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鼎文字：金文

  橫空出世：商代金文

  商代的文字除了有甲骨文，還有金文。

  金文是指鑄或者刻在青銅器具上的文字，因為當時人們稱銅為金，所以這些文字被稱為「金文」。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商代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取得了飛速發展。青銅器在當時屬於國之重器，非常珍貴，為了說明鑄造的原因和記載當時的國家大事，人們常常會在上面鑄或者刻上數目不等的文字。因為當時的青銅器主要分為鍾和鼎兩大類，所以金文也被稱為鐘鼎文。金文從式樣上看主要分為兩類，線條凹進去的被稱為「款」，線條凸出來的被稱為「識」。青銅器中的禮器通稱為「彝器」，所以青銅器上的文字還有個稱呼叫「彝器款識」。

  對金屬銅的使用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傳說中夏禹曾經鑄造了9口大鼎，可惜沒有流傳下來，上面有沒有金文也就不得知了。商代之後傳世的青銅器較多。早期的青銅器上銘文字數很少，通常只有一兩個字，不會多於10個字，如當時著名的青銅器「后母戊」青銅方鼎上，只有「後母」二字。隨著時代的推移，青銅器上的字數開始越來越多，周朝和戰國時期的金文，字數動輒就是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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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字體的演變來看，很多金文都保留著甲骨文的形態，象形意味濃重。但是由於書寫的技術和載體不同，金文相比甲骨文又有自己明顯的特點。

  金文極少直接刻在青銅器上，而是在做泥坯的時候刻在泥模子上。泥坯比甲骨要軟得多，所以刻出來的字要更為粗壯，曲筆大量使用，字變得圓潤起來。

  結構布局方面，金文講究統一的豎式排列。長篇幅的金文往往會布局成長方形，一列列文字整齊排列，看上去緊湊、大氣。

  在功用上，金文除了記載，還有另外一大用途，就是裝飾。青銅禮器在當時非常珍貴，從樣式到紋飾，再到上面的銘文，都要求美觀，具有觀賞性。所以金文的布局更加規範，更加整齊。

  「后母戊」青銅方鼎

  「后母戊」青銅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母親戊而作的祭器，重832.84千克，是中國商周時期青銅器的代表作，原稱「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出土於河南安陽，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中國國家一級文物。又因為它是世界迄今出土的最重青銅器，所以被譽為「鎮國之寶」。

  發展巔峰：周代金文

  商朝的金文以一種成熟的文字出現可謂橫空出世，但是金文真正的成熟期是在周朝，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金文經典作品，讓人嘆為觀止。周朝的金文代表作很多，如被稱為「晚清四大國寶」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青銅盤。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時期鑄造的，清代道光初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現在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共有銘文19行，219字。大盂鼎銘文布局完整，字體勻稱嚴謹，能夠看出作者是在有意識地追求統一和諧的效果，這一點與甲骨文有明顯不同，也為後來的書法發展奠定了方向：用筆含蓄內斂，沒有過分誇張的地方；線條蒼勁有力，飽滿渾厚，更顯質樸和大氣。作為西周初期的作品，大盂鼎銘文已經體現出了相當高的書法藝術水準，其中體現出的樸厚、圓潤、中和之美，不僅是當時王朝強盛的體現，更為日後中國書法確定了發展方向，立下了精神標杆。

  毛公鼎是周宣王時期的作品，於清代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現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共有銘文32行，497字，是周代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多的一件。

  毛公鼎是西周后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筆法嚴謹凝練，起筆多用圓筆，收筆時則多用尖筆，剛柔並濟，章法有度；字的結構上，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轉換自如，融會貫通；布局上，整篇銘文將近五百字，環鼎鑄造，洋洋灑灑，氣勢壯觀。無論從整體布局，還是每個字的處理上，毛公鼎銘文都能讓人感受到製作者的嚴謹和用心，這也契合了文章內容所要表現的那種皇恩浩蕩和大氣傳承，達到了筆意和文意相通的效果，這在當時非常難得。歷代文人和書法家對毛公鼎銘文讚賞有加，近代書畫家李瑞清曾說：「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談《尚書》也。」郭沫若則讚美毛公鼎銘文說：「全體氣勢頗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風烈。」

  散氏盤也被稱為散盤、矢人盤，西周厲王時期鑄造，清代乾隆初年出土於陝西鳳翔，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散氏盤銘文的內容是一份關於散、矢兩國之間交割土地的契約，除了書法上的價值，還是研究當時土地制度的重要文獻。

  散氏盤銘文是周代金文作品中的另類，它在兼具其他同時代青銅器銘文質樸、大氣的特點的同時，在筆法、字體結構和布局上又有自己的鮮明特點。在用筆上，散氏盤銘文粗而不俗，古樸自然；在字體上，散氏盤銘文中的金文比其他金文要略扁，字態是橫向的，這個特點後來被隸書汲取；在布局上，這篇銘文很多字形都是偏的，但是從整體效果上看偏中有正，形散神不散，表面笨拙，實則巧妙，表現出一種散漫肆意的豪放風氣。散氏盤銘文在周代金文已經比較成熟的時期返璞歸真，一反常態，具有極大的美學和藝術價值，被後世歷代書法家推崇。

  同樣作為周宣王時期的作品，虢季子白盤銘文則是另外一種風格。虢季子白盤是虢季子白受到周宣王賞賜之後鑄造的，以示紀念。在周宣王時期，金文已經比較成熟，並且出現了不同的風格，毛公鼎銘文以渾厚磅礴知名，而虢季子白盤銘文則以瘦挺精巧出名。

  虢季子白盤銘文中字體修長瘦美，方筆和圓筆的運用切換自然，字形中間收緊，上下左右則比較開，字與字之間距離較大，布局上有大片留白，看上去疏朗大方。這篇銘文是當時金文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收放自如，章法自然，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周代作為青銅器和金文的鼎盛時期，佳作自然不只有上面提到的幾件，其他作品如天亡簋銘文、九年衛鼎銘文、牆盤銘文、小克鼎銘文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

  隨意天成：春秋戰國金文

  隨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金文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這段時期的金文更加注重修飾性，注重同青銅器造型和紋飾的協調搭配，所以字體修長、線條婉轉，亭亭玉立，高雅端莊。

  春秋戰國時期金文代表作集中體現在秦國的作品上，如秦公簋銘文、秦公鍾銘文等。秦國作為春秋時期的大國、強國，這一點也體現在了青銅器的銘文上，周朝金文的雍容莊嚴，到了此時，變得肆意又不失勁健，文字中涌動著一股強硬向上的力量。

  秦公簋是春秋時秦國鑄造的青銅器，由底盤和蓋兩部分組成，上面分別鑄有銘文，共百餘字。秦公簋是當時青銅器的代表作，上面的銘文有很明顯的對周朝金文的繼承，但又有自己的特色。這篇銘文中，文字筆畫很細，其中力道十足，尤其是在轉筆的時候，能感覺到一股狠勁；字體結構勻稱，看似嚴謹但並不死板，筆畫間常有活變，表現出一股矜持中的自信。秦公簋銘文在書法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很多人將其視為秦朝文字的源頭，後來的篆體源頭便是這裡，其他字體的產生和發展也深受影響。

  秦公鍾也被稱為秦武公鍾，春秋秦武公在位時期鑄造，出土自陝西寶雞。當時一共出土了5件編鐘，組合起來是一套，每件編鐘大小不一，上面各有銘文，共計135字。秦公鍾銘文中體現出了典型的先秦文字風氣，柔中帶剛。這篇銘文中的金文有周朝金文的遺風，文字筆畫細膩，但是用筆中處處藏著力道，無論是圓筆的時候將力道藏在其中，還是直筆的時候直接顯露出來，總能讓人感覺到婀娜中蘊含的剛勁。這篇銘文中不僅每個字線條流暢優美，整篇文字的布局也稱得上和諧自然，字與字之間距離要比別的作品大，打造出一種疏朗的美感，讓人賞心悅目，越看越覺得有滋味。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進一步統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頗具趣味的秦二十六年詔版金文。板上的金文字體為篆體，共計40字，內容是皇帝頒布的關於統一度量單位的詔書。

  這樣的銅板和上面的金文在當初製作時，唯一的出發點是實用，並非觀賞，並且因為大批量製作，所以有些粗糙；但正是因為製作者當初的不刻意講究，無拘無束，才讓上面的金文看上去自然天真，有一種別樣的美。

  雖然秦詔版上面金文的作者不為人所知，但是通過這些金文我們能感受到他嫻熟的技藝和高超的書法水平。這些文字中方筆用得多，圓筆用得少，只是偶爾用一下起點綴作用；字體規矩，呈長方形或者正方形，但是字形大小不一；並且字與字之間的疏密程度也不一樣，開始的時候疏鬆一些，越到後來越緊緻；這樣的大小不一和疏密不勻，一方面確實表明當初的製作是隨意而為，另一方面營造出一種別樣的樸素和天真的效果，讓人看了不禁喜愛。秦詔版金文的風格對後來的篆書影響極大，可以說奠定了篆書發展的基礎。

  鳥蟲書

  在金文當中，還有一種特殊的字體——鳥蟲書。此書字如其名：鳥書的筆畫如鳥形，或在字旁與字的上下附加鳥形；蟲書的筆畫蜿蜒盤曲，中間鼓起，首尾尖利，長腳下垂。鳥蟲書盛行於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的吳、越、楚等南方諸國。鳥蟲書常刻於兵器之上，最著名的是越王勾踐劍。此外楚王子午鼎、中山王厝方壺上的銘文也極具代表性。成語「雕蟲小技」的「蟲」指的就是鳥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