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荀子的「時勢」論

  我們現在最多談到的一個詞是「與時俱進」，這個詞最原始的出處在哪裡？就在荀子的思想中。荀子所提出的「與時屈伸」、「與時遷徙」的時勢觀，可以說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源頭。

  荀子指出：「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不苟》）。「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仲尼》）。他講的意思是：用辯證的觀點順應時勢的發展與變化，與時勢的屈、伸保持同步，讓自己柔順得好像隨風的蒲葦，這不是膽怯害怕，而是義理使然，是順天應時的基本道理。

  荀子又指出：「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儒效》）。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變化，順應社會潮流的發展與要求，既是最基本的道理，同時又是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大儒、大思想家的標準。

  荀子主張「明於天人之分」。這是荀子「時勢論」的思想基礎。

  什麼叫「明於天人之分」？就是明白天和人兩者各自的職分，人的禍福吉凶取決於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自然規律，在人而不在天。這一思想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方式，把人從對天的依附中解脫出來。

  荀子《天論》開宗明義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貮，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吉，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這一段原文很長，我把大意講一下。荀子的意思是：天自有它的常行之道，不因為堯是聖賢而存，也不因為桀是暴君而亡。順應天的常行之道，也就是自然規律治理邦國則吉，而逆天的常行之道而行則凶。加強農業而節約用度，則天不可能使你貧窮。生產與生活資料完備而勤勞適時，則天不可能讓你生病患。遵循大道而堅定不移，則天不能把災禍強加於你。這樣的話，水、旱等自然災害不能讓你挨餓，寒來暑往不能讓你生病，興妖作怪也不會給你帯來兇險。注意，這裡的「襖」字同「妖」。如果荒廢了農業而用度奢侈，則天不能夠讓你富有；忽視養生之道而怠惰，則天不能使你有壽；悖離正道而一意孤行，則天不能使你吉。所以，順應了自然規律，水旱未至而吉，違逆了自然規律，妖怪未至而凶。遭遇到的天時與治世同，而災禍與治世不一致，不可以怨天，這是你對順應天時的措施不到位造成的。所以明白自然和人事的職分，可以說是明白事理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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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幾組辨正關係中，體現著荀子最本質的天人觀：天與人是兩碼事，天沒有福善禍淫之意，人也不可能因其德行感動天或得到天的福佑。

  荀子說：「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天論》）。天是不會為人厭惡寒冷把冬天這個季節省略掉的，地也不會因為人厭惡遼遠而放棄了它自身的廣闊。天地的運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同時，天又是公平無私的，「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性惡》）天不會因為曾參、閔子騫是孔子的學生，孝己是殷高宗的太子對他們有所偏私而外待了眾人，天也不會厚愛齊國、魯國的人民而外待了秦國的人民。

  天有天的職分，人有人的職分。天的職分是什麼呢？「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天論》）。讓那些大大小小的星星按照一定的軌道運行，讓太陽和月亮交遞照耀大地，讓陰陽協調平衡造化萬物，讓風吹拂人間，讓雨滋潤禾稼，天就是幹這些事的。可是人卻總是想著讓天干不屬於它職分之內的事，比如裁決人類的善惡等等。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老天爺有眼」，或者我們常抱怨的一句話是「老天爺沒長眼。」這實在是寃枉了老天。天是自然的天，天沒有意志。況且天有天職，人有人道，憑什麼讓天去代行人的職分？你做了好事，別總想著讓上天恩賜福祉，同時，也別指望、別幻想天會懲罰那些做惡的人。這話說出來很殘酷，但事實就是如此。兩千多年前的荀子就把這個道理說清爽了。

  人不必求知天，但人可以把握和利用自然變化的規律，「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天論》）。所以最高境界的「巧」是有所不為，最高境界的「智」是有所不慮。注意，這裡「在所」是「有所」的意思。接下來，「所志於天者」，「志」是「知」的意思，意為：知道順守天道的人，由於他觀其天象變化而懂得如何待時而動。知道土地生長的條件的人，可以因地制宜而可以使作物蕃殖。知道四季更替規律的人，可以按照時序變化安排生產計劃。知道陰陽調和的人，可以用這陰陽調和的道理來治理政事。聰明的智者可以守天、守時、待時、順時，不為不慮而坐享其成，荀子認為這就是「守道」，即從宏觀上把握自然規律。

  那麼，什麼是人應採取的積極態度呢？

  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天地萬物生來是供人所取用的，人如果不想去利用萬物，不應時而動治理萬物，而去崇拜天、歌頌天，則失去了萬物之情狀，是不知物又不知天。這段話的核心思想是「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規律，因時制宜，應時而使之。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王制》）。荀子的「制天命」思想，如劃破夜空的閃電，將人們從天命論中解放出來。

  荀子所講的「制天命」，指的是利用規律，因時制宜，應時而用。荀子認為，如果不能抓住時機，甚至違逆天時，舉措非時，就會政令不明，本事不理，政險失民。

  在荀子的治國方略中，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務時」。不僅要知時、順時，更要應時、務時。抓住時機，順應時勢，採取積極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的等待觀望。

  可以說，荀子的「時勢論」思想中，也汲取了一些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的營養。尤其是管子的時勢觀，給荀子的影響最大。管子認為，對於為政者來說，時勢是第一重要的。「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而不成」（《禁藏》）。辦一件事情不看時勢對不對，那是很茫目的，雖然使盡了氣力，但終會因「失時」而遭到失敗。管子提出「務時而寄政」（《四時》）的思想，指出處理政務要順時應世，「索之於天，與之為期，不失為期，故能得之」（《四時》）。首先是選擇最佳戰略機遇期，一旦這個戰略機遇期已經到來，就要牢牢抓住不放，制訂嚴密的工作計劃，力爭在最佳時間段內取得最大的成果。管子不僅在理論上對「時勢」問題多有精闢的論述，在實踐上也得到了豐碩的成果。比如，他順應潮流，採取了跨國貿易、農工商並舉、國有民營等治國方略，使齊國成為列國中的強國、富國，稱霸於四方。

  荀子吸取管子上述思想，提出了「先事慮事，先患慮患」的觀點。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有充分的思慮和準備，不要等干起事來手忙腳亂。在災禍沒有到來之前，應該把產生災禍的各方面因素都考慮周全，儘量把災禍所能造成的損失減小到最小程度。荀子認為：「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御」（《大略》）。在舉事之前周密謀劃，這叫做「接」，是計劃與實踐的一種對接，這種對接工作做好了，事則可舉。在禍患未到之前而有周密的思慮計劃，謂之「豫」，毛澤東也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豫」是預防的意思，預防工作到位，防患於未然，才能做到災患不生。事情過了再思慮謂之「後」，馬後炮，事後諸葛亮，於事無補。災患到了才想到思慮，雖然可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但畢竟被動了許多，所以叫做「困」，這個「困」如果力量強大，則災禍是無法抵擋的。所以荀子提出，管理禮儀、農業、農村基層組織和市場的官員應當「以時順修」，就是按照時勢規律去管理農村與市場；管理水利農田的官員應當「以時決塞」，及時決定攔壩和開閘；管理山川林澤的官員應當「以時禁發」，按照自然規律適時制定禁止砍伐的政策，保護生態平衡。而負責國家大政方針的官員應當「以時慎修」，使百官勤於職事，百姓也奮發有為。

  同時，荀子還提出了「敬日」、「敬時」的思想，他指出「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強國》）。對於執一國之政的國君來說，善於把握好每一天的可以稱王，善於利用好每一時光陰的人可以稱霸，而做事無計劃，只忙著堵塞漏洞，那就很危險了，如果他把什麼都荒廢掉了，就只能會有國亡身敗的命運在等著他。泛言之，只有善於爭分奪秒地利用好一點一滴的時間，才能取得事業的成功。這就是「能積微者速成」（《強國》）的道理。

  荀子是一個有所作為的儒家。他的「時勢」論思想對於我們今天仍然是有著積極意義的。他的「與時屈伸」、「與時遷徙」以及應時、順時、務時、敬時、善時的觀點，吸收了墨子、管子及當時諸子百家的「時勢」理論，可以說集其時「時勢」論之大成，對我們今天堅持以科學的發展觀統領全局，正確理解和認識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仍然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