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紀曉嵐（代自序）

  何香久

  紀曉嵐是清代在正史和野史中都很炫人耳目的人物。他不僅在正統的史傳中占盡風光，在民間也有廣泛的知名度。上世紀九十年代，因為一部《鐵齒銅牙紀曉嵐》的電視連續劇，這位在清乾嘉時期執學術牛耳的學問宗師火爆天下，但同時也被「戲說」弄得面目全非。

  紀曉嵐被「戲說」，實際上從他的同時代人那裡就已經開始了，清人的很多筆記，如英和的《恩福堂隨筆》、張培人的《妙香室叢話》、梁章矩的《歸田瑣記》、昭槤的《嘯亭雜錄》、陳康祺的《郎潛紀聞》《燕下鄉脞錄》、徐錫齡的《熙康新語》、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初編》、錢吉泰的《曝書雜記》等等，都不無誇張地寫到了關於紀曉嵐的許多異秉和奇聞軼事。比如說他是「火精轉世」，以肉為食，不食穀類，煙槍巨大，還有他的風趣幽默，連皇帝的玩笑也敢開，還有他的好色，他的博聞強記、屬對機敏等等。在世人的眼中，紀曉嵐大體上是這樣的一種形象。由於他的一些小節被誇大成了他人生的全部，離他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所以有人也評價紀曉嵐是一個「世故老人」，或者乾脆說他是一個拍馬的高手，而且一度按照「御用文人」來給他定性。

  紀曉嵐在清乾嘉時期居於高位，負有盛名，學問淹通，正如同許多名人往往被人「造神」一樣，時人和後人對紀曉嵐的種種「戲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表達了人們對他的喜愛。

  紀曉嵐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卒於嘉慶十年（1805）。他的仕宦生涯和學術活動展開的十八世紀中後期，正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樞紐時期。來新夏教授曾說過：「紀曉嵐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是一位文化巨人。紀曉嵐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所做的貢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而且截至目前也尚無來者。」（2003年1月9日在滄縣紀曉嵐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我認為，紀曉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他總纂了《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一項曠古文化工程，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開「四庫」館，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修關閉「四庫」館，共經歷了十四個年頭。紀曉嵐始終擔任總纂一職。《四庫全書》七份存閣後，各閣空函書籍的繕錄、補寫、復校工作全面鋪開，紀曉嵐仍然為校書、補錄等奔忙勞碌，曾四次去熱河校書。實際上到他嘉慶十年（1805）去世，《四庫全書》的續繕工程剛剛完竣，歷時三十二年。也就是說為《四庫全書》他奮鬥了大半生。在四庫館臣中，他是唯一一位從始到終做完了這項工程的人。

  

  《四庫全書》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每份為三萬六千冊，七份總共二十五萬二千餘冊，成為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被稱為中國文化的「萬里長城」，歷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其收錄書籍，上自先秦，下至清代，囊括了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主要文獻典籍，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門類和各個專門領域，集中國古代重要典籍之大成，至今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仍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同時，紀曉嵐又一手勘定，完成了中國文獻學史上扛鼎巨著《四庫全書總目》的修纂工作。該書是一部綱紀群籍、指示治學門徑的大目錄書，余嘉錫先生稱《總目》：「衣被天下，沾溉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余嘉錫《四庫總目辨證序》）誠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一塊重要里程碑。

  學術活動是紀曉嵐一生的主要支撐，他一直是官方學術工作的領導人，凡有編輯之役、修書之事，他必在其間。他歷充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通史、通志、通典）館提調兼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勝朝諸臣殉節錄》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纂官，《職官表》總纂官，《八旗通志》總纂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他一生中領導和參與了多少重要典籍的編修，不可勝數。

  第二，他寫出了《閱微草堂筆記》。該書二十四卷，計一千一百九十六則故事，舉凡官場世相、軼事掌故、民俗風情、異地風光、典章事物、鄉里見聞、狐鬼神怪、醫卜星相，上下古今，包羅萬有，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十分廣闊。魯迅認為：「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多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人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

  《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積極意義，首先在於對宋明理學的揭露與諷刺。對於這一點，魯迅十分讚賞，他說：「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上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其次是對盛世之下黑暗社會的揭露與批判。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真實地寫下了當世官場的窳敗與黑暗。他沉浮宦海五十多年，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光陰中，他是被挾裹浸泡在一個惡濁卑污的政治漩渦中。清代的統治機構，是千餘年封建官場的最後延續，也是千餘年封建官場惡濁卑污的集大成者。紀曉嵐生活的乾嘉時期，表面上看起來，是清朝昌盛強大的一個時期，但從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來看，它已被籠罩在落日的餘暉之中。紀曉嵐身在其中，雖然他不可能意識到封建社會必然要滅亡的命運，但對它的弊端卻洞若觀火。因此《閱微草堂筆記》中對於封建官場批判的內容也就格外引人注意。《閱微草堂筆記》中凡是涉及官場的，清官寥寥無幾，而贓官、貪官則比比皆是。貪贓枉法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昏庸腐敗者有之，卑鄙齷齪者有之。尤其是寫到一些冤假錯案的處理，就更讓人看到這個集團的整體腐敗。

  在揭露官場的黑暗、官吏的殘暴豪猾的同時，《閱微草堂筆記》還以大量筆墨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所遭受的塗炭與壓迫（如對奴婢的悲慘命運及災荒中鄉村人吃人現象的揭示等等）。蔡元培先生將其與《紅樓夢》《聊齋志異》並列為「清代三大流行小說」。孫犁先生也曾把它比作與《聊齋志異》「雙峰並峙的兩大絕調」。

  而我認為，正是在這部《閱微草堂筆記》中，藏著一個真實的紀曉嵐。

  讀他的詩，你看到的是一個曲高和寡的紀曉嵐；讀他的文章，你看到的是一個笏袍顯宦的紀曉嵐；讀他的《四庫全書總目》，你看到的是一個謹嚴多識的紀曉嵐；聽別人講他的故事，你看到的是一個詼諧謔浪的紀曉嵐。

  但這些，都不是真實的紀曉嵐。

  紀曉嵐以總纂《四庫全書》而名滿天下，他是有清以來執學術牛耳的一代文宗，後人看他如仰視南天北斗，但是如果沒有這一部《閱微草堂筆記》，他將永遠是一個寂寞的學問大家，永遠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

  藏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真實的紀曉嵐是個什麼樣子？

  ——他是一個在文網緊密、法紀森嚴的時代，敢於抨擊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理學的腐朽的文學鬥士；他是一個在對乾嘉之治的一片頌揚聲中，從虛假繁榮的幕後看到了那個社會的危機、敢於吶喊出「盛世危言」的清醒的小說家；他是一個在理性主義的時代「持理」而又「反理」的學問宗師；他是一個重性靈、重真情而又有著模糊情愛觀的矛盾人物；他是一個借談狐說鬼燭照人間幽微的幽默文學大匠；他也是一個善於把人生經驗化作生存智慧的智者。

  第三，紀曉嵐張大了「經世實學」精神。作為一個執官方學術牛耳的泰斗級學者，紀曉嵐對中國學術思想的貢獻在於他立足於古典文化的「穴結」點，藉助於濃厚文化積澱所鍛鑄出來的銳利眼力，回眸追索，將氣象萬千的學術文化之流條分縷析地加以濾析、評驗。在學問的「圍城」中，紀曉嵐不失為一個忠勇的擎燈者，他在中國學術思想上的建樹，也正立足於中國古典文化的「穴結」點，在深沉的反省與宏闊的價值評判中重申儒家的「務實」傳統，發揚光大經世實學的精神。他倡導「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鼓勵學人摒棄虛玄學風，主張不讀死書，不尚空談。對道學家坐而論道，紛爭門戶，則提出尖銳的批評。這種「崇實黜虛」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對今天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紀曉嵐又是一個矛盾人物，他的性格中有太多的「兩面性」。他是在乾隆時期文化專制最殘酷的一片風聲鶴唳中入主「四庫館」的，有清以來的文字獄，到乾隆朝，達到了最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思想犯罪」引入法律懲治的範圍之內，乾隆朝是為發軔。其文字獄的株連，也遠遠超過了「大清律」的規定。《四庫》開館期間發生的五十多起文字獄案，大多是從修書得到眼線。和紀曉嵐一起擔任總纂、總校的大員，或被嚇死、或被罰光了家產，除紀曉嵐以外，無一人得到善終。紀曉嵐本人也曾幾次被牽連進相關的文字獄中，幾番險象環生。他也被多次記過，出資賠寫訛錯書籍。

  所以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知識分子被異化、被扭曲是難免的。紀曉嵐在「文字獄」的陰影下，一方面是百般小心，力求多保護一些好書免遭秦火，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製造過「文字獄」，把找他獻書的人送去懲辦（筆者見於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原始文檔）。

  紀曉嵐一生寫了那麼多「恭和聖制」的詩篇，做了那麼多歌功頌德的文章，上了那麼多道謝恩摺子，這些文字也不全是為了討皇帝的歡心。他感恩的情感是真實的，因為乾隆皇帝的體恤，他的官職才一再擢升，擁有了一個文臣最高的榮耀。他對乾隆皇帝的欽敬也是發自內心的。當然這其中也有一生揮之不去的恐懼感。

  對於他的矛盾人格和靈魂上的污點，不必為尊者諱，曲為掩飾，我是坦直地寫了出來。

  另一方面，在官場閃現的刀光劍影中，紀曉嵐又不得不時時保持著他處世的警覺。他的硯銘中隨處可見「守口如瓶」，在修書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文字獄案，他感同身受。有很多起文字獄，壓根兒就不是因為有什麼悖謬文字，而是因為著書者得罪了小人，結果鍛鍊成大獄。所以紀曉嵐的處世之道是不跟小人爭一日之短長，不做出頭椽子，儘量不以真面目暴露在小人的視野中。對他的生存方式，有人譏之以「世故」。但紀曉嵐從未與小人同流合污過，和珅權傾朝野，朝臣無不趨走，連他的老師也顛倒奉迎，反過來成為他的門生。而紀曉嵐終不依附，還對其時加嘲弄。以至於發生御史曹錫寶奏劾和珅家人劉全案時，乾隆皇帝第一個懷疑到紀曉嵐，認為紀曉嵐與和珅有積怨而從背後操縱此事。

  紀曉嵐雖是碩儒顯宦，但他個人的生活十分儉樸。朝鮮冬至書狀官沈興永回國後評論說：紀昀文藝超倫，清白節儉，雖寵愛不及和珅，而甚敬重之。還說紀曉嵐一件舊棉袍穿了七八年。他的學生汪德鉞稱：「吾師居台憲之首，據宗伯、司馬之尊，登其堂蕭然如寒素，察其輿馬、衣服、飲食，備數而已，其儉也若此。」「文革」中他的墓被挖開，裡面除了書幾乎沒有一件值錢的隨葬品。

  紀曉嵐的傳記，幾乎可以等同於半部乾嘉學術史和文化歷史，把人物置身於史的語境中，自然看出了紀曉嵐的與眾不同。

  我力求寫出一個真實的紀曉嵐，一個豐富的紀曉嵐，一個始終在燈影和陰影中經歷著靈魂掙扎的紀曉嵐。寫出一個通古今之變的大儒真實的心路歷程，同時也讓讀者看到，那個年代的冰川，如何在人文知識分子的心壁上留下擦痕。

  這樣一個紀曉嵐，才真正是有愛有恨，有血有肉。

  這是一部學人的傳記，也是一部書的傳記。

  紀曉嵐已被各種「戲說」弄得面目全非，所以本書拒絕戲說，雖採用了文學傳記的手法，然重要史實均信而有徵。

  「我在書里開始我的生命，也將在書里結束我的生命。」這是法國思想家薩特《詞語》一書中最具感染力的一句話。

  二百多年前，以總纂《四庫全書》而名滿天下的學問宗師紀曉嵐為自己寫了一副輓聯：「沉浮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這副輓聯概括了他一生的行藏，也為後人留下了深長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