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朝的文化專制在乾隆二十年（1755）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接連發生了幾樁文字獄案，讓庶常館裡的庶吉士們觸目驚心。

  當年二月，乾隆皇帝親自製造了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胡中藻為鄂爾泰門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曾外放廣西學政。二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衛哲治奉上諭，將胡中藻提督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查繳，差安人送京。胡中藻之詩集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乾隆皇帝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皇帝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

  乾隆皇帝決定以胡中藻案為突破口，打擊鄂爾泰、張廷玉兩派越演越烈的黨爭。

  在辦理《堅磨生詩鈔》案的過程中，發現鄂爾泰的侄子，甘肅巡撫鄂昌與胡中藻往來親密，敘門誼，論杯酒，命逮京按治。後劉統勛又從鄂昌署中搜得其詩稿、信札，中有狂悖語。其中《塞上吟》一詩，稱蒙古為「胡兒」，且聞其弟鄂容安差往北路軍營，則雲「奈何！奈何」。時廷議依大違律論胡中藻凌遲，詔議斬後棄市，算是「從寬」，鄂昌即以比附標榜問罪，復以其詩中語系怨望，實為忘本自詆，賜令自盡。因其書札內有史貽直為子史奕昂請託補甘肅之缺一書，因此史貽直也受到「以原品休致」的處分，並通曉知之。乾隆皇帝諭令：嗣後，八旗滿州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來往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

  這起文字獄案，實際上是給全國各地官員做了示範性的指導。

  在乾隆皇帝的帶動下，各地官員望風希旨，將皇上在製造胡中藻一案時使用的強拉硬扯、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等方法照搬不誤，一時之間，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字獄案大量出現，把全國各地的文字獄推向了高潮。

  接下來，五月，是瘋漢劉裕後《大江滂》獻書案，九月，是程馨《秋水詩抄》案，入冬，又有朱思藻的《吊時》案。

  這年五月，山西學政蔣元益赴保德考試生童，太原府興縣瘋漢劉裕後，冒其堂弟監生劉立後之名，獻所撰《大江滂》。劉裕後本為游醫，其父放筏落水死，裕後日夜哭泣，感成瘋迷，悼其父而成《大江滂》十六本，因取父親身沉大江，涕泗滂沱之意。蔣元益檢書中悖逆尤甚者一百二十六條，具折上奏：「查該犯雖因父死非命，悲傷成疾，妄作狂悖不經之書，自行呈獻供非出自有心，但書內或自比聖賢仙佛，或稱頌伊之父祖僭擬帝王，甚至有譏刺朝廷之語，悖逆猖狂不法已極，實難容於光天化日之下，未便因其素有瘋疾稍為寬縱[9]。」奏請乾隆皇帝批准後，將瘋漢劉裕後判以杖刑，押赴市曹，活活打死。

  朱思藻《吊時》案，也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文字獄案。朱思藻，江蘇常熟人，「讀書未成，粗知文義」。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常熟一帶被風災，莊稼歉收，米價昂貴，饑民流離，怨聲四起。縣民朱思藻，摘取《四書》中指斥暴君污吏之語連綴成文，題為《吊時》，中有「暴君污吏，長君逢君」「有王者起，猶解倒懸」等語，兩江總督尹繼善奏請，將其即行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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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生後，內外臣工震驚之餘，感受各異。乾隆皇帝也急於想知道此案在士大夫中產生的影響，便讓即將離京赴任的浙江按察使富勒渾，留心體察在籍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對此是否有怨言。

  梁詩正曾在兵部任過職，富勒渾是他的下屬，於是就借這層關係去刺探。沒想到梁詩正機警得很，一本正經地向富勒渾表示胡中藻罪有應得，並藉機談了自己仕宦多年的體會：「總之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時留心，免招後患！」

  富勒渾沒套出口風，不甘心，不久又藉機到了梁家，引出胡中藻的話題，梁詩正則大談為官之道：「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勛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乾隆皇帝估計梁詩正對胡中藻一案必多怨言，得到富勒渾的密報，很是滿意。富勒渾還想再三勘察，乾隆皇帝在他的復奏摺子上批曰：「梁詩正知懼，尚不至於怨望，何必探求？」過了兩年，又起用梁詩正當了工部尚書。就是因為梁詩正「知懼」，被文字獄嚇怕了，徹底地馴服了。

  梁詩正的經驗正是當時大多數臣工所謹慎奉行的。

  而在學術界，學者們懼一身之禍，在如何做學問和如何做人如何居官兩個方面開始了顯著的變化。潛心於古籍的考訂和辨證，一起沿著避免接觸現實的路子走下去，吳派代表學者惠棟舉起了「漢學」的旗幟。「凡古必真，凡漢必好」，強調要恢復到漢以前的學術生態，潛心經籍，注重考證功夫，反對宋明以來學者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的學風。

  紀曉嵐的治學，即開始於乾嘉考證之風初起之時。

  就在這一年，他完成了《張為主客圖》的編帙。《主客圖》，系唐人張為所撰。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所謂「客」者，即升堂入室及門之殊。早期宋人詩派之說，實本於此。《主客圖》分「廣大教化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三人，升堂三人，及門一人）、「高古奧逸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六人，升堂六人，及門二人）、「清奇雅正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十人，升堂七人，及門八人）、「清奇僻苦主」（客：上入室二人，及門二人）、「博鮮宏拔主」（客：上入室一人，入室二人）、「攘奇美麗主」（上入室一人，入室三人，升堂四人，及門五人）共十種。

  紀曉嵐序略云：「張為《主客圖》一卷，世無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時散見《唐詩紀事》中。長夏養疴，即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鉤稽排纂之，可考者猶七十有二。張氏之書，幾還舊觀矣[10]。」

  《張為主客圖》編定後，首先在朋友中傳閱，得到了朋友們的讚賞。王鳴盛當時亦寓虎坊橋給孤寺，與紀曉嵐只有一牆之隔，自然先睹為快。遂賦詩讚曰：

  孝穆新編得少瑜，飛卿酬唱有唐夫。

  卜鄰喜占東西屋，把袂看傳主客圖。

  隔牗茶煙分細縷，過牆樹影借紛敷。

  晚來淡夢同聽處，鍾梵聲聲自給孤。

  （王鳴盛《西沚居士集》卷十六）

  紀曉嵐早期考據之著，多有散佚，《審定風雅遺音》和《張為主客圖》，可視其治學之初步成就。

  二十年（1755）三月，準噶爾各部先後來降，行獻俘告廟之禮，紀曉嵐獻《平定準噶爾賦》。此賦洋洋數千言，辭采瑰麗，氣勢恢宏，庶吉士紀曉嵐的才情，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