋漓，然而，他們的得意之處正是他們的失足之處，他們只有靠自欺才能說出肺腑之言：他們無法突破自己的極限。

  90年代作家中只有少數人跨越了或正在跨越中國文化的這種極限。問題不僅僅在於要碰到這個極限，而且還在於要正視它，克服巨大的內心痛苦去拷問它、解剖它（如魯迅說的「抉心自食」「時時解剖自己」）。莫言的《豐乳肥臀》就是對他前期《紅高粱》的主題精神的嚴酷拷問和自我否定，書中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在一個嚮往嬰兒的純潔天真的文化氛圍中成為一個「戀乳厭食」的長不大的孩子，一切對成人的「陽剛之氣」的憧憬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白日夢。在這裡，再沒有得意和自我陶醉，而只有慘不忍睹的精神崩潰和靈魂呼號，以及絕望中的尋求。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則通過一個栩栩如生的愛情人物畫廊展示了一系列青年男女對自己愛情的深沉思索、對自己人生的根的忍痛挖掘。對使他們困惑的問題，他們可以以性命相拼，但更多的是訴之以清醒的理智和邏輯，是創造語言去建構一個超越現實之上的「可能世界」，是堅持「應有」而不和「實有」相妥協。這是當代中國走出嬰幼兒狀態而最明確地表達出來的「青春思想」的宣言。殘雪的《歷程》進一步把靈魂的自我解剖深入到了個體內心的最隱秘處，挖掘到了不僅是中國文化，而且是一般人性的最深的根，這就使在生命力的韌性的凝視中靈魂的自我否定和在自欺中掙扎的本性展露無遺。人性在自己精神的每一個層次上都有一種惰性，傾向於「回歸」，陶醉於「此刻」，自認為純潔了，到底了，赤誠了，為自己能獻身於某種理想事業而心滿意足，問心無愧。但只有一種惡魔般的幽默才能看出，人性並不是某種靜止的「境界」，而是一個苦難的「歷程」，是一邊哭泣一邊追求、一邊懺悔一邊行動的歷程。90年代的這類作品，最鋒銳地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切精神衝突的聚焦點，即不論如何留戀，如何痛苦，如何恐懼，一定要突破幾千年來中國人的自以為老成的幼稚，自以為純潔的骯髒，自以為赤誠的虛偽，而建立起個人獨立的、不是為了向世人顯示而是為了自己行動和成為「人」的內心世界、精神世界。意識到自己尚未成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人而是野獸，因而努力要成人並在努力成人的歷程中成為人，這就是對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自以為生來就是人而且是完人、赤子或聖人這一文化極限的最根本的突破。

  所以，我對21世紀文學的展望大致有這兩個方面：一是有更多的作家通過自己的運思去突破中國幾千年來最根深蒂固的、最不可動搖的極限，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人生。在這方面，作家無疑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注西方文化，尤其要深入到其精神實質和思想精髓，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淺嘗輒止、拾人牙慧和鸚鵡學舌。中國作家要從民族本位的立場躍升到人性本位的立場，要自覺到自己不是以一個「中國作家」的身份去「借鑑」「學習」外國的作品和思想，而是以「人」的身份將古今中外的一切人類精神財富盡收眼底。而要做到這點，作為一個中國作家的當務之急是同情地理解西方文化，特別是其中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東西，這才能真正擴大自己的心胸，為藝術上的創新提供更廣闊的期待視野。二是，在已經擁有了這種全人類的期待視野後再反過來考察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對之進行全面的「價值重估」，這時的「尋根」將具有不同以往的啟蒙意義和批判意義。我相信這一過程中將碰撞出無數的思想火花，它們將成為創作靈感的誘發劑和附著點。魯迅當年所寫的《故事新編》就具有這種特點，可惜自那以後再無人達到過這一高度。

  我的這一估計是建立在21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這個大環境的總體趨勢上的。現在大概沒有人懷疑中國文學的前景是走向世界或「世界化」了。我們當然只能以民族化的方式走向世界，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並不錯。其實最西方化的作品（如魯迅的《狂人日記》）也還是民族化的，我們因此也可以倒過來說：越是世界化了的才越是真正民族化了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總是自以為對「民族化」懂得很多，而對「世界化」則感到不可理喻（如諾貝爾獎老是不承認我們）。我相信，隨著21世紀中國成為更加開放的民族，這些問題遲早會變得不再是問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