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九年（1774）八月之後，全國範圍的征訪書籍工作進入尾聲，而更大規模的查繳違礙書籍的活動卻方興未艾。各省共徵集圖書達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舉世罕見的珍本秘籍。這使《四庫全書》的資源有了可靠保證。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也給私人藏書事業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許多藏書家在重重壓力下不得不交出了家藏善本，少則幾十種，多則數百種，如浙江藏書家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和江蘇馬裕四人，各獻書五百至七百餘種。獻書一百種以上者，有江蘇周厚堉、蔣曾鎣，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紀曉嵐、黃登賢、勵守謙、汪如藻等。據有關專家統計，藏書家的獻書至少達到了三千六百多種，這些書籍在《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結束後大部分沒有歸還，致使不少藏書家多年珍藏為之一空，因而元氣大傷，再也難以恢復。浙江慈谿鄭大節「二老閣」藏書半數上交了四庫館，進書最多的馬裕、范懋柱、鮑士恭、汪啟淑四大家，除范家天一閣外，悉數敗落。鮑士恭從此不再以藏書家見稱，而馬裕、汪啟淑兩家更是銷聲匿跡。儘管乾隆皇帝指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須一一註明某書系采自某家藏書，使藏書家得以名列欽定鴻編，永垂史冊，但對於藏書家來說，這前無古人的莫大殊榮卻讓他們難以高興起來。一方面幾代人的藏書受到重創，再難恢復，另一方面他們讓一連串發生的「文字獄」嚇破了膽，萬一哪一天從所獻書籍中找出什麼違礙，更大的禍患則勢在難逃。雖然從皇帝的嘉賞中得到了榮耀，但仍免不了提心弔膽。

  紀曉嵐貢獻藏書一百零五種，在北方私人藏書家中，是最多的一位。這些書多為珍本、善本，如《尚書大傳》（舊本題漢伏勝撰）、《批點考工記》（明郭正誠撰）、《批點檀弓》（宋謝枋得撰）、《春秋經解》（宋孫覺撰）、《左傳節文》（宋歐陽修撰）、《蘇評孟子》（宋蘇洵評）、《說文系傳》（南唐徐鍇撰）、《重修玉篇》（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顧野王撰）、《六藝綱目》（元舒天民撰）、《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撰）、《戰國策校注》（元吳師道撰）、《崔清獻全錄》（明崔子璲編）、《濟美錄》（明鄭燭編）、《吳越春秋》（漢趙煜撰）、《南唐書》（宋馬令撰）、《越絕書》（不署撰人）、《吳郡志》（宋范成大著）、《桂林風土記》（唐莫修符撰）、《蒙齋筆談》（宋鄭景旺撰）、《韻府群玉》（宋陰時夫撰、陰中夫注）、《隨隱漫錄》（宋臨川陳隨隱撰）、《儼山集》（明陸深撰）、《詩林廣記》（宋蔡正孫撰）等。大部分是明以前人著作，還有一批時人著述。紀曉嵐所獻的這些書，為《四庫全書》著錄六十二種、存目四十三種。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下諭賞藏書家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武英殿版《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紀曉嵐與周厚堉、蔣曾鎣、吳玉墀、孫仰曾、黃登賢、汪汝瑮、勵守謙、汪如藻等各領賞《佩文韻府》一部。

  《佩文韻府》是康熙年間刊行的大型詩韻辭書，正集四百四十卷，拾遺一百一十二卷，當時價格為合連紙印刷的每部銀十一兩六錢二分九厘，初版竹紙印刷的每部銀十二兩四錢六分。紀曉嵐忙上摺子謝恩。

  這個謝恩摺子駢四驪六，文采飛揚，極力讚頌朝廷搜訪書籍之功：「欽維我皇上化闡天苞，道光地紀。寶緯聚文章之府，星蔚連珠；神霄辟著作之庭，山標群玉。九流秘簡，匯學海以同歸；二酉珍圖，啟書岩而畢露。江東舊典，全征梅賾之藏；河北遺經，遂效顏芝之獻。方愧太倉之一粟，未稱搜求；何期敝帚之千金，頻道錫賚。龍香寶墨，已荷寵於奎章；鳳字琅函，更叨榮於壁府。」「昀等幸際休明，叨司編纂。一經授受，偶先世之貽留；七略搜羅，本儒官之執掌。上應求書之詔，於分原當；濫居受賞之班，非情所料。恩真愈格，感倍難名。惟有努力丹黃，殫心竹素。賜書勤讀，深思玉字之文；古義精研，少免金銀之誤。庶幾久餐黃卷，或通脈望之神仙；共照青藜，速蕆琅環之校錄[2]。」

  在紀曉嵐所獻的孫覺撰《春秋經解》卷首，乾隆皇帝曾親筆題六韻詩一首，以志紀念。

  紀曉嵐所獻的一百零五種書中，有他父親紀容舒所著《唐韻考》五卷、有他八世祖紀廷相所著《友於小傳》、有他的高祖紀坤所撰《花王閣剩稿》一卷。

  紀曉嵐原本想把他高祖這部書編進《四庫全書》，請翁方綱寫了篇序言，又讓周永年題了個跋文。這件事被一個提調官向總裁王際華告了狀，稱紀曉嵐利用職權謀私，企圖登錄自家詩集。王際華調去書稿看了，認為這部詩集：「此衰世哀怨之詞，少台闊富貴之氣象，可毋錄也。」最後改為以「存目」方式列入《四庫全書提要》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