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八 黯然魂銷

  時間飛快地過了兩個月。最早的輕霜已經開始出現，花圃里的波斯菊跟菜園裡的西紅柿都枯萎了，什麼東西都變得乾燥起來。英明的黨中央糾正了反特擴大化的偏向，保衛了偉大的整風運動的輝煌成果。延安縣從縣委機關開始，陸續開展了「脫帽」運動。李為淑跟張紀貞一馬當先，帶頭輕鬆愉快地脫了帽。何守禮跟張紀文卻鬧了一些彆扭。脫帽運動是以個人主動地找組織談話的方式開始的。李為淑跟張紀貞都找楊生明談了，而何守禮跟張紀文高低不肯去談話。

  曹店區助理員劉滿浩主動去找何守禮，把中央的精神詳細地對她重複說了一遍。何守禮說：「道理我都知道了。你想想看，好容易我才把帽子戴上，如今要我脫下來，那可不簡單。我不願意脫，誰願意脫誰就來脫吧。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人格，誰高興這麼揉過來、捏過去的！」桃林區助理員任步雲也主動去找張紀文，也像劉滿浩一樣，把中央的精神詳詳細細地重複對他說了一遍。張紀文大聲吆喝道：「什麼胡球日鬼！難道說你要我戴就戴，要我脫就脫麼？你知道，戴帽是我的自由，我願意戴就戴上；脫帽也是我的自由，我願意不脫就不脫。誰也沒有權利干涉我的自由！這回，帽子我是戴定了，一直戴到進棺材那一天為止。你讓郝書記來給我脫帽，我還不一定高興呢。」

  縣委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經過一番考慮，決定讓學習大組召開大會，由郝書記親自出席講話，來向大家賠禮道歉，並且重申黨中央一向重視和保護知識分子的政策。大家聽了以後，這才心悅誠服，連何守禮、張紀文也都脫了帽。

  全大組都重新對自己的思想作風做了檢査，繼續用開頭一段整風運動的精神認真檢査了各人自己的錯誤。楊生明檢査了自己跟知識分子合不來的問題，說他跟知識分子接觸，總感覺得格格不入，這其實是一種對知識分子的排斥。吳生海檢査了自己瞧不起別人，以為別人是只會口說，不會實幹的文化人，以為一個人越沒有文化越是革命的錯誤思想。劉滿浩檢査了自己總是喜歡拿知識分子來開玩笑，對知識分子很不尊重。任步雲卻檢査了自己對知識分子漠不關心，保持一種冷淡的、疏遠的態度的錯誤。張紀貞檢査了自己的傲慢任性，不能虛心接受群眾的改造。李為淑檢査了自己的膽小怕事，不敢進行原則鬥爭。胡杏也對大家做了檢查，說她沒有能夠很好地把上面的政策往下貫徹，也沒有能夠很好地把下面的意見往上反映，證明思想上還有一些個人打算這種不純潔的東西摻雜在裡面。可是大家眾口一詞，都不同意她的檢査。大家認為她在這次搶救運動當中表現是非常好的。她一方面能夠把上面的政策很好地貫徹執行，一方面又能夠實事求是，沒有搞出別的什麼亂子。在整個運動當中，她都能夠任勞任怨，毫無私心雜念。這樣的同志，簡直應該受到表揚。大家七嘴八舌地把胡杏的臉說得通紅，怪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何守禮跟張紀文又鬧了一次小小的彆扭。他們看見胡杏受大家表揚，互相在暗地裡藐嘴藐舌，不以為然，卻又不便發言反對。當輪到何守禮跟張紀文兩個人發言的時候，他們差不多一齊開口，說既然楊生明、吳生海、劉滿浩、任步雲都把問題講清楚了，事情就已經解決了。只要他們好好改正錯誤，相信以後大家會相處得來的，他兩人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後來，經過李為淑跟張紀貞兩個人的嚴肅批評，他們才改變口氣。何守禮檢査了自己那種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張紀文也檢査了自己那種鬧地位，鬧特殊，破壞制度，破壞紀律的自由主義。到這時候，一次幾乎長達兩年之久的整風學習就圓滿結束了。

  

  周炳因為工作的需要，又要調去重慶了。他這一次到底要去多久，誰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同樣不知道。他首先到曹店一鄉找到何守禮辭行。何守禮問他對自己有什麼意見，要他臨別贈言。他就老老實實地勸何守禮不要過於重視個人。不要把個人的東西看得太大，太眼緊，太放不下……其次，他到二鄉找著李為淑。李為淑也要他臨別贈言。他就告訴李為淑，在集體生活當中，不要築起一道防線來保護個人。接著，他又跑到桃林三鄉，找著張紀貞，跟張紀貞說，在革命大家庭中，不要放縱個人。最後，他跑到桃林四鄉，找著張紀文，對張紀文說，在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裡，不要神化個人。事後他們湊在一起，談起周炳的囑咐，都說周炳勸他們四個人反對四「個人」，都覺著怪有意思。

  有一個黃昏，周炳叫一個不好解決的問題難住了。他計算行期，也就在這一兩天。該去辭行的地方都去過了，就剩下一個地方沒有去，延安縣委。他有心避開這件事，老是躲著、拖著，不希望到那裡去找胡杏話別。他非常想去，想去看看胡杏，但是不跟她辭行，不說告別的話。任何辭行告別的話都將會引起一個非常難堪的局面。他想不去。可是不去的話，在情在理都說不通。他怎麼能夠不跟胡杏說一句話就悄悄地溜到重慶去了呢？那將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三心兩意地反扣了窯門，走到延河旁邊，遛達了一會兒，又悄悄地走回招待所來。

  沒想到，他這種焦躁不安的心情卻被田家坪招待所的通訊員孫福貴看出來了。他是一個矮矮胖胖，圓頭圓臉，穿著一件過於寬大的棉襖的「小鬼」，對客人非常熱情，學習文化跟政治也很積極。他看見周炳每次從重慶回到延安來，都住在他們招待所里，又不知道周炳幹什麼工作，只因為周炳給他們做過幾次時事報告，就把周炳叫做周政委。這天晚上，他發覺周炳出去走了半天又回來，就給周炳提了一盞擦得非常乾淨的馬燈來，放在周炳的桌子上，擦亮洋火，把它點著，對他說：「周政委，你要出去，還是帶上燈好。」說完，把燈罩摁下，就走掉了。

  還是孫福貴這盞馬燈替他拿了主意。他提著這盞燈，快步走到二十里舖延安縣委。可是，走到胡杏的窯洞門口，他又有點躊躇起來了。他不想聲張，只是輕輕地推開窯門，探頭向裡面，好像一個小偷似地張望著，見胡杏正盤腿坐在炕上，對著一盞小油燈學習。他踮起腳尖兒，輕輕地走到胡杏身邊，一面舉起那盞馬燈向她示意，一面在她的耳朵邊悄悄地說道：「小杏子，咱們出去散散步吧。」胡杏看見他那鬼鬼祟祟的樣子，就說她今天割了一天穀子，身體非常累，不想再走動了，讓他到炕上坐。

  周炳沒有上炕。他只是一口把馬燈吹滅了，自己獨個兒坐在地上那張钁頭把子上面，不動也不說話。過了好一陣子，還是胡杏開口問他道：「哥，你這麼晚提著馬燈來看我，敢情有什麼事兒吧？」周炳沒有回答，覺著胡杏這是在明知故問，心裏面還有點兒怪她。這樣子，他們兩個人又相對無言地坐了有一袋煙工夫。周炳覺著，這樣相對無言地坐著就非常美妙，就是他最理想的一種生活，或者是最幸福的一種生活。他不想動，不想說話，又不想走，生怕打破這種幸福的和諧，使自己回到龐雜的現實生活裡面去。

  胡杏又問他道：「怎麼了，哥，你是不是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了？」周炳同樣沒有答話，覺著胡杏把問題越扯越遠，心裏面還著實怨她。

  胡杏料想他心中有難言之隱，第三次催問他道：「哥，有什麼話，你儘管吩咐吧。我留心聽著。」

  周炳用一種低沉得不能再低沉的聲音說道：「我又要走了。」胡杏點點頭，說：「我早料到了。」

  這個時候，胡杏的眼圈紅了一紅，周炳的鼻子酸了一酸，兩家就都不說話了。

  周炳茫然地望著胡杏的臉孔，好像在等待什麼奇蹟。不久，奇蹟果然出現了。胡杏那張左邊帶著一個又大又深的酒窩兒，淺棕色，嬌憨的蓮子臉兒上面，突然顯現出一種平時隱藏得很深，不大容易碰到的，罕見的美——這種罕見的美是那樣高貴，又是那樣憂鬱，恍恍惚惚，閃閃爍爍，若有若無，時隱時現。周炳不敢怠慢，愣愣地瞪大著眼睛，貪婪地望著胡杏，欣賞著，生怕錯過了這難得的一瞬間。一秒鐘，兩秒鐘……說也奇怪，這回胡杏的秘密的顯現卻持續了差不多半分鐘。周炳感到特別沉醉，屏著氣，不敢呼吸，不敢打攪，希望把奇蹟顯現的時間儘量延長，好使自己能夠看得心滿意足。胡杏看見他這個樣子，先就笑了起來，緩緩地說道：

  「哥，你怎麼這樣子瞧我？你莫非又傻了麼？難道你還不認識我麼？」

  周炳像喝醉了酒，陶陶然地答道：「你——我倒是認識的。不過剛才那一眨眼之間，我好像反倒不認識了！」

  胡杏聽見他越發說起傻話來，就趕忙用別的話岔開他道：「哥，說老實話，你也算奔波了半輩子了，也應該有個比較安定的工作崗位才好，你說是不是呢？」

  周炳有點驚訝，又不想在這個時候討論這樣一種問題，就無可無不可地說道：「是麼？你怎麼也說出這樣的話來了？你覺得我現在的工作很不安定麼？我可沒有這樣想。我覺著，長年長月地重慶、延安，延安、重慶這樣跑來跑去，恰恰就是非常安定。」

  胡杏嘆口氣說道：「欸，重慶……」她說了重慶兩個字，下邊好像還有很多話，卻沒有說出來。

  周炳用很高的嗓門說道：「重慶怎麼樣？重慶是前線！跟你樹哥在晉察冀前線，跟你松哥在晉綏前線一樣，重慶的同志們都在前線。」

  胡杏連忙分辯道：「哥，你別急，你別急。我當然知道重慶是前線，在重慶工作的人們都是光榮的。並且我還知道重慶是不帶槍的前線——不，應該說是敵人帶著槍，而我們不帶槍的前線。在那裡工作的人們更加光榮，更加偉大。不過，不管怎麼說，我不能夠——」說到這裡，胡杏的喉嚨哽咽著，說不下去。

  她從炕上跳下地，拿起漱口缸子，在炭盆上倒了半缸子水，自己喝了兩口，把其餘的遞給周炳。周炳一口氣咕嚕、咕嚕地把水喝完了。她又讓周炳在坑沿上坐下，自己站在周炳的右邊，用兩隻手親切地撫摸著周炳那隻僵直了的右臂。過了好一會兒，她才繼續往下說道：

  「我不能夠讓敵人再傷害你。哪怕再傷害你一根毫毛，我也不能夠允許！你年輕的時候，是有名的美男子。你那個時候身體壯健得跟一頭公馬一樣。可現在，你看敵人把你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周炳大笑起來道：「要國民黨不敢傷害我，那就要靠你兩個哥哥了。要是樹哥跟松哥他們在前線打仗打得好，不斷地打勝仗，國民黨就害怕咱們，就不敢加害咱們。如果他們打仗打得不好，老打敗仗，那國民黨就瞧不起咱們，野心就膨脹起來，那個時候就很難說了。」

  胡杏用顫抖的聲音說道：「不管怎麼說吧。兩隻手指，一條胳膊，那多麼值得惋惜呵！」

  周炳爽朗地笑著說道：「我的身體是不是很健康，我不敢說。可是我的左手還在！它能夠打槍，也能夠寫字，這卻是事實。」胡杏心疼地嘆口氣說：「唉，你這個傻瓜，叫我怎麼對你說呢……總而言之，你年紀也大了，也應該安排一下個人的生活了。」周炳深思地點點頭，又搖搖頭，望著胡杏的臉，說道：「個人的生活麼？我們還有什麼個人的生活呢？什麼都忘了，全忘了。個人忘了，個人的生活也忘了。嚴格說起來，我們在蔣管區的時候也已經沒有什麼個人的生活。何況來到解放區，來到這麼一個全新的社會裡，還有什麼個人的生活可言呢？真好笑。」

  胡杏聲音稍為有點沙啞地說道：「正因為這樣，所以人家笑你是傻瓜。」

  周炳用銅鐘一般的演員嗓子高聲朗笑道：「哈，哈，哈……笑吧，笑吧，笑吧。讓他們痛痛快快，自自在在地徹底笑一頓吧。讓那些乖巧的人笑咱們傻吧。他們越笑，人數越少；咱們傻子越叫人笑，人數越多！這有什麼不好呢？在國民黨統治區，像陳文雄、陳文婷那樣的人最愛笑咱們，現在連他們本身也消失了，不能夠再譏笑咱們了。在解放區，把咱們當做笑料的人本來不多，經過整風學習，如今連他們本身也都逐淅、逐漸地變成傻子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我看笑吧，讓他們盡情地笑吧。」

  胡杏像一個因勝利而驕傲的孩子似地，半帶撒嬌地質問周炳道：「那麼，看起來，你連一分一毫的個人生活也沒有了？」

  周炳匆匆忙忙地，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沒有。」緊接著，他又立刻否定自己道：「不，不是完全沒有，還有那麼一點兒。有一點兒什麼呢？我本來自己孑然一身，了無牽掛，如今心裏面總有一樣東西，總覺得捨不得你！這就是我的個人生活，這就是我的秘密。誰也沒有法子看得出來，誰也不會知道。」說著，說著，他用自己那隻僵直的右手抓住胡杏的手，用自己那隻靈活的左手撫摸著胡杏的頭。胡杏柔順地站著不動，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盯著那張飽經風霜的俊俏臉孔。

  過了一陣子，胡杏擺脫周炳兩隻大手，嗤、嗤地笑著，走到紗窗底下，回過頭來說道：「我又沒有說我自己，我又沒有說我自己。你還經常跟我見面，機會是不多，也算經常，你還有什麼捨不得呢？比起我兩個哥哥，一個在晉察冀，一個在晉綏，離得不是很遠，可我來延安五年了，還沒有見過他們一面！要是從在震南村分手的時候算起，我們沒有見面已經有十二三年了！他們過得好好的，我也過得好好的，彼此都沒有說捨不得。」

  周炳接著就說：「可不是麼？你自己的話就證明了一個真理。你說我傻，你兩個哥哥比我更傻，不是麼？可見天下還是傻瓜多，譏笑傻瓜的人總是少數，並且越來越少。」

  周炳忽然想起，這回自己到重慶去，將要從事一番豪邁奔放的事業，過一番驚濤駭浪的生活，感情也頓時豪邁奔放起來了。他覺著要迎接這種豪邁奔放的生活，最好能夠喝上幾杯酒。可是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沒有酒可以喝。他跳下炕來，自己拿起漱口缸子，在炭盆上面倒了一點溫開水，又跳上炕，一口氣把它喝了下去。猛一回頭，他看見胡杏正趴在炕几上撥亮那盞油燈，把那朵小小的燈花弄得畢剝作響，便對胡杏說道：「小杏子，我也要問你一句。你為什麼也不好好地安排你個人的生活呢？」胡杏聽見他這樣問，就跳下地來，把窯洞裡所有的東西都隨手收拾了一下，把那一張放在地上的钁頭也拎起來豎在窗前，轉過身去反問周炳道：「你怎麼說我沒有個人的生活呢？這一切——你用眼睛四面看一看，你親眼看一看吧！」周炳頑皮地笑道：「是的，我看見了，我摸著了，我聞到了。我從你的手上摸出很多粗糙的老繭來，那證明你整天抓著钁頭，握著鐮刀；我從你的頭髮里嗅到一股太陽的香味兒，還有一股乾草的香味兒，那證明你整天在太陽底下活動。除此以外還有啥？難道說這就是你的個人生活的全部麼？」胡杏不同意地分辯道：「豈止這些呢？你再仔細看一看就知道了。我有一個很好的窯洞，有許多整整齊齊的衣服，還有很多很有價值的書。"說到這裡，周炳又插話道：「別那麼忙，你那些書有一多半是我的。」胡杏坦然承認道：「對、對。有一多半是你的。誰叫你沒有個家呢？可見我個人的生活已經比你優裕得多！從前，我窮得連一根褲腰帶也沒有。如今，我不單衣、食、住都搞得很妥帖，並且還有一塊波斯菊花圃。生活有多麼美好！難道你沒有看見麼？」周炳含蓄地反問道：「這我都看見了。難道說，除了這些以外，你就再沒有別的要求了麼？你感覺著你的生活已經非常充實，非常愉快，什麼缺陷都沒有了麼？」

  胡杏聽出這裡面有些蹺蹊，就認真地思考了一下，才對周炳說道：「不錯，我的生活雖然充實，雖然滿意，但是還有缺陷。這回搞搶救運動，我就覺得很遺憾。我是上下不討好。既得罪了楊生明、吳生海、劉滿浩、任步雲這些人，又得罪了李為淑、張紀貞、何守禮、張紀文這些人。有什麼辦法呢？我相信他們會明白過來的。另外，我的父母都在廣東，這也是一個缺陷。他們都老了，病了，又遠隔萬里，雖然牽掛，也沒有辦法。其次就數到我兩個哥哥，他們都在部隊裡，長期不能見面。不過我想他們在部隊裡也跟我在這裡一樣，什麼都安排得好好的，因此也用不著牽掛。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陷，也是我最牽掛，最不放心，最想念的，就是有那麼一個怪人——這個人哪，比所有的人，我都想念得多，牽掛得多，不放心得多！」

  周炳也從炕沿上猛然咚的一聲跳下地來，走到胡杏的跟前，和她面對面地站著，眼睛對眼睛地望著。他們兩個人站得這樣貼近，連彼此的呼吸都聽得清清楚楚。周炳把那隻殘廢的胳膊搭在胡杏那斜斜的肩膀上，又用那隻左手摟著胡杏那細細的腰，就那樣子站著不動，也不知過了多長的時間。窯洞裡很寂靜，只有油燈發出微弱的嗞嗞的聲音。窯洞外面，穿越山谷的一陣秋風橫掃過去，把沙土撒在紗窗上，好像有什麼人用一把大掃帚在上面匆匆掃過一樣。忽然之間，周炳覺著自己頭暈目眩，站立不住，便把渾身的重量都壓在胡杏的肩膀上。又過了不知多長時間，胡杏嗤嗤地憨笑著，脫身走開了。周炳也從迷迷糊糊的夢境中驚醒過來，跟胡杏一樣傻笑不止。他們笑得那樣酣暢，那樣盡興，那樣純真，好像他們雙方都在表白什麼東西，傾訴什麼東西，慶賀什麼東西一樣。他們那黯然魂銷的離情別緒也在這種神秘的笑聲中抒發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