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紀曉嵐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復遷禮部尚書，仍署左都御史，五十八年（1793）充殿試讀卷官，官職頻有變動，但一直未能進入清廷的中樞軍機處。

  軍機處是「天下政務之總匯」，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其主要執掌，是擬寫皇帝發布的諭旨、辦理皇帝交議的大政、審辦大獄案件、奏補文武官員、考察行軍之山川道里與兵馬錢糧、察考大典舊案與考證歷史事件等。軍機大臣常日直禁廷以待召見，皇帝出宮赴西苑、圓明園、或出京巡幸行圍所駐行宮，都有軍機大臣值房。皇帝召見軍機大臣，太監都不得在側。自王以下滿漢文武大臣，皆不允許擅自到軍機處或找軍機大臣談話，違者重處不赦。雖然軍機大臣是兼職，由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京堂等官兼任，或由軍機章京升任，但其權超越大學士。《清史稿》謂：「世謂大學士非兼軍機處不得為真宰相。」滿漢軍機大臣，向無定額，雍正七年（1729）初設軍機處時為三人，以後逐步增加到四五人到八九人，最多到十一人。軍機大臣的任命，按其資歷深淺，各有不同名目，或「大臣上行走」，或「辦理軍機事務」，或「軍機處行走」「軍機處學習行走」「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等。按照紀曉嵐的資歷，是完全可以進入軍機處的，他之所以沒能進入，主要是受了和珅的鉗制。

  紀曉嵐並不以此為意，官場上的明爭暗鬥，他見得太多了。從一開始，他的政治活力就遭到了與學術激情迥然有別的不公正待遇，他不得已選擇了一條朝隱之路。他的學生趙慎畛在《榆巢雜識》中記：「官京師者，無不想躋九列，河間師云：九列人多修到，但能修到豎著出京城，乃佳耳。何皆是橫著出去也？吁！」

  紀曉嵐為官，一是清廉儉約，潔身自好，這也得益他從諸多老師那裡得到的啟迪。他曾在業師董邦達先生家見過一隻玉雕的螃蟹，雖不甚大，卻通體潔白，沒有一點瑕疵。只看這玉蟹時，和尋常白玉沒有什麼不同；用其他的白玉一比，則其他白玉不是隱隱有青色，就是隱隱透著黃色或赭色，沒有一塊是正白的，這才顯出玉蟹的珍貴。後來紀曉嵐與董邦達先生的兒子董誥說起這隻玉蟹，董誥說：「先父在世時，偶爾缺錢用，以六百金的價錢轉賣了。」董邦達寧可賣掉心愛之古董，也不貪污受賄。他的另一位老師劉綸，紀曉嵐稱其「以清介聞天下」。劉綸丁憂回鄉，買了幾間房，後服官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甓，退休後過的日子竟然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其子劉躍雲兄弟居官後，一樣是宦橐蕭然，「父子服官於朝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雲清絕人寰矣[5]。」劉躍雲歸里時，鄉人洪亮吉有詩讚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

  老師們的行為直接影響著紀曉嵐，直到晚年，尚念念不忘，多寫進了《閱微草堂筆記》。然而紀曉嵐五次出任大清國最高監察官——左都御史，用他自己的話說，曾「五掌烏台」，然而他卻沒有親手查辦過一起貪腐大案，更沒有彈劾過哪一個貪官，這又是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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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曉嵐的座師趙大鯨，官至左副都御史，他的另一個學生永貴初撫浙江，向老師辭行，趙大鯨問他：「你到任後準備先做什麼事情？」答曰「劾貪！」趙大鯨笑說：「貪吏之贓入他自己腰包的，不必劾他。」永貴很感意外，老師又說，「贓款贓物入了自己腰包而不分潤於上官，上官自會早就劾他了，用不著你。現今那些巧宦，從老百姓手裡搜刮來的財富，往往要拿出一半來打點上司，或乾脆全部用來打點，以討好上司而營私。他們結成利益聯盟，上下勾結，牢不可破，你很難斗得過他們。比如擒獲一個江洋大盜，胠篋百萬，有所憑恃，則辦案的人不敢深追，生怕把不應該牽扯到的官牽扯進來。辦案人抓捕的，多是偷個什么小鉤子或弄人家一隻雞的小毛賊而已[6]。」乾隆末年，舉朝視貪腐為常事，不懂得官場的潛規則，幾乎就無法立足。腐敗者是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互相牽連。趙大鯨的這番話，實際上等於是個「護官符」，紀曉嵐不會不心領神會。

  紀曉嵐的為官之道，第二是謹言慎行，守口如瓶。

  他在《賜硯恭紀八首》之第七首寫道：「捧來宮硯拜彤庭，片石堪為座右銘。歲歲容看溫室樹，惟應自戒口如瓶。」

  老友彭雲瑞送他一方挈瓶硯，紀曉嵐刻銘識謂：「守口如瓶，鄭公八十之所銘。我今七十有八齡，其循先正之典型。」

  又銘曰：「守口如瓶，嘗聞之矣。然論軍國之大計，則當如瓶之瀉水[7]。」

  第一則硯銘他用了一個典故，鄭公，富鄭公，即富弼，字彥國，北宋河南洛陽人，慶曆三年任樞密副使，與范仲淹倡言改革朝政。至和二年任宰相，神宗時封鄭國公。宋晁說之《晁氏客語》載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讖》六卷，不知本出何經。」

  三則硯銘，反覆說到「守口如瓶」。這四個字是紀曉嵐一生的自警自戒，也是對君王的表白。在君主不測淫威之下，他不能不屈身危行，自屈自卑。

  至於「論軍國之大計，則當如瓶之瀉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個「度」是很難把握的。紀曉嵐想使「守口」與「瀉瓶」各用其宜，其實難以哉。因為「瓶」實在不可以輕「瀉」。

  這也幾乎是他經歷過的所有老師留給他的訓誡。

  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是個多災多難的年頭，直隸大水，河間地處九河之間，受災更重。饑民潮又一次湧入京師。紀曉嵐夜不能寐，連上七折，請求蠲免被水州縣積欠，允許直隸八十三州縣貧民分別賑藉口糧，截漕糧撥專款籌備直隸救災。民瘼所系，這回，紀曉嵐真正痛快淋漓地「瓶瀉」了一次，乾隆皇帝對他的七份摺子一一準奏。

  紀曉嵐的謝恩摺子，把整個直隸災區描寫成一片鶯歌燕舞、萬眾歡洽的盛世圖景：「恭呈涵育，泳化者喜遍郊圻；側聽風謠，頌聖者聲連鄉遂。升恆比壽，惟齊呼萬歲之三；草木知恩，愧莫報百分之一[8]。」「花村柳陌，惕簫合奏其歡聲；蟹舍漁莊，社鼓導迎夫和氣。無論衢童壤叟，皆迎翠輦而傾心；即茲鷺序鴛行，亦捧黃麻而顫手。乾坤幬載，愧莫酬高厚之恩；海岳綿長，惟群祝延洪之壽。五百里郊圻近接，常常就日以臚歡；六十年甲子重周，永永循環於不盡[9]。」

  讀到這樣的摺子，年過八旬的老皇帝當然心花怒放。

  幾乎在皇帝收到的所有奏章中，都是一片歌舞昇平的頌揚之聲，六十年的文治武功，大清帝國河清海晏，讓老皇帝心中無限欣慰。他不知道，在他反覆把玩那些奏章中美輪美奐的頌辭的時候，直隸災區還是一片澤國，官道上，逃荒災民擔筐撅簍，餓殍滿路。而治理河渠的工地上，河道衙門正高搭彩棚，舉辦工成大典，開廛列市，玉器鐘錶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娼妓優伶也爭相趕來覓利。河臣藉此鯨吞帑項，中飽私囊。直到福建巡撫浦霖的貪污案卷放到乾隆皇帝案頭，八十五歲的老皇帝吃了一驚，在一份抄家清單上，居然有「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百思不得其解，驚嘆：「浦霖收受這麼多玉如意有什麼用？這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八百擔何異！」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初九，乾隆皇帝御重華宮，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茶宴。這一年的「三清茶宴」尤為隆重。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心緒奔涌，以「洪範九五福」成二律：

  皇祖八齡即踐祚，藐予廿五始乘乾。

  竟周乙卯叨天佑，喜視丙辰開子年。

  日引月長覃久矣，民安物阜豈其然。

  重華題壁恰俱蕆，慚愧老人獲十全。

  雖雲慚愧出心誠，較歷代歸政者贏。

  弗禪厥昆茲禪予，非同彼逼慶同禎。

  箕疇九五福聯畢，羲卦六十四詠成，

  期八年和五年什，均蒙昊眷共符貞。

  乾隆皇帝平生喜讀《尚書》，這首詩中，他以《尚書》中《洪範》篇九五福之五考終命為題，讓臣子賡和。《尚書》中謂，名臣箕子向周武王傳授天地之大法，周室得以大興。乾隆皇帝在「弗禪厥昆茲禪予，非同彼逼慶同禎」句下注謂：「《朱子訓詩》：以昆為兄者，泥矣。商家多兄弟相及，然非歷代所恆有。惟禪子，實天地之常經也。歷稽自古歸政之事，多非全美，如唐高祖禪位太宗，論者譏其隣於逼奪。睿宗在位一年，因定亂傳位明皇，及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皆迫於勢之無可如何，無足稱道。至於宋高宗、肅宗，年未及耄，即行禪讓，更所不取。予懋因昊眷，即位之初，矢志不敢上同皇祖六十一年，至六十年，即當歸政。而祖孫兩代，已享國一百二十年，實歷古帝王未有之禎祥也。」乾隆皇帝在這段注文中表明，自古帝王歸政之事，幾乎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唐代的幾位皇帝，其禪位迫於逼迫隣奪，宋高宗、肅宗的禪位，更不是在正常情況進行的。我在剛即位時，就矢志不敢同皇祖執國政六十一年相比，到六十年時，即當禪位。我們祖孫兩代，已享國一百二十年，這在歷代帝王中是沒有過的。

  紀曉嵐與宴，並成《恭和御製新正重華宮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聯句》共十首二十律，其之五曰：

  春迎歲籥陽開泰，斗運天樞聖法乾。

  五位居尊綿五代，三章積算又三年。

  同登壽宇原非偶，溥洽歡心信有然。

  昨見東瀛增賀表，亦欣諸福帝皆全。

  威懾遐陬向化誠，近如枰上計輸贏。

  遂令海舶風乘便，亦似山呼地效禎。

  日月升恆聽頌作，笙簧燕樂慶功成。

  從知綺甲重周后，元又循環起自貞。

  乾隆皇帝龍顏大悅。皇帝命將聯句、和詩彙編成冊，以紀盛事。乾隆皇帝在詩序中宣布：「六十一年元旦，是為歸政之期。四千四百八旬（黃帝甲子以來，四千四百八十二年），無此普天之慶。」

  七月十三日，在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又發現了錯字，第二天即令大學士和珅寄諭紀曉嵐：「昨於幾暇，取閱文津閣藏弆《四庫》書內《垂光集》一冊、《奏議》二冊，其中『充』字訛寫作『克』，『彼』字訛寫作『波』。似此者尚不下十餘處。前因《四庫》書舛誤之處較多，特命紀昀前來熱河，覆加校閱，自應悉心讎校，俾臻完善。今偶加披閱，兩三冊之中錯訛已不一而足。紀昀所辦何事？著傳旨申飭。所有校出訛字，除交軍機大臣就近改正外，並著另單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10]。」

  紀曉嵐自然又少不了幾番奔波。南三閣之書，也隨之復加校閱，各總校、總閱親自督陣。汪中赴杭州文瀾閣校書，竟一病不起，死於旅次。他是繼陸錫熊之後又一個倒在校書途中的人。

  汪中是江蘇江都人，字容甫。《四庫》館中有才子之目。他幼時孤貧，賴母授讀，少長游書肆，借閱經史百家書籍，過目成誦，遂為通人。汪中沒有功名，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貢生，以母老為由，不赴朝考。他篤志經學，尤精《周官》《左氏傳》，兼治諸子。文章以漢魏六朝為則，曾應湖廣總督畢沅之聘，撰《黃鶴樓銘》等文，傳誦一時。去世時，汪中未滿五十歲。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皇親王十五子嘉親王顒琰被立為皇太子，宣布次年元旦為皇帝，改元嘉慶。

  十一月，紀曉嵐完成了對《四庫全書總目》最後的校訂工作。因為前一段奉旨查辦四閣之書，對《總目》中須更改之處沒來得及校改，武英殿停工待刊。四閣之書告一段落，他夜以繼日又把《總目》審核一過，刊刻竣工，原戶部尚書曹文埴奏請刷印裝潢，恭呈御覽。《四庫全書總目》的印刷量，為陳設書二十部、備賞書八十部，每部計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紀曉嵐曾知會曹文埴，於書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貯四閣。現一併印裝完好，交武英殿總裁送四閣分貯。因為《四庫全書總目》是《四庫》津梁，便於翻閱，想看此書的人太多，所以曹文埴奏請「應聽武英殿總裁照向辦官書之例，集工印刷，發交京城各書坊領售，俾得家有其書，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藝林之至意[11]。」

  不久，馬夫人病逝了。

  馬夫人從乾隆五年（1740）嫁給紀曉嵐，已五十五年。儘管紀曉嵐廣蓄妾室，但對與自己相隨了大半生的結髮老妻，紀曉嵐始終一往情深。乾隆皇帝派特使致祭，並賜治喪費用。

  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五記其事，喪事之後，紀曉嵐入宮謝恩，乾隆皇帝問：「紀愛卿負海內文豪之譽，且篤於伉儷之情，可有悼亡之作？」

  紀曉嵐奏道：「臣病弱侵尋，文字也頹唐，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五十五年結髮夫妻，鼓盆之痛，自所難已，故抄襲古人陳詞，以寄哀思。」

  乾隆皇帝命其誦之，紀曉嵐誦道：「如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跡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仰俯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不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乾隆皇帝問道：「卿所誦來，豈非王羲之《蘭亭序》？」

  紀曉嵐奏道：「正是。臣只將起首『夫』字改為『如』字。」

  乾隆皇帝大笑說：「影射得高妙！千載之上，王逸少萬萬想不到，他的一篇《蘭亭序》，居然被你翻讀成悼妻妙文，卿真善抄藍本也！」

  也許只有紀曉嵐自己知道，這種「悲中作樂」，其中隱著多少難言的痛楚。

  [1]見《軍機大臣奏文源閣全書內〈鹽鐵論〉缺寫一篇請將紀昀等察議片》，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初五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

  [2]見《軍機大臣奏查〈御批通鑑輯覽〉內「邪」系「牙」之誤應請一體改繕片》，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3]見《軍機大臣奏將〈御批通鑑輯覽〉承辦各員查明核辦片》，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十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

  [4]見《諭內閣原辦〈通鑑輯覽〉總裁等姑念成書已久免其交部議處》，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十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

  [5]見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十三。

  [6]見吳慶坁《蕉廊脞錄》卷八。

  [7]見《挈瓶硯銘》，《紀文達公遺集》文卷十三《銘》。

  [8]見《恭謝恩緩直隸一百七州縣新舊額賦倉谷摺子》，《紀文達公遺集》文卷五《摺子》。

  [9]見《恭謝恩緩直隸上年被水州縣春季新賦摺子》，《紀文達公遺集》文卷五《摺子》。

  [10]見《寄諭禮部尚書紀昀原辦文津閣書錯訛不一而足》，乾隆六十年七月十四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

  [11]《原戶部尚書曹文埴奏刊刻〈四庫全書總目〉竣工刷印裝潢呈覽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