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許，紅一軍團二師跑步返回增援，到達白馬山陣地，與幹部團協同作戰，連續反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鞏固了我軍陣地。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王稼祥、李富春等趕回土城鎮，由毛澤東提議、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這次緊急政治局會議。自然，毛澤東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角。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復出之後提議打的第一個戰役。他的美好願望——「不僅對紅軍的士氣是一個鼓舞，而且對阻我紅軍北上的川軍也是一個下馬威」完全地破滅了！他此時此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就像古今中外的大軍事家那樣，在戰局於我不利的條件下，仍能正確地提出我軍變被動為主動的辦法。這也就是毛澤東比其他人更為高明的地方。

  首先，毛澤東扼要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使每位與會者都明白：由於會戰之前對敵情偵察、判斷有誤，我軍主動發起的這次土城之戰，已經朝著有利於敵人的方面轉化。接著，他又果斷地指出：「原定由赤水北上過長江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了。為了打亂敵人的尾擊計劃，變被動為主動，不應與川敵戀戰，我軍應甩掉笨重的包袱，改為輕裝，迅速向川南轉移，伺機再實行北渡長江的計劃。」當務之急是：迅速結束土城戰役，出敵不意地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去。

  自從猴場會議以來，舉行重大戰役必須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已經形成制度化。自然，發起土城戰役也不例外——由毛澤東提出並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這就等於說：土城戰役的成敗由政治局負責。參加今晚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對土城戰役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因此，當毛澤東發完言之後，與會者都深表贊同毛提出的決策，會議很快就轉到如何實施這一決策上來。值得一提的是，會議之前，博古卻說了一句反映他真實思想的話：

  「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從博古這句話可知：他不僅不承認自己犯了軍事路線錯誤，而且對毛澤東仍然耿耿於懷。

  但是，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懂得「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道理，更何況當務之急是如何實施毛澤東提出的「迅速結束土城戰役，出敵不意地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去」這一決策。因此，會議未受影響，很快形成如下決定：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紅軍除以少數部隊狙擊敵人外，主力應分三路縱隊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紅一、紅九軍團和軍委縱隊第二、第三梯隊、幹部團上干隊為右縱隊，統歸林彪指揮，由猿猴場渡河，轉向古藺以南前進；軍委縱隊第一梯隊、幹部團及第五師為中央縱隊，由土城下游浮橋過河，取道角子頭、三角塘及頭場壩前進；紅五軍團、紅三軍團直屬隊及第四師為左縱隊，統歸彭德懷、楊尚昆指揮，由土城上游浮橋渡河，取道頭場壩向太平渡前進。為輕裝前進，中革軍委決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紅軍渡過赤水河後，右縱隊改向敘永、古藺間的兩河鎮方向前進，中央縱隊、左縱隊經古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邊界的扎西地區前進。

  接著，為落實渡赤水的決策進行了分工：「朱德、劉伯承連夜返回三、五軍團傳達這一決定，並留前線指揮撤出戰鬥；周恩來負責在二十九日拂曉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橋；軍委縱隊政委陳雲負責安置傷員，處理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軍委縱隊副司令員葉劍英負責安排軍委縱隊和三、五軍團的渡河順序，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負責政治動員與思想說服工作」。開完會，已是深夜。毛澤東又指示作戰科草擬渡赤水的行動部署。待到周恩來簽發這份行動部署的時候，已經是二十九日三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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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勝仗難，打敗仗後安全撤出戰場更難。下邊，僅就周恩來「負責在二十九日拂曉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橋」為例，扼要敘述一下一渡赤水河是何等的不容易！

  赤水河，「以長江支脈為源頭，從合江起沿川、黔、滇邊境蜿蜒南行。河水奔騰湍急，寬處三百多米，窄處約二百米，要在一夜之間架起能渡數萬人的浮橋，談何容易」！但是，周恩來深切知道背山迎敵的嚴峻現實，當即把各軍團的工兵幹部召集一起，下達了架橋的任務，安排了每項縣體工作，規定了完成架橋的時間。當他聽完架橋部隊的困難以後，「首先命令各工兵連在沿河收集船隻，向土城居民收購架橋的器材，他自己帶有經驗的工兵幹部和作戰參謀，親自勘定架橋點，最後選擇在渾溪口架設浮橋」。有關這夜周恩來領導架橋的情景，當事人做了詳盡的記述，為惜墨存史，現摘記如下：

  當夜，天空晴朗，星光閃亮。這是一個使人焦慮、極其緊張的夜晚，前沿陣地，槍聲不斷，炮聲隆隆；赤水奔騰，波濤滾滾；關係全軍安危的浮橋，十分艱難地架設著……徹夜未眠的周恩來同志三次帶我到架橋現場督導，又三次派我去檢查進展情況，向他匯報。必須按時限架好浮橋，才能爭得主動。時間就是勝利，分秒必爭，工兵部隊立下軍令狀，全力以赴。在當地群眾的熱情支持下，很快收集了十幾隻帆船，編排在河面上，沉錨停固，形成一條線，然後用竹竿連接，綁在船沿上，再鋪上木板，搭成板橋。剛到東方魚肚白的時刻，一座能供三並行通過的浮橋，終於出現在渾溪口赤水河上。當周副主席目睹這一情景時，喜悅的心情驅散了黎明前的睏倦！穩操主動的勝券呈現在眼前。

  與此同時，陳雲同志帶著衛生、供給部門的同志們，奮不顧身地把陣地上的傷員全部搶運下來，做了妥善的安置，把笨重的物資決然拋進滔滔的赤水河裡。葉劍英同志徹夜精心計算，安排各部隊渡河的時間與先後順序。李富春同志親自到各單位進行緊急動員教育。他們在二十九日凌晨四點多鐘，分別向毛澤東同志報告完成了任務。毛澤東聽後頻頻點頭，露出了喜悅的笑容。他堅定地說：

  「好！開始準備渡赤水河。」

  天將拂曉，周恩來與葉劍英站在赤水河南北兩岸，親自指揮紅軍搶渡赤水河。我紅軍指戰員以三人齊頭並進的隊形，踏著浮橋快步渡過赤水河，又大踏步地向西前進了！但是，太陽已經高高懸掛在東南方的天空了，負責指揮紅軍撤出戰鬥的朱總司令還未出現在浮橋的橋頭，這可急壞了毛澤東！他接連派出通訊員趕往邊打邊撤的戰場，但仍然沒有朱總司令的消息。不久，他從前線撤下來的同志口中，方才得到有關朱總司令的準確消息。

  朱總司令連夜趕回前沿陣地，向有關指揮員傳達了土城會議的精神。接著，他又趕到紅四團陣地，指揮部隊有條不紊地撤出戰場。他作為紅軍的總司令，且又是有著二十多年戎馬生活的老兵，深切知道統帥對於穩定軍心的特殊作用。因此，他不顧楊成武、王集成等團領導的哀求，堅決走在最後邊。他的沉著、鎮靜極大地鼓舞了負責殿後的指戰員，終於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毛澤東一直站在橋頭，翹首遠望，他終於看見了朱總司令大步走來。或許是過分激動的緣故，他竟然大聲喊道：「快拿酒來！」當他得知指揮渡赤水河的同志身邊都沒有酒時，又匆匆讓人倒了一大碗熱茶水，雙手擎舉在額前，衝著朱總司令說道：

  「我以為這次朱毛要分家了呢！結果，我們又相見了。我以茶代酒，請喝下這碗熱茶水！」

  朱德雙手接過這碗熱茶一飲而盡，順手又把茶碗交給警衛員，樂呵呵地大聲說：

  「老夥計，我不早就對你說過了嘛，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好！你的福大、命大、造化大，天不滅朱，天不滅我紅軍。」毛澤東邊說邊挽著朱德的臂膀，又大聲說，「來！朱毛不分家，我們一起渡赤水河！」

  太陽還沒轉到正南方，我軍委縱隊和三、五軍團在渾溪口，一、九軍團在元厚場，全部安然地渡過了赤水河。按照規定，我紅軍預先賠償了老百姓用以建造浮橋的船隻，因此，當即放火燒毀了趕建的浮橋。

  郭勛祺率部趕到赤水河邊，只有望著洶湧澎湃的赤水河興嘆！他唯恐匆匆渡河受到紅軍的攻擊，遂下令停止渡赤水。多年之後，郭勛祺曾懷著不安的心情對老朋友——時任二野司令員的劉伯承說道：

  「過去戰場上的對抗，我很慚愧。」

  「你呀！」劉伯承把手一揮，笑著說，「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後來郭勛祺在劉伯承、陳毅等的幫助下，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特殊的功勳；建國後，曾任四川省交通廳廳長等職。此乃後話。

  但眼前土城這一仗，郭勛祺勝了，他深得蔣介石的好評，被晉升為模範師師長。

  坐鎮南京的蔣介石，從眾多的所謂捷報中發現了一份令他吃驚的報告，那是一個名叫田豐的紅軍團政委被捕叛變後寫的交代材料，從中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的情況：「共軍內部在遵義有井岡山派與蘇俄派鬥爭非常厲害，井岡山派只談主動硬幹，堅決反擊國民黨軍，蘇俄派則空談理論避重就輕，鬥爭結果毛澤東的井岡山派勝利，但內部分裂，軍心不穩」等。對此，尤其對「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行動，引起他（蔣介石）很大的注意。他一方面認為紅軍內部意見有分歧，幻想紅軍會不統一，會各據一方；一方面覺得更應加緊圍攻，不可輕敵。為適應中央紅軍渡赤水河西去的軍情，隨即調整戰略部署：以何鍵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劉建緒為前敵總指揮，負責對付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以龍云為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岳為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兼貴陽『綏靖』主任，負責對付中央紅軍；以朱紹良為第三路軍總司令，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負責對付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及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蔣介石在分析了中央紅軍在川、黔、滇的幾種活動可能，遂又對第二路軍作戰序列重新劃分，並於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西去的第四天——二月二日，下達了《委任龍云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電》。

  茲令龍云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薛岳為剿匪軍第二路前敵總指揮，吳奇偉為第一路縱隊司令官，周渾元為第二路縱隊司令官，由龍總司令選定一員（孫渡）為第三路縱隊司令官，並以王家烈為第四路縱隊司令官。……

  土城之戰後，劉湘深知蔣介石重賞川軍、電責黔軍的用意有二：其一是離間川、黔兩省實力派的同時，蔣暗示劉湘必須聽我蔣某人的，否則王家烈就是你的前車之鑑；其二是要川軍，尤其是進軍川南、黔北的郭勛祺等部隊要全力「進剿」紅軍，在與紅軍的作戰中達到削弱川軍實力的目的。對此，劉湘絕不中蔣介石這一石二鳥之計，他指示潘文華、郭勛祺等部屬：傾全力扼守長江，拒紅軍渡江北上。對此，郭勛祺等也心領神會，他率部於一月三十日「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於是藉口休整部隊，停止前進」。後奉命渡過赤水河，「繼續尾隨紅軍，相距一天行程，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入黔，再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中央紅軍渡過赤水河後，由統歸林彪指揮的右縱隊改向敘永、古藺間的兩河鎮方向前進，中央縱隊、左縱隊經古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邊界的扎西地區前進。二月二日，「右縱隊紅二師進攻敘永城不克，即撤出戰鬥，繼續西進，於四日同中央縱隊、左縱隊會合」。二月五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隨中央縱隊來到川、滇、黔三省交界——赤水河與渭河交匯處的一個渡口，當地人叫「岔河」，舊地圖上標明為「雞鳴三省」。對此，周恩來曾做了這樣的註腳：在「四川、貴州、雲南交界的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這個地方，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張聞天自從撤出遵義之後，他除去參與有關戰爭決策的政治局會議之外，還要利用行軍休息的間隙，起草關於遵義會議的決議——即《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因此，他此時要比其他負責同志更為辛苦。另外，他在行軍途中常與博古為伴，發現這位黨的領導人情緒低落，除去偶爾談談往事或對遵義會議的不同認識外，別無話說。再者，博古於軍事一道是外行，在失去李德這根拐棍之後，對瞬息萬變的戰爭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在張聞天看來，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這豈不是他自動地放棄了黨的領導。但是他再一想博古自遵義會議之後的地位——尤其是黨中央決定取消最高「三人團」——等於剝奪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決定權，他很難再領導全黨了！張聞天幾經思索之後，遂決定找毛澤東單獨談一談改換黨的領導問題。

  毛澤東當然清楚在遵義會議之後，博古再繼續充任黨中央的領導是有困難的。但是，遵義會議對此並未做出有關決定，他這時的身份唯有服從黨的決定。另外，他也清楚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黨中央的工作重心是指揮戰爭，而這項中心工作的領導權主要操在他和周恩來的手中，博古及其極少數同情者是無法干預的。換言之，就是不更換博古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也不影響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難過的只是博古，他在實質上失去領導權後產生了失落感。

  時下，張聞天「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對此，毛澤東作為戰略大家，當然清楚張聞天找他談這件事的本意。

  由於歷史等方面的原因，毛澤東也清楚自己目前是不能接任博古的領導工作的。時下，誰是最佳人選呢？在毛澤東看來是張聞天。一、他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是第二把手；二、他在共產國際也是通得過的；三、他積極批評博古等人的軍事路線的同時，真誠支持毛澤東出山指揮紅軍。因此，他就明確地認為：「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讓洛甫做一做看」。

  毛澤東心裡雖然已經有了定盤，但他仍然沒有當即明確表態要張聞天代替博古，而是說和周恩來商量一下再說。

  當周恩來聽說張聞天提出要變換領導之後，他的第一感覺是：「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因此，他認為張聞天變換領導的提議是正確的。其次，他本能地認為接替博古的人選「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因此，他當即說了這句話：

  「當然是毛主席。」

  但是，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

  「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筆者推想，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的用心。多年之後，他回憶起這件事情，還帶有感情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對於毛澤東的這一做法，張聞天當時是沒能夠理解的。待到延安整風時期，他才真正認識了本質，並講了這樣一段話：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了解自己的嚴重錯誤。」

  對於讓洛甫接替博古的領導工作，毛澤東說服了哪些人，包括不包括周恩來？因當事者沒人談起，又無史料記載，筆者只能做以上記述。

  是日——二月五日，中央常委在「雞鳴三省」渡口的水田寨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關於這次中央領導的改組，周恩來曾做過如下的述評：

  撤銷博古的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那個時候名稱也不是那麼固定的，不那麼嚴格的，這個「總」字好像沒有加上，反正他是書記就是了，因為其他的人做常委嘛。那個時候沒有書記處，毛主席總是採用這樣的辦法來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覺悟起來。所以，組織路線並沒有完全解決。

  博古對於由洛甫取代自己的位置是想不通的。但是，他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領導，既然中央常委作出了決定，他就應無條件服從。再說，那時的中央權力並沒有像後來那樣集中，那樣的大。在歷經遵義會議後的博古看來，中央的權力實際上就是他負責的那幾副裝有中央檔案、印信公文等的挑子。所謂向張聞天交出「負總的責任」的權力，也就是移交這幾副挑子。在他看來，似乎並無多少值得留戀的。

  但是，這時的凱豐還是堅決反對改組中央主要領導的。當他聽說中央常委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的消息之後，立即趕到博古的住處，問清了情況之後，指著那幾副挑子，很有情緒地說道：

  「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博古微微地搖了搖頭，低沉地說道：

  「大局已定，不好再講什麼，中央的挑子還是要交出去的。」

  中央在「雞鳴三省」稍事休息之後，鑑於「各路敵軍逼近川南的情況下，中央紅軍原定在瀘州、宜賓間北渡長江的計劃難以實現，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按照中央的這一決定，中央紅軍迅速脫離川敵，於二月九日先後到達扎西地區集中。「為適應目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軍委特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的戰鬥單位」。據此，中央紅軍各軍團於二月十日進行精簡和整編：「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十六個團，紅一軍團縮編為二個師六個團，紅三軍團縮編為四個團，紅五、紅九軍團各編為三個團。」由於這次精簡和整編進一步充實了連隊，使紅軍的戰鬥力和機動性大為加強，為而後戰鬥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領導同志於二月八日隨中革軍委縱隊進駐紮西鎮，並在這裡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檢討土城戰鬥時，毛澤東發表了具有說服力的講話，摘要如下：

  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們沒有殲滅川敵，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主要的教訓有三點：第一，敵情沒有摸准，原來以為是三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越打越多；第二，輕敵，對四川劉湘部隊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第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教訓，今後力戒之！……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河，擺脫了尾追之敵，改變了被動局面，紅軍果斷地改為輕裝，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戰、游擊戰了。從這一點來說，又為勝利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新上任的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常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接著，張聞天在扎西軍委縱隊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該決議，提出當前的任務是：「現在我們要來打勝仗，消滅川滇黔軍閥！」

  為了加強川南的革命鬥爭，中央決定派紅軍五師政委徐策、幹部團上干隊政委余鴻澤等人組成川南特委，並從中央紅軍中抽調幾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地區積極開展游擊活動，策應紅軍作戰。在紅軍主力渡過長江北上之後，仍留原地，開展鬥爭。

  但是，蔣介石通過不同的渠道，發現了中央紅軍在扎西集結。他判斷紅軍仍將北渡長江。因此，他「急調滇軍孫渡縱隊由鎮雄、畢節向扎西南之大灣子推進；川軍潘文華部以一部兵力固守敘永、興文、長寧等地和長江、橫江沿岸，防止紅軍北進，主力則由高縣、珙縣、長寧及其以南地區向扎西推進；周渾元縱隊主力正從黔西、大定地區向古藺、敘永追擊」。蔣的企圖是把中央紅軍聚殲於長江以南扎西地區。

  面對國民黨軍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黔邊境，但尚未到達並形成對紅軍包圍的時候，我試圖從扎西揮戈北進，出其不意地北渡長江又變為不可能。怎麼辦？遂又向中央紅軍提出了新的進軍難題。

  敵變我也變，這是古今中外軍事家所遵循的一條用兵原則。但在實戰中，能把這一條用兵原則運用自如的軍事家卻是很少的。正當大家議論中央紅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的時候，毛澤東審時度勢，走出了一招不僅出我多數紅軍指戰員所料，而且也令敵人大感驚奇的絕棋：揮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

  毛澤東的理由是：一、敵人的主力被我調至川、滇、黔邊交界處，赤水河以東黔北已經變成敵人最為薄弱的地區；二、利用敵人的錯覺——視我紅軍北渡長江，突然揮師東指，從不利的戰局中尋求有利的因素，變被動為主動，換言之，我們即可從消極避戰變為主動調動敵人；三、在主動調動敵人的過程中，「尋找有利的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紅軍運動戰的特長，主動地消滅敵人」。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廣大的紅軍指戰員又從不利的態勢中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二月十一日，中央紅軍從扎西突然掉頭東進，遂又開始了二渡赤水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