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毛澤東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之後真是忙極了！就在當天——元月九日的下午，毛澤東尚未落腳，就牽著戰馬與朱德等趕往遵義舊府衙前，參加群眾歡迎紅軍進駐遵義的大會。

  在舊府衙前搭起了一個類似農村唱大戲用的土台子，台上紅旗招展，鑼鼓齊鳴；台下人頭攢動，鞭炮震天。當毛澤東與朱德登上歡迎台之後，台下又爆發出了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首先，由朱德總司令致詞，他講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宗旨、性質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說明紅軍願與全國各界人民、各個部隊一起抗日。接著，毛澤東發表講話，真誠地感謝遵義各族人民對紅軍如此熱烈的歡迎，進而闡述紅軍轉戰來到此地，是為了解除貴州各族人民的痛苦，是為了解放全國被奴役的人民。自然，他講話的主體內容是：即將在遵義一帶建立的紅色政權由全民選舉，不收苛捐雜稅，主張抗日救國。最後，他大聲疾呼「干人」團結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毛澤東歷來主張欲要奪取政權，必先製造輿論。為了儘快地把遵義一帶的各族人民發動起來，他親自審定，並以他與朱德總司令的名義聯合簽署了長篇傳單：《出路在哪裡？出路在哪裡？？出路在哪裡？？？》在這篇戰鬥的檄文中，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對共產黨的主張闡述得明白易懂。最後，明確地指出人民的出路是：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與紅軍，就是你們的出路，你們不但不要反對蘇維埃與紅軍，而且還要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在一切方面幫助我們蘇維埃與紅軍取得勝利。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的出路就在這裡。我們貧苦工農大眾要合心，要團結，拿我們的菜刀、鋤頭、大刀、木棍、鳥槍、快槍，以及一切武器暴動起來，發展游擊戰爭，去殺盡國民黨、軍閥官僚，號召白軍士兵殺死他們的長官，譁變到民眾方面來，一同來革命，實現共產黨的主張，創造工農自己的紅軍，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堅決的為了你們自己的出路而鬥爭！不要懼怕賣國賊劊子手國民黨軍閥，不要懼怕豪紳地主資本家，他們那裡只有少數人，我們這裡有著千百萬的工農群眾。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幫助，我們一定會勝利，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

  為了更加廣泛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讓遵義的各族人民進一步了解中國工農紅軍，遂於元月十二日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了萬人群眾大會。毛澤東發表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再次更加具體地闡述了蘇維埃紅軍的主張，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與欺騙，深入淺出地指出工人農民求解放的真正出路。使廣大的聽眾認識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的道理。講話結束之後，選舉成立了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其中，大教育家徐特立當選為遵義縣革命委員會中的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徐老早年在赴法勤工儉學時就從王若飛處獲知：我國著名的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在遵義開辦了通俗圖書館。這次來到遵義，他當即前去拜訪。他在那裡發現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鄭樵的《通志》、宋元之際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時，他想起他的得意高足毛澤東曾和他談起過《三通》，並告知正設法尋覓而未得。因此，徐老如獲至寶，遂將這極有價值的《三通》送往毛澤東的下榻處。

  

  毛澤東對歷史，尤其是中國通史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嗜好。如果說歷史學家研究歷史偏重於對歷史的認識，或用所謂與時俱進的觀點解釋歷史的話，而毛澤東讀史的興趣往往是為了鑑古而知今，或從歷代王朝的興衰中，找出他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因此，他不顧連日征戰、工作的疲勞，又在那盞昏黃的馬燈下愛不釋手地翻閱起這厚厚的三大部線裝書——《三通》。

  毛澤東愛書的同時，也非常尊重有學問的著書人。當他聽說遵義有一位《續編遵義府志》的通碩大儒趙乃康先生，被初進遵義城的紅軍誤認為土豪劣紳關了起來，他當即指示釋放，禮送回家，並請他的恩師徐特立登門致歉。這位趙老先生也久聞大教育家徐特立的大名，因此非常感動，並與徐老長談。徐老向這位趙老先生建議：「你們遵義的書多，很珍貴，望趙先生收集起來，妥為保存。」趙老先生甚為感動，從中看到了紅軍不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惡魔，而是一支愛護知識、尊重傳統文化的軍隊。這件事情，在遵義的上層名流之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既然意在遵義一帶建立臨時性的根據地，那就必須爭得更多的各界人士的擁護。就在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關在屋中作文章的時候，毛澤東決定隻身巡訪遵義各界人士，聽聽他們對紅軍、對新建的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意見。當他走進一位在當地頗負盛名的書法家的大門之後，只見幾位少不更事的紅軍戰士在燒書取暖，他的恩師徐特立一邊生氣地扑打火苗，搶救被燒的書籍，一邊在不住聲地說道：

  「不准燒書！不准燒書……」

  幾個凍得瑟瑟發抖的年輕戰士愕然不知所措，呆呆地望著徐老在搶救正在燃燒的書籍。有頃，徐老終於把火撲滅了，他無比心疼地責問：

  「你們為什麼要燒書？」

  「天冷，取暖。」一個紅軍戰士有些害怕地答說。

  徐特立一聽更是氣上加氣，大聲斥責道：

  「凍死也不准燒書！懂嗎？」

  「不懂，」另一個紅軍戰士把嘴一撅，不服氣地說道，「留著這些老古董有什麼用？」

  「用處可大著呢！」到這時，徐老的火氣開始消了，他想到了戰士燒書，完全出於無知，故依然蹙著眉頭解釋，「我們紅軍鬧革命就是從書上學來的。知道嗎？」

  「不知道，」那個年紀最小的紅軍戰士一聽似乎得了理，望著徐特立問道，「那為什麼地主老財也看書呢？」

  徐特立聽後嘆了口氣，感到這些戰士無知到這樣可愛的地步，遂用最簡單的語言說道：

  「那是因為他們要學習壓迫窮人的辦法！」

  戰士們聽後都怔住了，接著又相繼議論，最後，他們中的一個戰士說道：「奇了！真是奇了……書能教給紅軍鬧革命的道理，也能教給地主老財壓迫窮人的辦法。這真是奇了！」

  「一點也不奇！」毛澤東邊說邊大步走到跟前，衝著徐特立點了點頭，近似玩笑地說，「徐老，你看我們的戰士竟然想學西楚霸王，不過目的是可笑的，想取暖！」

  徐特立聽了毛澤東的話後真是感慨萬千，當他從自己西渡學習馬克思主義聯想到戰士燒書之後，又禁不住地發了一句議論：

  「就憑燒書這一點，從紅軍戰士到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還有十萬八千里喲！」

  說來也湊巧，毛澤東驀然抬頭，看見了中堂上懸掛著一幅孔子的畫像，遂由徐特立對現實的感慨引向了對歷史縱深的思索，接著，他又由此聯想到了古今中外宗教中的教主與教徒，禁不住地搖了搖頭說道：

  「所以說，你這位教育部長，包括我們每一個有理論水平的共產黨人，其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喲！」

  在場的幾個小戰士一聽滅火救書的是紅軍的教育部長，都驚得吐了吐舌頭。毛澤東看著這幾個可愛的小戰士，遂又啟發道：

  「小同志，我國古代有一位大文學家叫司馬遷，他寫了一部很厚很厚的書，其中有一章叫『蕭相國世家』，這位蕭相國也就是蕭何月下追韓信的那位蕭何。書中寫道：沛公——也就是劉邦，他在打下咸陽之後，手下的將士們皆爭著搶秦朝的金銀財物，唯這位蕭何收集秦朝的圖書，尤其是一些治國的御史律令。結果，收藏圖書的蕭何幫著劉邦取得了天下，而力主燒書的西楚霸王卻落得了一個烏江自刎的下場，你們說該學誰呢？」

  「學蕭何！學蕭何……」幾個戰士爭著答說。

  「你們說說看，我們的教育部長——徐老算不算紅軍中保護圖書的蕭何啊？」

  「算！算……」

  徐特立看著自己的學生——毛澤東是這樣耐心地、深入淺出地教育戰士，感慨地說道：

  「主席，你比我更懂得教育。」

  幾個戰士一聽這位首長就是毛澤東主席，更是驚得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其中那個年齡最小的戰士驚愕地問道：

  「你真的就是毛主席？」

  「這不會錯的，我就是毛澤東。你們知道嗎？」毛澤東指著徐特立，十分尊敬地說，「徐老是我的老師！」

  這幾位戰士一聽，驚得再次吐了吐舌頭。

  這件偶然的事情，的確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使他認識到參加革命的紅軍指戰員，要領導他們推翻舊社會，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他們本身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甚至連起碼的文化常識都沒有！當他再想到黨內那些自稱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他們充其量是一些鸚鵡學舌，並欺騙與嚇唬上述這些紅軍指戰員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比推翻一個舊中國還要重了許多！或許是他由此，或更早地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國老百姓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改造中國，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必先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中國的老百姓，使之成為自覺的而不是盲目的共產主義戰士！

  明天——元月十五日就要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是日晚，毛澤東與王稼祥又齊聚張聞天的下榻處，共同研究討論了張聞天代表他們三人做的「反報告」的提綱，然後他才扶著帶傷的王稼祥走上二樓，回到各自的房間準備休息。出他所料的是，他一進屋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了。他看著坐在床上縫補衣服的賀子珍，一邊抽著鼻子，一邊笑著說道：

  「好香，好香！噢……是一種誘人胃口的清香。」

  賀子珍放下手中的活計，二話沒說，打開鍋蓋，端出一大盤熱氣騰騰的紅燒魚，小心地放在桌上：

  「吃吧！這是我用自己積攢的一點錢，到街上買了這條又肥又大的活魚……」

  「一定是我最愛吃的放有辣子的紅燒魚，對吧！」毛澤東邊說邊走到桌前，邊欣賞地看著，邊自嘲地說道，「果真不錯，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哈哈……」

  賀子珍聽後感到是那樣的滿足，似乎她忙了一個晚上，能換得一句「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就全都夠了！她微笑著點了點頭後又「不！」毛澤東突然抬起頭，鄭重地說道，「今天這魚我不吃了。」

  「為什麼？」

  「省給你還有我們就要出生的兒子吃！」

  賀子珍聽後深受感動。但是，當她一聽毛澤東的話音，心裡就又咯噔一下，忙又問道：

  「要是個女兒呢？」

  「那我也喜歡！」毛澤東自然明白賀子珍這句問話的意思，遂又嚴肅地補充道，「因為世上唯有女人最偉大，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丈夫和孩子！」

  「我也贊成老毛的理論！」恰在這時，張聞天邊說邊走進屋來，「是嫂夫人的魚香把我……」他回身指著王稼祥，「還有稼祥同志，吸引來了！世上最偉大的女性——嫂夫人……」

  「請吃魚！」賀子珍忙指著桌上的紅燒魚說道。

  「這就叫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王稼祥說罷又近似玩笑地說，「要麼嘛，嫂夫人知道我們三個人……」

  「不對，」毛澤東打斷王稼祥的話，「依我看啊，這叫吉慶有魚（余）！」

  「對，對！吉慶有魚（余）。」

  毛澤東的房間裡迴蕩著愜意的笑聲。

  遵義會議於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在柏輝章私人公館二樓東廂房召開。這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屋內是普通的灰泥牆，地上鋪的是紅色地板。房中間擺著一張板栗色的柏青木長桌，桌四周有十八隻木邊藤心靠背椅，屋頂正中央吊著一盞煤油燈，在左邊的牆壁上還有一架掛鍾。由於天氣冷的緣故，會議的組織者還特意生了一盆炭火，供參加會議的同志取暖。實事求是地說，在長征途中所舉行的會議的會場中，這是一間最好的會議室了！

  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計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

  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

  中央秘書長：鄧小平。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

  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

  翻譯：伍修權。

  據陳雲同志留下的文獻史料稱：「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自然，在會議結束時還有一個組織調整的問題。很清楚，遵義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時任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遵義會議自應在他的主持下進行。按照大會的議程，首先由博古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做了一些檢討，但是他堅持黨中央在政治、軍事等方面執行的是一條正確路線。「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

  接著，周恩來做《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做了自我批評，又批評博古和李德。」對此，李德曾把博古與周恩來的報告做了如下的比較：「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線。」

  周恩來做完副報告之後，張聞天當即站起來，做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據與會者楊尚昆的回憶：「他做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為主導的。」簡言之，張聞天的反報告從理論上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以及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

  緊接著，毛澤東做了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他全面地總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失敗的教訓，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戰略方針及其表現，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等等。與此同時，他點名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客觀的困難——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強大，嚴正指出是軍事上執行了一條「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與紅軍在轉移中的重大犧牲；他還尖銳地批判李德不懂中國革命的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只知紙上談兵，甚至連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都不考慮。更為嚴重的是，在軍事指揮上獨斷專行，既不審時又不度勢，完全靠著並不準確的軍事地圖關在屋中瞎指揮，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遺憾的是，這篇精彩的發言因歷史的原因沒有留下來，幸喜的是毛澤東把它寫成了一篇軍事專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此，陳雲曾講道：遵義會議上，「只有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的發言改變了會場的氣氛，使得與會者大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之感。一俟毛澤東落座，王稼祥就帶病搶先發言。他不僅明確表態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與毛澤東的發言，而且第一個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誠如前文所述，朱德是最了解毛澤東的。當王稼祥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之後，他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以及最高「三人團」的領導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迷信外國人，結果丟掉了中央根據地，犧牲了五萬多名紅軍指戰員。最後，他無比憤慨地說了這句話：

  「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了！」

  朱德總司令發言一結束，政治局委員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總參謀長劉伯承、代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以及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等相繼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嚴厲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軍事理論上的錯誤，擁護毛澤東領導和指揮紅軍。

  就在遵義會議出現一邊倒的情勢下，毛澤東一向器重並有意培養的林彪卻沉默不語。是因為他曾支持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寫過《論短促突擊》等錯誤的文章而內疚？還是他仍頑固地站在李德一邊不贊成毛澤東等人的發言？據後來林彪的表現，恐怕這二者兼而有之。

  周恩來是一位很會把握機緣的政治家。儘管他在會前想到了遵義會議的結果：請毛澤東同志出山指揮紅軍，但是他也沒有想到絕大多數的與會者的情緒會是這樣的激憤。因此，他越發感到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另外，他深知自己不僅是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最高「三人團」成員，而且他還清楚在遵義會議上，唯有自己才是把這種激憤情緒轉化為組織決定的合適人選。換言之，是到了他表態的時候了。因此，他再次發言，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贊成其他同志的發言。這是因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最後，他鄭重地說道：

  「鑑於我自己參與軍事指揮所犯的嚴重錯誤，我贊成改組中央軍事領導班子，由毛澤東同志領導和指揮紅軍。」

  周恩來的發言得到了絕大多數同志的認同，但也遭到了李德、博古等少數人的反對。多年之後，李德還耿耿於懷地寫下了這句話：「果然不出所料，周恩來公開地倒向毛澤東。」與此同時，博古拒不承認自己在軍事上犯了路線錯誤，凱豐等極少數人還在會上公然為「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進行辯護。對此，毛澤東再也忍無可忍了，他針對過分強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我力量懸殊的論點，頗為激動地說道：

  「博古等同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是敵人太強大了，蔣介石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是五十萬，和中央紅軍的力量對比是十比一。我方才已經說明，這不是決定的因素！因為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敵兵是十萬，我紅軍不足四萬，是二點五比一，我勝利了；第二次反『圍剿』時，敵兵二十萬，我紅軍仍然不足四萬，是六比一，我紅軍又取得了勝利；第三次反『圍剿』時，敵兵三十萬，我只有三萬多名紅軍，敵我雙方的對比是十比一，但我勝利了；就說是第四次反『圍剿』吧，敵兵三十多萬，我只有四萬多名紅軍，是八比一，我們還是取得了勝利。而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敵我雙方的兵力對比也是十比一，但東有十九路軍在福建與蔣介石作戰，南有陳濟棠和蔣介石矛盾重重，而這些條件又都是前四次反『圍剿』所沒有的，可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了！這就充分地說明了博古等同志的立論是站不住腳的。這也證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是背離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機械地套用洋教條的必然結果。這也就是反馬列主義『左』傾軍事路線所帶來的最主要的危害！」

  凱豐是王明、博古教條宗派中的秀才，也是教條式的理論家。誠如前文所述，他不僅從根本上就反對毛澤東，而且也是自黎平會議以來頑固支持博古錯誤路線的少數人。因此，當他聽到連周恩來都公開請毛澤東出山之時，他的心中就憋了一肚子火；當他再聽到毛澤東據理駁斥博古的時候，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大講了一通所謂「富農路線」、「游擊大王」根本不懂軍事指揮之後，又說了如下這段攻擊毛澤東的話：

  「我看你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嘛，無非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

  毛澤東聽後淡然一笑，感到凱豐的發言像是失敗前的哀鳴。多年之後，毛澤東還多次講到他和凱豐的這次爭論：

  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對於遵義會議參加者的態度，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文獻中寫道：「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澤東）王（稼祥）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李德）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從而宣告這條「左」傾軍事路線徹底破產。同時，擴大會議最後還做出了如下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自元月十五日開始，十七日結束，一共開了三天。元月十八日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決定與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時，兩位四川人——總參謀長劉伯承與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因為四川條件比貴州要好得多。從我（聶榮臻）到貴州看到的情況，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我們原來在貴州又毫無工作基礎，要想在這裡建立根據地實在是太困難了。而到四川，一來有四方面軍的川陝根據地可以接應我們；二來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只要我們能站住腳，就可以大有作為；三來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調兵不容易。」會議接受了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建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恰在這時，中央又獲悉在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調集四十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三萬五千多人圍殲於烏江西北地區」。在這種情況下，中革軍委決定：「部隊從一月十九日開始逐次向西北轉移，在川黔交界處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二十日，中革軍委下達《渡江作戰計劃》，決定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創立新的根據地。」對此，很多人都發出這樣的自問：

  「毛澤東能戰勝蔣介石新的圍追堵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