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筆下的散曲與民歌

  散曲

  明朝年間，散曲有了較大發展。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朱有燉（dùn）是明初有名的散曲家，創作了散曲集《誠齋樂府》。不過，受皇室貴族身份所限，朱有燉的散曲題材比較狹窄，多為遊玩、慶祝、賞景、詠物之作。

  朱有燉之後，明代的散曲創作逐漸走向興盛，湧現出大批優秀作家。弘治、正德年間，北方的散曲作家主要以王九思、康海為代表。

  王九思出身於書香之家，自幼擅長詩文。他的散曲多半是為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同時也深具北方作家慣有的豪邁雄壯，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價值都比較高，在當時深受文人和百姓喜愛，被廣為傳誦。

  康海的人生經歷和王九思十分相像，同樣是青年時考中進士，入朝為官，中年時被當作劉瑾的同黨免去官職。因此，康海的散曲創作也多憤世嫉俗，但整體而言文風豪放爽朗，情感濃厚，有很多都稱得上佳作。

  

  同一時期，南方的散曲作家主要以王磐和陳鐸為代表。王磐一生對功名毫無興趣，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常帶有隱士的清高與瀟灑。而批判現實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便是至今傳頌的《朝天子·詠喇叭》：

  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哪裡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盡鵝飛罷！

  陳鐸的散曲多寫男女愛情和閨怨相思，題材狹窄，但勝在語言清麗、雅致，傳唱甚廣。

  明代中後期，散曲更加繁榮發展，名家迭出，北方以馮惟敏等作家為代表，南方以金鑾、梁辰魚、沈璟、施紹莘等作家為代表。

  民歌

  詩文戲曲之外，明代也曾民歌盛行，因此民歌也是明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憲宗朱見深在位時，國內出現了四種民歌集，其中以婚戀題材為主的《新編四季五更駐雲飛》比較引人注目，部分作品表現出的追求愛情、婚姻自由的思想，在當時頗有進步意義。

  明代中期，城市商業經濟不斷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民歌這種直接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學形式也日趨繁榮。在當時很多文人編輯的戲曲、散曲選集中，也出現了民歌，這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對民歌這種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的重視。其中，收錄在陳所聞《南宮詞紀》中的《汴省時曲·鎖南枝》在當時和後世流傳甚廣：

  傻俊角，我的哥，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將泥人兒摔碎，著水兒重和過。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這首民歌語言通俗，想像奇異，情真意切，民間色彩濃厚。

  著名文學家、戲曲家馮夢龍對民歌的收集、整理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整理出了《童痴一弄·掛枝兒》和《童痴二弄·山歌》兩部民歌集。

  《童痴一弄·掛枝兒》多是對民間時調「掛枝兒」的收錄、匯總。「掛枝兒」在北方稱為「打棗竿」，後來流傳到南方，改名為「掛枝兒」，也叫「倒掛枝兒」「掛枝詞」。「掛枝兒」興起於明代萬曆年間，到天啟、崇禎年間盛極一時，一直流傳到清朝初年。明代文學家沈德符曾在自己的筆記《萬曆野獲編》中提及，「掛枝兒」在當時「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

  「掛枝兒」語言大膽潑辣，風格清新質樸，帶有濃厚的市井俚俗氣息，真實再現了當時平民階層的世情百態。馮夢龍曾盛讚其「最淺，最俚，亦最真」。

  《童痴二弄·山歌》收錄了大量吳中地區的山歌，多用吳語寫成。馮夢龍對這些山歌評價頗高，曾在《山歌》卷首說：「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yú）？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這段話在肯定山歌文學價值的同時，也說明了馮夢龍編錄山歌時的態度：去偽存真。

  值得一提的是，《山歌》原本久已失傳，直到1934年才在徽州找到原書，重新出版，於是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珍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