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墨子的「尚賢」與「尚同」論

  墨子創立學說、成立學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治天下」，或者說讓他「治天下」的理論為各國國君治理天下服務。「尚賢」與「尚同」，是墨子「治天下」理論的兩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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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的時代，社會處於大動盪大變革中，對賢人智士的需要是各諸侯國普遍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墨子打了一個比方：「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借良宰。故當若此二物者，王公大人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尚賢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功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夫無功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豈必有智慧哉？若使其治國家，則此使無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墨子。尚賢》）諸侯和卿大夫有一件衣服不會做，一定要找一個巧手的裁縫，有一頭牛一隻羊不會宰，一定要找一個手腳利落的好屠工。有一匹瘦馬不能治，一定要去找一個好獸醫。有一張弓不好用，一定要去找一個好弓匠。在這些細小的事情上，諸侯、卿大夫知道任用能者賢士，但是在治理國家這件大事情上，卻不知道崇尚賢者，任用能者，而任人惟親，或以貌取人。他們所用的那些骨肉親戚，或雖沒功名但面目姣好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任用他們來管理國家，國家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了。墨子對這種任人惟親的方針痛下針砭，認為這就如同讓啞巴去當外交官，讓聾子來做樂隊指揮，是很荒唐的。這些諸侯卿大夫「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塗，小事上能任人惟賢，大事情上卻任人惟親。

  墨子指出：「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國家賢良之士多，就會繁榮富強，國家賢良之士少，就會積貧積弱。所以對於諸侯和卿大夫來說，最大的事就是網羅優秀人才。

  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立國之基，只有任用賢能之士，而不是父兄、親咸、貴富等人，才能治理好國家。「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跡其形，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為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墨子。尚賢中》）墨子的尚賢主張，在這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是賢才不是賢才，要看這個人有沒有才幹。一切惟才是舉，而不論所任用之人的貴賤、貧富、遠近、親疏乃至於他的道德情操。雖然一些優秀人才出身很低微，比如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中有能力的人，也應同樣對待。墨子強調「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墨子。尚賢下》）打破一切官、民界限，惟才是舉，這在當時社會無疑是一種非常大膽的觀點。

  墨子為賢者治國描繪了一幅願景：「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帀，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強。」（《墨子。尚賢中》）賢者治國，才會盡職盡責，早出晚歸，殫精竭慮，篳路藍縷。賢者治國，才可能有國富民強的前景。賢者治國，才可能上得天、鬼護佑，外得諸侯相助，內得百姓擁戴。

  墨子呼籲，賢能之士應該得到君王的禮遇厚待，「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明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以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成事也。」（《墨子。尚賢上》）對於賢能之士，應該給他高官厚祿，給予他一定的權力。他的爵位不高，老百姓就不敬重他。他的俸祿不厚，就得不到老百姓的信賴。他沒有一定的權威，老百姓就不會對他存敬畏之心。中國從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官本位的體制自然會培養出官本位的民眾。墨子上述話，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講的。一個人再賢能，他不當官，就沒有平台，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敬重，就無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墨子主張給賢能者以高官厚祿，不是把官、祿作為對賢能者的賞賜，而是讓他們成就偉業。墨子重利，他強調的不是僅僅給賢能之士一個什麼名分，授予他們一個某某榮譽稱號，讓他們只是「感動」一方百姓，而是給他們實際的爵位、俸祿和權力。

  「尚同」，是墨子思想的第二大主脈。

  墨子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個上通「天志」，下系萬民的權威秩序體系。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了「尚同」的思想。

  什麼是「尚同」呢？「尚同」就是人們的思想言論要高度統一。在什麼基點上統一呢？在上位者即君王的基點上統一。

  墨子從國家的起源論述「尚同」的必要，他說：「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墨子。尚同上》）原始社會那時候，是混沌初開的初民時代，政治制度還沒有出現。那時的人沒有國家政權的管束，一個人一個主義，十個人十個主義，人很多，主義也就很多。人人各執己義，就產生了衝突，大家互相爭鬥。你害我我害你，父子兄弟互相仇視。人有餘力不會給別人幫一點小忙，自己用不完的東西寧可爛掉也不會給別人一點。天下之亂，就和禽獸世界沒有兩樣了。天下為什麼亂到這個份兒上呢？因為沒有君主啊。所以就把賢能有智慧的人推選出來，擁立他做天子。建立政權，以管束和教化萬民。天子有了，勢單力薄呀，他一個人怎麼能治理天下呢？於是又選擇賢良之士，立為三公。天子和三公都有了，可是天下很大呀，他們巴掌再大也捂不過天來，於是就把天下劃分，有了一個個諸侯國。諸侯治理也難免力不從心，於是又從他的侯國中選擇賢能可任之人，任用他們做鄉長（正長）。

  這同霍布斯的國家理論倒有相似之處。霍布斯認為人都是自私的，利害相關又利害不同，必然會發生衝突，所以必須通過「契約」來建立國家。

  墨子認為建立國家政治機構的根本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百姓必須在思想言論及行為上「同」於正長，正長「同」於諸侯，諸侯「同」於天子。在下者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在上者，天下人都要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天子要建立絕對權威，下邊的人對天子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只有如此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國家才能實現大治。

  「尚同」，是好百姓的標準。

  常常聽到一句讚美：中國的老百姓，多好啊！

  中國的老百姓好在哪裡？吃苦耐勞、忍辱負重，而最主要的是「聽話」。

  中國的老百姓，是最講「尚同」的，他們習慣了被管制、被統攝。他們從來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

  百姓服從正長，正長服從諸侯，諸侯服從天子，天子服從誰？

  墨子說，天子服從「天志」。「天子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墨子。尚同下》）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墨子尚同理論的核心，是人人放棄自己的是非標準，而服從在上者的標準。一級一級服從，最後則以服從「天志」為旨歸。這也是墨子「尚同」與「天志」思想接軌的地方。

  對持不同政見、不「尚同」的人怎麼辦呢？

  墨子認為，天子所施行的政策應該是「疾愛而施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墨子。尚同下》）要愛百姓，要取信於百姓，以富貴來引導他們，最後對不尚同的要施以懲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尚同上》）百姓的思想行為，如不能與上位者同一，那麼就要施以肉體的懲罰，乃至從肉體上消滅。

  王曉明先生認為，墨子的學說中，「尚同」的思想大概是最可怕的。他源：「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已經走到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形態的邊緣，正向裡面迅速地滾進去。君王的一句話，便可以發動或者停止一場戰爭，他點一下頭或者揮一下手，便會決定成千上萬人的生死存亡。面對這樣的現實，大概任何人都會緊張地盯住君王不放吧。在古代，也許只有古希臘那樣的城邦國家裡，只有那種以異族為主要奴役對象的自由市民，才會將社會的整體利益，看得比最高執政官更重要；大概也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才會更多地注意基本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才會想到用法律來確定這些關係，而不是只盯住一張君王的寶座。」（王曉明《追問錄。君位祟拜的俘虜》，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我們的一些學者總是試圖證明墨子學說中有「民主」思想，因為他講兼愛，講愛沒有差別，確實有一些政治平等、人格獨立的意識在其中。但讀了《尚同》，你會看出一種很可怕的東西。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奉行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價值觀念。中國的原始民主只在氏族制時代以「民自治」和「眾治」及首領「傳賢」的形式出現過，但自跨入了文明的門檻，就與民主政治揖別，商周時期，不但沒有出現古希臘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也罕見斯巴達式的貴族政治。中國的王權主義政治始終講究「王者執一」，「一則治，兩則亂」（《呂氏春秋。執一》）。統馭天下百姓的始終是「口銜天憲」的君王。而君主專制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臣民的絕對服從。孔子認為至高無上的「君子之德」即是「思不出位」，（《論語。憲同》）又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庶人不議」相併聯，視為「天下有道」的理想境界。墨家的「尚同」論、法家的極端尊君論、儒家的民本---尊君論，殊途同歸，共同組成了中國式君主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撐體系。

  「尚同」思想，其所論述的，只是君主專制的合理性，這又是墨子這個智慧的大匠的又一個可怕的誤區。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