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 南方不亮北方亮

  六月中的有一天，冼鑒在周家神廳和胡杏談話。冼鑒說：

  「組織上決定你去延安學習。」

  胡杏一聽，登時把那小小的圓眼睛瞪得像荔枝那麼大，兩隻手抓住冼鑒的一隻右手，連聲呼叫道：

  「大叔，大叔。」此外，就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過了一會兒，她鬆開了手，把那古銅雕刻般的蓮子臉兒仰起來，望著屋頂，她的眼睛感激無限地紅了起來，接著，眼淚就從那小小的圓眼眶裡流出來了。

  冼鑒說：「怎麼，你們不是很想去麼？」

  胡杏敏捷異常地回答道：「足足有一萬人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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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鑒接著說：「那就好了。這是黨組織的決定，這是黨組織對你的培養。」

  胡杏用高亢的聲音說道：「把一個沒人瞧得起的賤妹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送去革命的聖地，這不是什麼培養，這是大大的恩典！」

  冼鑒結實、矮小，硬朗、端方，這時候，他沉靜地，嚴肅地望著胡杏，說：

  「不錯，黨愛她的兒女，黨的恩典是至大、至深的。不過，你要知道，這個擔子很重呵。還不說你將來完成學習任務以後，回到廣東來要做更多的事情，光說目前你們去延安這一路上，這擔子就不輕。」胡杏接著問他路上還有什麼擔子，他就對胡杏說道：

  「你先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妹仔，在黨內是沒有什麼丫頭跟太太的區別的。你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就有共產黨員的擔子。不過，我說的還不是這些。我說的是，你們這回去，一共有六個人：你一個，楊承榮一個，張紀文一個，李為淑一個，張紀貞一個，還有一個何守禮。你們同去，一共是六個人。你看，現在就只有你跟楊承榮是黨員，這個擔子重不重？」

  胡杏溫柔婉順地說：「是，是。不過擔子再重，我也願說我不怕。有黨帶著我，我還怕什麼！」

  臨走的時候，冼鑒又一再對胡杏叮嚀道：「你們這六個人都要做好準備。你們這六個人到底怎各組織起來，今天晚上，我們組織上先研究一下，有什麼決定，叫周炳給你傳達。我再說一遍，這一次只有你們兩個人是黨員，一路上可要小心。」說完之後，又跟胡杏握了握手，然後才走了。

  當天傍晚，胡杏剛剛把行裝收拾好，其他那五個人也都披掛齊全，陸陸續續地來到三家巷周家集合。他們每個人都是全副武裝：背包、乾糧袋、掛包、雨衣和雨帽，樣樣停當。他們把東西都放在神廳里，然後，集中在周炳住的神樓底那個小房間，免得被人發現。

  周炳還沒有回來，他們就談起各自離開家裡的情況。李為淑首先對大家說我今天晚上一吃過晚飯，就悄悄地把東西都帶齊了，又悄悄地從家裡面走了出來。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我解放了！可是，我沒有對爸爸、媽媽說什麼話，他們也不知道我離開了家。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我就溜掉了。」張紀貞接著也說：「對，正是這樣，我也是這樣的。我也是把東西悄悄地收拾齊全了，弄成一個大包，一溜煙就走了出來。我要到新的世界去，多有意思，家裡面一個人也不知道。我敢打賭，到他們知道我不在家的時候，恐怕我們都早就過了韶關了。」張紀文也說：「當然，我們這樣走欸、走法乾脆是乾脆，也很羅曼諦克。可是我想，其實也用不著這麼神欸、神秘。為了抗戰，為了進步，又不為別的……堂、堂堂正、正正地對家裡講一講，他們還是會答應的。不過妹妹堅持不講，我也就算了。反正過了韶關以後，咱們每一個人寫封信回來告訴家裡，也就行欸、行了。」何守禮看見他們說得高興，也就過來湊趣道：「對，你們這個走法倒是不錯，不過我的情況不一樣，我跟媽媽說了。我撒了一個小小的謊，我說，我要到鄉下去宣傳宣傳，過不幾天就回來，我媽媽也相信了，我就走了出來。我自由了！天涯海角……多少詩意！其實，家裡除了我媽三姐以外，也沒有誰來追究我在不在家。我想，我出門一個月，家裡其他的人也不一定發覺。何況，現在社會上多少人都是這樣背起背包下鄉啦，宣傳啦，到前線啦，到延安啦，什麼什麼啦，都已經是很時興的事情了，很摩登的事情了。」楊承榮也接著說：「我跟你們的情況都不一樣。我跟爸爸老老實實地說了：我要到延安去，要到那裡去學習，要到那裡去抗戰，要到那裡去革命，我爸爸都同意了。所以，我的情況他們都是知道的，一點也沒有隱瞞。」胡杏見大家說得這麼熱鬧，也就笑笑地說：「好呵，你們都有人關心，都怕人家掛念著，都有個說還是不說的考究。我可就沒有這許多事情，我自己決定走，就走了。我告訴我自己： 『去吧。』我自己對自己說：『好。』這就行了，誰也不會來干涉我。」人家一聽胡杏說得這麼有趣，都哈哈大笑起來。他們個個人都表現出躊躇滿志，興高采烈。同時，大家心裏面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他們最好來共同慶祝一番，他們大家到底衝出了漫漫的長夜，向著光明奔去了。

  六個人在等待著。自己談笑一會兒，又把周賢找來玩一會兒，一直等到十點鐘過後，周炳才踏著登登的腳步回到了家。他坐下來，定定神，又跟每一個人寒暄了幾句，然後對他們宣布道：

  「你們六個人組織成一個行軍小組。組織上決定了由胡杏擔任正組長，楊承榮擔任副組長。你們看，這樣好不好？」胡杏聽了，想起今天冼鑒大叔跟她說過的話，就沉默地坐著，沒有吭聲；楊承榮卻匆匆忙忙地站了起來，誠惶誠恐地說：「這哪行呵？這哪行呵？」李為淑一聽了之後，非常高興。她馬上站起來，跑到胡杏的面前，緊緊地握住胡杏的手，不肯放開。何守禮、張紀貞兩個人聽了，沒有什麼反應，好像不覺得怎麼熱烈的樣子。張紀文卻笑楊承榮道：「得了，彆扭捏了！」何守禮心裡想，胡杏當了正組長，自己什麼也不是，覺著有點不服氣，就說：「這解決定好嘛。杏表姐在咱們六個人當中，年紀是最大的。年紀最大嘛，就該當組長嘛。」張紀文對楊承榮也不那麼佩服，就說：「是嘛，阿榮當副組長就很合適嘛。在咱們這些人當中，他的學歷是最高的，知識是最多的。照我說，該當個副組長。」接著，周炳傳達了組織上的要求。他對大家說：「這一路上，政治的環境很複雜，很不好，大家在言論上，行動上，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要非常警惕。要離開大隊，就必須兩個人一起走，不要一個人單獨離開隊伍。此外，還要留心，壞人對咱們隨時有可能採取威逼、利誘、欺騙、恐嚇、強迫，等等的手段，都要小心提防。特別是在行動上，一定要服從集體的紀律。」說了這些以後，周炳又總括一句，對大家說道：

  「組織上要求咱們：第一，要虛心向別人學習；第二，要服從組長的領導。再沒有別的事情比這兩樁更重要的了。」周炳說完以後，大家都沉默著，沒有一個人開腔說話。

  周炳面對這種情況，也有所察覺：仿佛這六個人裡面存在著一些什麼不那麼協調的東西。可是，仔細看下去，又覺著很不具體。於是，他就現身說法，談起自己的經驗來：

  「大家要了解一個問題，既然從現在開始，咱們要走向革命，要到革命的聖地延安去，那麼，就必須注意：第一是要虛心，第二是要學習。這就是剛才組織上要求我們的，要虛心向別人學習，這一點重要極了。我入黨已經有六年了，正是因為我過去自以為了不起，學得不多，所以，一直是老犯錯誤，不是這裡出了岔子，就是那裡出了岔子。我自己身體跟心靈都受了創傷，才摸出這麼一條經驗：這就是，我從深深地相信我自己，到深深地相信組要把。要把一切獻給革命，不相信組織，不服從組織的領導，是絕對不行的，可是，要是不好好地虛心向別人學習呢，那肯定就會掉隊。我說老實話，我這種簡單的認識，確實是付出了代價才學來的。我的心靈受了傷，你們可能看不見，我的身體受的傷害，你們都是看得到的。我沒有對你們說假話，我一點沒有誇張，也不撒謊。咱們現在快要分別了，我希望我的經驗對大家有些幫助。」大家聽了，先不去研究他的經驗，卻一定要周炳解開衣服，讓大家看看他的傷疤。周炳在解衣扣之前，輕輕地對大家說：

  「我的喉嚨跟肺部都叫那些狗仔子灌辣椒水、又打又撞，受了傷，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好，經常還要疼，經常還要嗆咳幾聲。不過這些你們都沒有法子看得見。能看得見的——」說著，他舉起右手那兩隻手指來。大家看他右手的無名指跟小指已經僵直了，不會彎曲，就都低下頭來不做聲，替他難過。最後，他把胸前的鈕扣解開，把汗衫拉起來，讓大家看他胸部的傷疤。大家湊前看的時候，果然見他的胸前有一塊像一枚刀豆似的、長長的傷疤，那肌肉一直到現在還是通紅通紅的。接著，周炳又向他們介紹，這是一塊叫敵人用火烙焦的傷疤。大家都嘆息不止。

  這時候，胡杏低聲說起話來。她安詳地坐在周炳的木板床上，她的短頭髮遮了半邊臉孔，露出一種神態威嚴、凜然不可侵犯的風度、說：「我當這個組長，其實是不配的。說老實話，自己倒吊著也沒滴墨水，這一路上又沒有走過，正所謂『人生路不熟』。不過……組織上既然決定了，有什麼辦法呢？只好這樣吧。反正聽大家的，以大家的意見為意見，看來只有這一條辦法。」大家聽了，都覺著心裡高興，對胡杏更加敬重。只有何守禮心裏面還是不那麼舒坦，她搶先對胡杏說道：

  「得了，得了，你就當起來吧。反正沒有人跟你爭的，你光說這些酸話幹什麼呢？」說到這裡，她又把眼睛望定周炳，說：「我看見炳哥的傷痕，就覺著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傷疤就表示他曾經戰鬥過，他是一個勇敢的人。我自己雖說沒有什麼本事，也沒有經過什麼鬥爭，可是，我自己的臉上也受了傷，毀了容。當然，我並不後悔。我談不上一個什麼英雄人物，不過後悔——我是沒有的。」

  周炳明白她這番話是對自己講的；就笑著說：「阿禮，這不用你說了。這事情大家都是看見的，你右臉上的傷痕，大家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兩年前的荔枝灣事件當中，你曾經跟國民黨英勇搏鬥過，你是愛國的，你是要抗日的、這都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眾人都覺著周炳說得對，就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一個勁兒拽著胡杏，也要看看她身上的傷疤。李為淑搖著胡杏的肩膀，懇求地說道：「杏姐，你告訴我，你身上到底有幾處傷疤？」胡杏笑了一笑，說：「傷疤有什麼關係呢？傷疤嘛，個個都會有的。我們做下人的，有點傷疤算不了什麼。何況，我這些傷疤也不是什麼英勇鬥爭落下來的，有什麼可說的呢？」眾人不依，一定要看，胡杏一定不肯。爭持了老半天，胡杏沒有辦法，最後只得捋起左邊胳膊的袖子，露出整條胳膊來。只見那胳膊的上端，有一塊香蕉般大小的燙傷的疤痕。胡杏說：「看吧，看吧，有什麼好看的呢？這是開水燙傷的。可是，這裡面什麼英勇的事情都沒有，很平常嘛，這是大奶奶給燙的。說起大奶奶嘛，燙一下子、戳一下子、燒一下子，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囉，沒有什麼值得談的囉。」

  往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安慰胡杏，說她真是個苦人兒。又說，何家那些封建地主真是手段毒辣，慘無人道。何守禮聽著，看著這一切，沒有說話。她覺著，大家都爭著看胡杏的疤痕，詢問胡杏的受傷歷史，這樣一來，胡杏當然很有面子了。但是同時，她自己也在暗暗地思量，覺著胡杏雖然遍體鱗傷，然而並不是什麼抗日或者反對國民黨軍閥的戰績，這種疤痕並不證明它的主人有什麼驚人的本事。

  這個晚上，大家從三更天談到四更天，從四更天談到五更大，一直談到天亮，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睡覺，甚至，連瞌睡都沒有感覺到。

  第二天絕早，天才剛剛亮，大家覺著時間不能夠再耽擱了，就紛紛站了起來，走到客廳外面料理行李。大家用涼水擦了擦熬澀了的眼睛，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暗中互相祝賀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的到來，看樣子，都非常的興高采烈，最後，大家背起了背包，掛好了乾糧袋，又掛好了掛包跟雨帽，就準備出發。周炳先打開大門，走出外面，看看三家巷的動靜。這時候，連一個人影兒都還沒有，他走回來，向大家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可以出發。於是，這一批「全副武裝」的青年人就雄赳赳地走到官塘街外面來了。為了避免惹起別人的過分注意，組織上決定了，任何人都不來送行，只有周炳一個人給他們六個人做伴，一起出發。他們走出中山路，折向豐寧路，一直走進太平路，沿著朝西南的方向，向黃沙車站走去。不久以後，他們走到了黃沙車站，進了站台。時間還很早，別的一些旅客正趕快提著行李，上車去占座位，他們這批生龍活虎的青年人不在乎這些，只把背包卸在站台上，圍成一堆，遠遠地離開其他的人群，細細地交談著。張紀文先跟李為淑開玩笑道：「為淑，你要注意呀，你看周圍有沒有你爸爸派來的特務。如果讓他們看見你，他們準會把你綁票綁回家去。你爸爸乾的就是這個行當。」李為淑反駁道：「得了吧，你跟阿貞才要當心。你看看四周有沒有衛戍司令部的那些丘八，說不定你爸爸這時候正在派人，要把你們抓回去呢。」大家聽了，又嘻哈大笑一番。

  周炳最後用一種比較柔軟的，低沉的聲音對大家說道：「你們都是我的好兄弟，好姊妹，現在，你們都遠走高飛了，我還落在這塊土地上，粘住了兩腳，挪動不得。這真是多麼羨慕你們哪，多麼捨不得呵！不管怎麼說，提起離別，總是捨不得的，你們認為對麼？」要出發的這六個人裡面，有胡杏、楊承榮、何守禮這三個人是跟周炳平輩的；有張紀文、李為淑、張紀貞三個人算是周炳的晚輩。這時候，胡杏跟楊承榮都低著頭不說話，只有何守禮嘰嘰喳喳地說：「當然了，炳哥，這一著，我們是搶了先。革命的聖地嘛，誰也願意去的，我們能夠先去，當然是高興極了，你也應該高興嘛。我們能夠革命，你不是也贊成的麼？不說這些了。我希望你還是趕快攆上來吧，什麼時候你也去吧。」周炳低著頭說：「這卻為難。我去，我不去，不是我自己做主的呀。」接著，張紀文跟張紀貞兩兄妹走過來，對著周炳說：「表舅老師，表舅老師，咱們要走了，你再給咱們贈幾句話好不好？」周炳抓住他們兩個人的手，笑眯眯地說：「跟你們兩個人贈幾句話麼？也好，反正我當過你們的老師。我還是那兩句老話：第一要虛心，第二要學習，這都是講的自己對別人跟客觀事物的態度。你們記住這兩點，我看事情就好辦了，不會出漏子了。」李為淑也靦靦腆腆地走過來說：「炳叔，那麼我呢？你就不給我講一句麼？」周炳也同樣熱烈地握著她的手，說：「為淑，你很好，你很好。不過要我說，我也可以說一句：你應該更堅強一點，不要凡事都拉在後面。如果我勸別人別搶先的話，那麼，我倒要勸你稍為搶先一點兒。」李為淑天真無邪地，嘻嘻地笑了一陣子，表示誠懇地接受。楊承榮這個時候也走到周炳跟前，握著他的手說：「路，是咱們自己選擇的，咱們當然要堅定地走下去。只是我弟弟才十四歲，爸爸年紀也大了，你如果有機會留在廣州，你就照顧照顧他們吧。打起仗來，還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呢。」周炳對楊承榮的囑託也就慷慨地答應了。最後，大家快要上車了，站台上的旅客也慢慢地多起來了。只見這一趟車足足有四五十個像他們這一批人一樣的青年旅客，也是背著背包，掛著乾糧袋跟掛包，帶著雨帽，走到列車旁邊來。這些青年人跟他們擦肩而過，人家彼此互相望一望，看見對方都有同樣的打扮，不問而知，都是要上同一條路的人。於是，大家也不言語，只是相對著神秘地微笑一下，表示心照不宣。周炳看見快要上車了，就讓大家準備行李，把東西都拿在手上。他看見大家都在移動著，只有胡杏仍然站著，耷拉著腦袋不動。

  周炳走上前去，用手兜住胡杏的尖尖的下巴，把她的腦袋抬了起來，說：「妹妹，小杏子，這是大喜的日子嘛，個個都生龍活虎，興高采烈的嘛，你怎麼做出這副模樣來了？」胡杏一對小小的圓眼睛望著他，流露出無限的惆悵，那平素的黃金光澤也變啞了。她的兩隻小手自然而然地舉起來，握著她哥哥的兩隻大手，就那麼默默地，相對無言地站著，一句話也沒有說。胡杏準備要跟他講的話何止一千句，一萬句呢？可是她此時此地的的確確不知道該講哪一句才好，甚至她感覺到實在沒有話可講。她只是抓住他的手，眼睛慢慢地覺著模糊了，看不見周炳還是淌下了眼淚來。周炳看見她這副模樣，不知不覺地也陪著她淌下了眼淚。自始至終，兩個人依然一句話都沒有說。就這樣子，大家都是一番離情別緒，依依不捨地分了手。

  火車開動了。周炳跟著火車的速度慢慢地走著，向他們六個人招手。他們六個人也從窗子裡探出頭來，伸出手來，向周炳招手。火車開快了，周炳又加快了腳步。火車走得更快了，周炳拼命地追趕著，眼淚從臉蛋上流到脖子裡，從脖子裡流到胸膛上。畢竟火車走得快，周炳終於趕不上了。這就是說，他跟這六個青年朋友終於還是離開了。車子已經走遠了，只見一小塊黑東西在遠方慢慢地晃動著，周炳還一直站著、望著，不肯離開。又過了一會兒，連這一小點模糊的黑東西也看不見了，周炳仍然不肯離開，呆呆地望著那個地方的房屋、樹木跟天空出神，好像他的青年朋友們還在那裡向他招手似的。這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使人十分悶損。最後，他終於從車站走了出來，沿著珠江北岸，慢慢地從西向東走著。走了一段，又倒回頭，從東向西。再走一段，又倒回頭，重新從西到東。這天整個上午，周炳就在從西堤到長堤這一段珠江岸邊上逡巡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