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三 典型帶動

  這兩天來，胡杏的日子很不好過。她處在兩頭受氣的狀態之中，上面跟下面對她的壓力都很大。她跟楊生明、任步雲、吳生海、劉滿浩幾個人單獨開會，仍然堅持那幾個青年人只是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至於說到政治問題，她沒有任何的材料。大家批評她，說政治方面有沒有材料，要看他們本身肯不肯坦白。他們思想覺悟一提高，敢於坦白，材料也就有了。大家認為材料不會是現成的東西，不會是一塊肥皂，隨時可以拿起來使用。大家都批評她思想右傾，但是，大家對於她又流露出一種依賴的情緒。大家都覺得她情況熟悉，跟那些搶救對象歷史關係很深，跟他們的感情也很投契，除了她以外，恐怕沒有別的人能夠從那些搶救對象的身上找出什麼有用的東西來。

  她跟何守禮、李為淑、張紀貞、張紀文四個人開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們都說她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一起生活很長，同在一個城市裡，同干一種抗日救亡運動。何守禮特別提出來，她跟胡杏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她沒有什麼胡杏不了解的事情。他們都舉了很多廣州工人運動跟學生運動的例子，說明自己過去是進步的、革命的人物。何守禮還指著自己臉上的傷疤對大家說，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她臉上留下的記號，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來。說來說去，大家都埋怨他們的胡杏姐姐在這一段時間裡要搶救他們，要他們趕快坦白，要他們承認自己是特務分子，簡直是不近情理，是左到不知什麼地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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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個本來不會憂愁的胡杏倒當真憂愁起來了。她經常滿臉堆著和善的微笑，可是那笑容像天上的白雲，一剎那就流過去了。她又經常發呆，兩隻眼睛對著窯洞頂出神。在一起學習文件的時候，她會忽然放下文件，走到門外那種滿波斯菊的花圃前面，凝神遠望，也不知道她在期待什麼東西。雖然如此，她仍然在暗地裡博得大家的信任和好感。大家一天比一天更加感覺到，胡杏是他們惟一可以親近的人。胡杏也可以說是一個證人，可以替他們證明一些什麼東西。胡杏還是最得到縣委信任的人，如果胡杏同情他們，那對他們這種困宭的處境是一種很大的安慰。

  這幾天來，李為淑首先從胡杏的臉上發現一種罕見的美。她經常從胡杏的蓮子臉兒上看到這種非常少有的美麗，帶有一點憂鬱的色彩，時隱時現，若有若無，十分難以捉摸。她把這種發現告訴了張紀貞，後來，張紀貞自己也親眼證實了。她們兩個人又把這種發現悄悄地告訴了何守禮。何守禮顯然不願意承認胡杏有什麼美的東西，可是在她兩個人一致堅持的情況之下，她也不願意單獨加以否認。胡杏的風姿是這樣地吸引著她們，使她們對他更加進一步地信任和親近。

  經過了再三的思索和仔細的謀慮，胡杏去找縣委書記郝玉寶和縣長茆能文，提出一個新的建議，說他們這個學習組的局面打不開，不從外面增加一些力量來幫助一下不行。她希望郝玉寶跟茆能文能夠到地委宣傳部去走一趟，請地委宣傳部長馬振新跟科長麥榮到田家坪去找一找周炳，把延安縣學習組的事情跟周炳說一說，要他想法子幫助帶動一下。他們接受了她的意見。縣委書記郝玉寶到地委宣傳部去找到了馬振新跟麥榮，把縣裡的事情談了一下。他向他們匯報，說何守禮、李為淑、張紀貞、張紀文四個人出身都很不好，本人的表現也不很正常，恐怕這裡面會有什麼問題。但是經過一段學習，目前雙方正處於一種頂牛的狀態，運動毫無進展，希望宣傳部長馬振新跟科長麥榮去跟周炳說一說，要他到縣委來跑一趟。馬振新叫麥榮到田家坪找周炳細談一次。麥榮找著了周炳，把郝玉寶提供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對他說了。周炳對何守禮、李為淑、張紀貞、張紀文這些人都很熟悉，於是，也不多考慮，就慨然允諾了。

  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周炳一大早就跑到二十里舖延安縣委來。他先找到了郝玉寶跟茆能文，談論了這裡學習組的情況。他建議，不要對這幾個人採用一種逼迫的辦法，只要對他們多做一點工作，提高他們的覺悟，讓他們有問題自動交代就可以了。如果採取硬逼的辦法，也許會逼出不好的結果來。郝玉寶跟茆能文兩個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見。

  當周炳走進郝玉寶那個窯洞跟郝玉寶、茆能文談話的時候，何守禮偶然站在土坪上發現了周炳。她看見周炳這麼早就跑到縣委來，又一直走進郝玉寶的窯洞去找他們的書記談話，就立刻產生了極大的幻想。她認為，周炳最熟悉她，最了解她，對於她的革命活動沒有哪一樁不知道，這次他直接來找縣委書記談話，肯定是要來搭救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分子，把自己從危難當中解救出來。她判斷事情正是這樣的，並且暗暗地禱告：她寧願將自己的整個命運付託給周炳，讓他去跟書記談判，證明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她並且幻想，郝玉寶對於周炳的這種俠義行為一定十分敬仰，十分佩服，同時也一定會答應周炳替她說情的要求。她甚至想到，周炳跟郝玉寶會見以後，一定會上山來找著自己，對自己說，郝玉寶怎樣興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看法，肯定她何守禮是一個革命青年，不是什麼特務分子，他們把她困在學習組裡是毫無道理的，等等。後來，她又自己問自己道：

  「可是如果郝玉寶不接受周炳的意見，不答應把我從學習組裡解放出來，那又該怎麼辦呢？」她跺了一跺腳，自己回答自己道：「欸，那也無所謂。只要周炳肯上山來，把一切經過對我說清楚；只要周炳肯對我說，你坦白吧，坦白了也沒有關係，那麼，我就坦白，我就承認自己是特務分子也沒有什麼相干。」

  她回自己學習的窯洞裡等了半天，完全沒有周炳找自己的消息。她再跑出窯洞外面，站在山坡上往下眺望，只見周炳從郝玉寶的窯洞裡走出來，卻走進了組織部胡杏的辦公窯洞裡。她知道，周炳並沒有找自己的意圖，卻是去找胡杏去了。這樣子，她悲哀起來，失望起來，一個人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望著茫茫的大地，感覺到自己十分孤獨，十分淒涼。她的腦子裡面浮起了一種奇特的感覺，好像她此時此刻是被全人類所拋棄了似的。她狠狠地撕碎一朵美麗的波斯菊，把它搓成一粒一粒的，扔在斜坡上，心裏面詛咒起一切人來。

  張紀文剛好從遠處走過來，站到她的面前，對她笑著說道：「怎麼了，你也葬起花來了？你看你，只會愛惜你自己，對於大自然的美麗的花朵卻一點也不愛惜。」何守禮沒有理他這個岔，卻把剛才自己所見的事情一樁一樁地告訴了張紀文。她推測，周炳先走進郝玉寶的窯洞，跟他們商量了老半天，然後又走進組織部胡杏他們那個辦公的窯洞，一直談到現在都沒有出來，看起來，他們一定是在合夥商議，計劃整人。如此說來，張紀文、張紀貞、李為淑和她自己這幾個人恐怕都將大難臨頭，凶多吉少。那文科大學生不勝感慨地說道：「左家的女兒嫁給左家，左是個左了。大不了就是一條命，沒有什麼可……」說到這裡，楊生明忽然從窯洞裡走出來，看見他們兩個人站在花圃前面竊竊私語，就走過來，批評他們道：「你們怎麼不守學習紀律？紀律不是明明白白地規定，兩個互助組的成員不能夠交談互助組裡面的學習情況麼？」何守禮心裡有一點發慌，一時答不上話來。張紀文卻矢口否認道：「我們什麼也沒有談，我們學習得累了，出來吸吸新鮮空氣，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楊生明滿臉皺紋地笑將起來道：「好哇，好哇，你們光吸空氣，沒有說話。你們兩個人的窯洞離得那麼遠，各自窯洞前面不是都有不少的新鮮空氣麼？怎麼要跑到一達里來吸呢？」何守禮洗脫自己道：「我不知道，是他跑過來的。我事前一點也不曉得。」楊生明對著張紀文說：「看、看、看，這不是很清楚了麼？是你從老遠的地方跑過來找她談話的，你自己說說清楚吧。」張紀文仍然堅持抵賴道：「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也沒有跟她說過話。我從老遠的地方跑過來，是想上廁所去，這有什麼奇怪呢？」楊生明說：「好、好、好，你既然沒有說話，那麼我問你一句，什麼叫做大不了一條命？你要知道，這句話是從你的嘴裡說出來，我自己的耳朵親自聽見的，這還不算是說話麼？你們應該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辜負了組織對你們一片好心。要靠攏組織，不要存心跟組織疏遠，那麼你們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張紀文沒有料到那句話被他親耳聽見，並且聽得那麼清楚，無言可答。何守禮也埋怨他道：「是嘛、是嘛，我叫你不要走過來亂說話，你偏不聽，你偏不聽，你這不是作死麼？」

  在坡腳下縣委辦公的大院子裡，周炳跟胡杏在組織部的辦公石窯中單獨會了面。胡杏首先問周炳目前時局的情況。周炳告訴她，目前時局正處在十分危險之中。國民黨的部隊已經把邊區嚴密包圍著，咱們自己的部隊也嚴陣以待，在各條戰線上跟國民黨部隊對特著——這樣一種軍事狀態，大有一觸即發的神氣。他從重慶坐車子回來，沿途所見，也可以證實這種情況的確存在。胡杏擔心周炳的安全，就問他，這樣子整天在國民黨的軍事防區裡面穿來穿去，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周炳說，危險當然是有的，可是不必在意。因為比起在重慶的同志來，比起在重慶的周副主席來，自己的危險還算是輕的。那些同志日日夜夜在國民黨的特務跟刺刀當中工作著，確實算得十分危險。他鄭重沉思了一會兒，低著頭說：

  「是呀，叫人多麼擔心！」

  接著，胡杏又把他們上次會面以後，這一個星期以來的事態發展對周炳詳詳細細地介紹了一遍。她說，運動越向前發展，雙方的矛盾越尖銳。她夾在這種矛盾當中，成了一個磨心人物，簡直是兩頭受氣，掙扎不脫，不知道怎麼辦好。她這樣向周炳訴說衷情的時候，顯得非常灑脫大方。可是有時候也偶然會臉上一紅，露出一臉的孩子氣來。周炳兩眼直望著她，頻頻點頭，顯得十分愛慕，又十分同情的樣子。最後，胡杏嘆了一口長氣，對周炳說道：

  「哥，你看我做的是什麼事情！我明明知道何守禮、李為淑、張紀貞、張紀文這些人不是特務，可是，我不得不要求他們坦白交代。上面一直逼著要我搶救他們，你看我怎麼下手呢？」

  周炳很想安慰胡杏幾句，又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來，就直統統地說道：「小杏子，你不要急。在你充分掌握了材料之前，你不要對何守禮、李為淑、張紀貞、張紀文這些人做任何的估計。你可以搶救他們，可以動員他們坦白，但不要用硬梆梆的，強迫的辦法。你要多做幫助他們轉化的工作，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要他們——對，讓他們自動坦白交代。因為他們的基本情況，雖然說我們都是了解的，但是也不能說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都能夠保證全部知道。我們不能平白無辜地懷疑他們，可也不能對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個意見，我剛才已經跟郝玉寶、茆能文兩個同志說了，他們看樣子也是贊成的。」胡杏紅著臉，十分著急地說：「誰說不是這樣呢？確實應該是這樣的！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心裏面火辣辣的——那個著急！那個難過！但願我能替他們每個人做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來，讓他們免受煎熬，免受痛苦！哪怕你叫我短兩年命也成！」

  時間不早了。他們本來還想仔細地談談心，多聊幾句，可惜太陽已經升得很高，沒有充裕的時間了。他們走出石窯，相跟著爬了一個小坡，走到山上去。楊生明見他們來了，就召集全體互助組的組員到他自己的窯洞裡面開會。他們十個人在楊生明的炕上團團坐定以後，楊生明抽起一袋旱菸，對大家宣布：聽說周炳在重慶學習的時候檢査得很好，因此，今天請周炳來給大家做一個報告，做為他們這個學習組一種學習的輔導。大家聽了，都一下子鼓起掌來，只有何守禮跟張紀文兩個人沒有鼓掌。他們互相望了一下，微微地動了一動腦袋，好像他們彼此從心底里發出了信號，對於周炳這個報告表示充分的懷疑，不信任，他們對他用不著表示什麼歡迎。

  其實，任何人都沒有料到，周炳並沒有做什麼報告。他只是在聊天，只是又親切，又隨便地在閒談。他首先談他的旅途見聞，這是最受大家歡迎的一個節目。他描述國民黨的士兵怎樣嚴密地封鎖了邊區的一切通道：「國民黨統治底下的老百姓怎樣害怕打仗，紛紛背井離鄉，四處逃難；國民黨區域的物價怎樣突飛猛漲，社會上的秩序怎樣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可是走進咱們邊區一看，那情況就完全兩樣了。這邊的人，該生產的還是照樣生產，該學習的還是照樣學習，整個社會安定鎮靜，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忙亂。除了邊境檢査比較嚴格以外，其他什麼跡象也看不出來。毋庸諱言，這種雙方的軍事對峙是很緊張的，完全有可能一下子就發生重大的變化，雙方的武裝一下子就接觸起來，變成戰爭。時間顯然是很緊迫的了。他希望大家把學習抓得更緊，最好在敵人進攻以前把自己的問題完全解決清楚。接著，他又談到重慶的學習情況。他說，那裡工作雖然很緊張，大家的警惕性雖然都很高，但學習起來還是十分認真，十分從容的。也許因為有一個兇惡的敵人站在面前，使得大家的團結更加緊密，彼此的互相幫助也更加熱情。他們認真地學習了文件；認真地對照文件，檢査了自己；認真地做了十分懇切、詳盡的檢討。大家都覺著思想上、精神上非常愉快，像是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熱水澡一樣。最後，他又談到了自己的事情。他說，這次學習，在他本人努力爭取進步的條件之下，又得到了同志們熱情的幫助，結果，他把自己一生中所犯的錯誤一古腦兒端了出來，一共做了長達三個鐘頭的檢査發言。他認為，他當時的檢討還僅僅是初步的，既不能讓全體參加學習的同志完全滿意，更加不能使自己滿意。楊生明忽然插話道：「真不錯，周炳同志不愧是咱們的老大哥，立場就是站得穩。」周炳大笑起來道：

  「還說站得穩呢，恰恰相反，我的立場就是站不穩。」他只說了這麼幾句話，他臉上的笑容忽然完全收斂，他的情緒變得嚴肅而且緊張——甚至有一點過分地嚴肅和緊張起來，正像一個外科醫生站在手術台旁邊，拿起解剖刀，面對著他的病人的時候一模一樣。大家凝著神，屏著氣，聽著他往下說道：

  「我參加革命許久以後，還不明白革命的意義、革命的目的和方法，只是帶著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一心要破壞那個舊社會。只要能把舊社會砸個稀爛，解我個人心頭之恨，我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干。這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集體，什麼叫做階級，什麼叫做組織。我只是逞個人的英雄，獨來獨往，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並且總要出人頭地。這種自由散漫的人，豈不是滿腦子的個人英雄主義麼？很顯然，我正是這樣一種人，只憑著個人的好惡自由行動，既不知道什麼叫做政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策略，更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的紀律，好像我的尊嚴、我的權利、我的自由、我的興趣、我的愛好全都是天下間至高無上的東西，別人絲毫不能侵犯。這就造成了我立場不穩、立場模糊、立場動搖，甚至根本喪失立場。……

  「說起來叫人痛心，我也不一件一件去細說了。我這裡只想舉一個例子：就是十六年前，我給我的表妹陳文婷，一個大資本家的女兒寫信的事情。那個時候，蔣介石剛剛背叛了革命，正在瘋狂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青年，我和我的兩個哥哥躲藏在廣州芳村一個地方。鬼知道怎麼回事一我相信陳文婷是革命的，我相信陳文婷是愛我的，所以我不聽別人的勸告，冒著風險給陳文婷寫了信，約她會面。誰知這封信泄露了我們居住的地方，被人拿去憲兵司令部告密去了。結果是我的大哥周金——個共產黨員因此被捕，後來犧牲了。我怎麼能夠和大資本家的女兒談戀愛呢？我又站在什麼立場上相信她是革命的呢？我又站在什麼立場上相信她是愛我的呢？很明顯，這正是完全喪失立場的行為。當然，我並沒有去告密我的哥哥。但是，這個事情發展的客觀結果卻跟我自己去告密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這多麼可怕！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幾年之後，我自己也被捕了。我被關在憲兵司令部的監牢里，被他們用嚴刑拷打。只要我一想起給陳文婷寫信這件事，我就全身哆嗦。我的心疼比敵人的嚴刑拷打所造成的肉體上的疼痛要嚴重得多，要更加痛苦一千倍、一萬倍。由於我自己喪失立場，干下了這樣可怕的事情，鑄成了一生中的大錯，起到了和告密的奸細差不多沒有區別的作用，使得我自己一輩子都深深地沉在痛苦……和悔恨……之中……」

  說到這裡，周炳的情緒十分陰鬱，語調也慢慢地低沉下來，最後，甚至完全說不出話來，喉嚨也哽咽起來了。過了一會兒，他又往下說道：「當然，這件事情也產生了其他的一些作用。比方說，第一，這個事情使我認識了什麼叫做敵人。敵人的面貌、性質、特點、做法等等，我都看得比較清楚。第二，對於有一些既是朋友，又是敵人的人，我也大概有一點認識。我也會留心去區分他們當中的微小的差異，而不至於昏頭昏腦地毫無警覺，上當受騙。同時，我也認識到，一個人能夠使自己成為革命的動力，那是多麼可貴的事情；而一份革命的動力在革命陣營當中，又是多麼的重要。我願意洗心革面地努力使自己成為革命的動力，在革命事業當中起著一點推動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作用。如果能夠這樣，我就滿意了。——如果能夠把我過去的罪過贖回萬分之一的話，我就覺得比較安慰了。」

  大家聽著，都深深地受了感動，沉默在同情和惋惜之中，默然無語。周炳的情緒由陰鬱慢慢地變為昂揚，語調由低沉慢慢地轉為振奮，最後，甚至使人感覺到他是那樣的雄壯，又是那樣的渾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