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青年翰林 一

  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皇太后六旬萬壽，十七年（1752）壬申，八月，特開恩科舉行會試。紀曉嵐因孝服剛除，這次會試又錯過了機會。而他文社的好朋友秦大士（澗泉），在這次會試中奪得頭甲狀元，另一位文社好友盧文弨，得中第三名探花。同年翁方綱也名列二甲。

  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紀曉嵐才等到了甲戌科的會試。

  會試共分三場進行，每場三天。初九日為第一場，十二日為第二場，十五日為第三場。三場考下來，四月三十日放杏榜，會元是湖北孝感胡紹鼎，紀曉嵐中式第二十二名。

  時任正考官為大學士陳世倌、禮部侍郎介福、內閣學士錢維城。十八房同考官為侍讀溫敏、國柱，侍講金甡、王太岳、圖鞈布，中允孫人龍，贊善史亦簪，編修許集、鄭虎文、張若澄、鍾蘭枝、張裕葷、王紱、盧明楷、劉墉，戶科給事中溫如玉，吏部員外郎盧鳴球。紀曉嵐出孫人龍房。

  會試揭榜之後，接下來是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這才真正是決定考生命運的關鍵性環節。

  殿試在太和殿前丹墀舉行。這是去年禮部剛定下來的。在這之前，最初在天安門外，順治十四年（1657）移到太和殿之東西閣階下，遇到風雨天就移至殿東西兩廡。殿試時間，清初在四月初，後改為五月初，從乾隆十年（1745）起，改在四月二十六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遂為定製。殿試讀卷官，順治、康熙時為十四人，由內三院、詹事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官開列點派。雍正元年（1723）十二人，乾隆初用十四人，後來二十五年減為八人，由禮部開列大學士及由進士出身的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內閣學士銜名奏請欽簡。

  乾隆十九年（1754）的廷對奏策，讀卷官有大學士來保、史貽直、陳世倌，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阿克敦，戶部尚書蔣溥，刑部尚書劉統勛，侍郎蔡新，吏部侍郎楊錫紱、裘曰修，禮部侍郎介福，兵部侍郎吳達善，工部侍郎董邦達，內閣學士錢維城、李清芳等十四人。他們中有好幾位是紀曉嵐的業師、座師、受知師。

  

  紀曉嵐的試卷，被撥入楊錫紱名下。

  楊錫紱，字方來，號蘭畹，雍正五年（1727）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御史、道員，外放廣西、湖南、山東諸省巡撫，做過十二年漕運總督，著有《漕運全書》《四知堂文集》等。

  是屆會試，出題《擬修葺兩放效壇宇及先農壇告成謝表》，朝考題目為《擬修定科律詔》《擬請重親民之官疏》《本天本地論》。

  按定例，傳臚要等到閏四月初一，紀曉嵐心裡不免有幾分忐忑。雖然覺得底氣頗足，但這一回確實是強手如林，江南的莊培因、王鳴盛，浙江的倪承寬，京師的朱筠，還有王昶、姜石貞等，都是十分了得的角色。「其間老師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學，以詞章名世者不一；品酒鬥茶，流連唱和，以風流相尚者不一[1]」，各操靈蛇之珠，各懷荊山之玉，這場大比，真算得上一場中原逐鹿。

  紀曉嵐雖然對自己的文章頗多自信，但畢竟頭上還籠罩著六年前落第的陰影，有幾分膽虛。有一次在業師董邦達先生家裡，偶遇一能拆字的江湖術士，便寫了一個「墨」字，讓術士給測一測，術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點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腳，『士』為吉字頭，是庶吉士矣[2]。」

  雖是江湖術士之言，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但給紀曉嵐打了氣，他覺得心裡有底了。

  紀曉嵐的文章，由於為房師孫人龍和殿試讀卷官楊錫紱所奇賞，以為有體有用之文，列前十卷，廷試進以二甲第四名。

  同日，乾隆皇帝親定本年甲戌科會試三鼎甲：狀元江南陽湖莊培因，榜眼江南嘉定王鳴盛，探花浙江仁和倪承寬。

  閏四月初一日，乾隆皇帝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莊培因等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汪永錫、紀昀等七十人進士出身，三甲彭良騫等一百六十人同進士出身。

  發榜後，照例要給新科進士舉行瓊林宴，這也是從唐代沿襲下來的規矩。宴會上，紀曉嵐房師孫人龍因得高足而十分興奮，巨觴豪飲，喝酒就像喝涼水一樣。獨有紀曉嵐不勝酒力，屢屢辭卻，鬧得十分尷尬。

  孫人龍，字約亭，號端人，烏程人，雍正八年（1730）進士，授庶吉士，九年（1731）奉使西陲，宣諭化導。授編修，乙卯視學滇中，凡六載。甲子冬視學粵中，所取皆名士，以振興文教為己任。孫人龍又是個出名的「酒仙」，紀曉嵐說他「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為斗酒詩百篇之亞也[3]」。又說：「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所聞者，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4]。」

  紀曉嵐提到的顧俠君，名嗣立，俠君為其字。江蘇蘇州人，康熙末進士，授知縣。他酒量宏大，江左酒人，首推第一。每到一處，即立「酒人社」，終身無敵手。因此得了個「酒王」的稱號。與之相交酒士，一時各有品題：莊楷號「酒相」，繆沅（繆文子）號「酒將」，方覲因未長鬍鬚，號「酒後」，不一而足。孫端人也是酒社中人，雖比酒量不如顧俠君、繆文子，也比不上顧、繆之下的那十幾位酒賢，但在士林中，也算得是個有名聲的「酒罈子」了。

  孫人龍得紀曉嵐之後，對這個得意門生的學問、文章十分滿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紀曉嵐不能喝酒。紀曉嵐於古人，最崇拜者有兩人，第一是東方朔，第二是蘇東坡。而且，常以東坡自比。蘇東坡也是不能飲酒的，他自謂：「吾兄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今亦能蕉葉飲矣[5]。」所謂「蕉葉」，不是指芭蕉葉，而是一種淺底的酒杯。孫人龍不無遺憾地對紀曉嵐說：「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並其短處亦刻畫求似？[6]」

  殿試結束，一甲三名很快授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其餘新科進士要參加在保和殿舉行的朝考。朝考成績綜合會試後的複試、殿試、朝考三次所得成績，才能決定授以何職名。

  紀曉嵐順利通過朝考，被授庶吉士。

  庶吉士為明代所設，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1385）以進士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近侍者，皆稱庶吉士。永樂二年（1404）始定為在翰林院庶吉士，以文學優等和善寫者充任，清代沿置，雍正十三年（1735）在翰林院建庶常館，選優於文學、書法之新進士入館學習，稱為庶吉士。三年後舉行考試，分別去留，成績優良者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其餘分至各部主事等職或以知縣優先委用，謂之散館。

  紀曉嵐在庶常館，結交了一群新朋友，與新科進士朱筠、王昶、王鳴盛等都成了終其一生的至交。新科榜眼王鳴盛，乾脆就住在隔壁。

  朱筠，字竹居，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他的堂兄朱珪，和紀曉嵐是同科舉人。朱筠生於雍正七年（1729），比紀曉嵐小六歲。中進士後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五年（1770），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三十八年（1773），提督安徽學政。朱筠是性情中人，好交遊，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他於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藏書數萬卷，金石山水文字千種。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性格豪雋，尤愛流連林泉山水，數次登過黃山、武夷山，峭壁不通樵徑，必攀援藤蘿造其巔，題名鍥石而後返。他與紀曉嵐既是同年，也是摯友。

  王昶，字德甫，一字琴德，號述庵，又號蘭泉，青浦人。是年中進士，應秦蕙田之聘，修《王禮道考》，後應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之聘，館其家數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補內閣中書，三十二年（1767）調刑部，三十三年（1768）因盧見曾兩淮鹽引案被革職，四十一年（1776）還京，擢鴻臚寺卿，後歷官江西、直隸、陝西按察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1789）遷禮部侍郎，翌年辭歸，歷主婁東、敷文二書院。王昶工詩文，好金石之學，為乾嘉時代著名學者。有著作《春融堂詩文集》《金石梓編》行世。

  王鳴盛，字鳳喈，號西莊，晚號西沚，江蘇嘉定人，中式一甲第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二十一年（1756），大考翰詹，名列第一，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1769）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濫用驛馬，左遷光祿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其著述有《江左二十二子》《軍賦考》《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諸書。居蘇州後，學者聞風而至，而楗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靠賣文自給，餘一介不取。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

  乾隆二十年（1755），紀曉嵐結識了日後成為學問大家的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號杲溪，生於世宗雍正二年（1724），與紀曉嵐同齡。少年時體弱愚鈍，十歲時才會說話。自讀書開始，就能夠過目成誦，尤其誦讀經典。雖然家貧藏書不多，但亦設法時常向藏書多的人家借讀。十七歲時隨父親在江西販布，二十歲回鄉，受學於徽州汪梧鳳（字在湘，一字松溪，1726—1772），當時大儒江慎修（名永，1681—1762）亦居住在汪家。江慎修既精通《禮》學、音韻學和數學，又為朱熹、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作「集注」，深通宋代理學，戴震從江慎修學，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個性。二十一歲時完成《策算》，論述「普耐爾對數計算法」，初次展現了他的數學天賦。二十三歲寫成《考工記圖注》三卷。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三十一歲，因有豪族侵其族塋，具狀上訴。豪族倚財結縣令，欲治戴震罪，戴震便脫身挾策入都來避禍。他生性耿介，不善與人相處，落落寡合，由於沒有職業，花光了身上帶的一點銀子，連粥也幾乎喝不上，人皆目為狂生。一天攜所著書訪錢大昕，兩人暢談一整天，錢大昕目為天下奇才。秦蕙田知道了，也到戴震住的地方去拜訪，又把他請到家裡教授子弟，聽戴震聊起觀象授時之旨，秦蕙田為其廣博的學識所折服，以為聞所未聞。秦蕙田後來著《五禮通考》，採用了戴震的許多觀點。王安國也延戴震於家塾，讓他的孫子師從戴震。王鳴盛、王昶、朱筠等名重當時的學者多與之結交。

  紀曉嵐與戴震相識，兩人開懷暢談，相見恨晚。紀曉嵐立即將這個與自己同庚的兄弟引為知己，並把戴震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一邊讓他做兒子們的塾師，一邊與他談學論道。戴震是個雜家，雖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理，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雜學糅之。他於算學亦頗精通，在紀曉嵐家設館當年，便寫出了《勾股割圓記》一部算學專著。紀曉嵐後來曾說：「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弇陋，頗相質正，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7]。」

  紀曉嵐後來《審定風雅遺音》的完成，也得到過戴震的幫助。他說：「於時，休寧戴東原主予家，去取之間，多資參酌[8]。」

  戴震也把他正在寫作的《考工記圖》拿出來，徵求紀曉嵐的意見，紀曉嵐讀了書稿，大為驚異，嘆為奇書。他知道戴震沒有能力刊刻此書，便出資幫他付梓，並欣然為之作序。其序略謂：

  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為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

  （《考工記圖序》）

  《考工記圖》刊印後，戴震在學術界聲名大噪，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乾隆二十七年（1762）戴震鄉試中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