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元旦試渡烏江失敗之後，同志們一面惦念沒有消息的毛振華連長等五位同志，一面繼續群策群力地想偷渡或強渡烏江的辦法。

  翌日——元月二日拂曉，負責中路強渡烏江的總參謀長劉伯承請來了副總參謀長張雲逸，交由他負責實施偷渡或強渡烏江的任務，並調來軍委工兵營，擔負架橋任務。張雲逸當即趕到紅四團，召集團首長開會。他簡單地做過動員之後，又異常嚴肅地指出：「追蹤我們的薛岳縱隊離這裡已不遠了，軍委催促我們四團迅速完成渡江任務，要求是越快越好。」最後，他操著沉毅的語氣說道：

  「同志們！如果我們不能渡過烏江去，勢必造成背水一戰的危局，那情況將是非常危急的！」

  是日上午九時許，紅四團召開緊急會議，經研究決定：儘管試渡失利也絕不氣餒，立即綁紮六十個竹筏，仍以三個竹筏為先導，再次組織強渡。

  

  為了確保這次強渡成功，我紅四團向對岸的守敵發起了猛烈的攻擊，打得敵人亂了陣腳。不久，我三隻竹筏載著十幾名突擊戰士，冒著雪後的嚴寒，凜冽的寒風，一個個穿著短褲，打著赤膊，帶著武器，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奮力向烏江北岸划去！

  敵人很快發現了被他們稱為「水馬」的我三隻強渡烏江的竹筏，他們藉助有利的地勢，拼命地射擊。頃刻之間，我三隻竹筏處在敵人的炮火之中。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敵人陣地的石崖下邊。突然響起了激烈的槍聲。接著，又是一陣手榴彈的爆炸聲。奇怪的是，這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不是射向我強渡烏江的三隻竹筏，而是朝著敵人的陣地猛打狠放。敵人聞聲驚呼「天兵天將到了」！遂倉皇失措，亂了方寸。我三隻竹筏趁此混亂之機，迅速劃到了北岸，一舉奪下了敵人扼守的江北陣地。

  但是，藏於敵人陣地石崖下邊的「天兵天將」是誰呢？他們就是毛振華等五位勇士。對此，鄧小平任主編的《紅星》報曾載文報導。為惜墨存史，現摘記如下：

  第一次強渡過河的領導者是「勇」團（紅一軍團二師四團的代號）三連連長毛振華同志，他率領三個筏子不顧一切犧牲，在敵人火力射擊下奔殺而過。行至中流，因敵火的威脅，同行的兩個筏子當被水沖走，唯有毛振華同志孤軍奮鬥。勝利的到達彼岸……此行計五人：毛振華、劉昌華、鍾家道、溫贊元、丁勝心，一登河的彼岸時，因眾寡懸殊，不能遂行驅逐敵人的任務，困守於石崖下，忍飢挨凍，直至第二天「勇」團第二次強渡嘗試，二連連長楊尚坤同志帶一機槍班奔殺過河時，才發覺他們還在那裡。這時毛振華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氣爬上山，拿起輕機槍一陣猛射，當即占領敵人主要陣地。……

  接著，一營的第二梯隊撐著幾十隻竹筏，猶如幾十支射向烏江北岸的箭，很快就到達對岸，並迅速占領了敵人的守江陣地。也就在這時，敵人方如夢初醒，調來了預備隊，以強大的炮火向我一營發起反攻，不僅重新奪回失守的陣地，而且還把渡過烏江的一營壓迫到江邊。形勢非常危險！

  實施渡江的二師師長陳光當即調來我軍炮兵鼻祖趙成章連長和王東保指導員，命令他們用僅有的五發炮彈打垮敵人。趙成章原是白軍中的炮兵副連長，於一九三一年參加紅軍。說來也有些好笑，他這個吃糧人信佛，不忍開「殺戒」，他在發射第二發炮彈之前，單腿跪在地上，對著蒼天喃喃自語：「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擊，冤鬼不用找我！」接著，他大開「殺戒」，三發炮彈在敵群中開花，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我紅四團乘機分批渡過江去，把守江的敵人打得狼狽逃竄。

  烏江天險就這樣被英雄的紅四團突破了！但是，數以萬計的紅軍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全部渡過烏江，單靠竹筏是不行的。為此，總參謀長劉伯承調來了軍委工兵營、方面軍工兵連和幹部團工兵連，要他們在烏江天險架起一座浮橋。為了使同志們認識這次架橋的重要意義，他請來了周恩來做政治動員。

  周恩來首先向參加架橋的各級負責同志介紹敵情，明確指出「我軍只有突破烏江天險，才能粉碎敵人的圍攻，取得行動的主動權」；最後，他無比堅毅地說道：

  「同志們！敵人企圖利用烏江天險，對我紅軍進行合圍。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烏江架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你們這個連有於都、湘江架橋的經驗，也有敢打敢拼的光榮傳統，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任務！」

  接著，劉伯承親自向參加架橋的各部隊交代任務：「軍委工兵營在佯攻方面架橋，大擺架勢，吸引敵人注意力，保證紅四團在主攻方面強渡；方面軍工兵連的主要任務是砍竹子，扎竹筏；幹部團工兵連負責架橋。軍委工兵營和方面軍工兵連完成各自的任務後，都來協助幹部團工兵連架橋。」最後，他走到烏江岸邊，指著奔騰咆哮的江水，再次強調道：

  「前面就是烏江，我們必須在這裡搭起浮橋，我們整個部隊要在這裡通過，向遵義進軍……現在他們（指敵人）控制著江面，任務十分艱巨，必須馬上分頭行動，爭取明天下午把橋架好，晚上開始通過部隊，只能提前，不能推後，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

  架橋是在敵人瘋狂的炮火射擊下開始，同時又是在已經渡過烏江的紅四團的火力掩護下進行的。為了使浮橋的結構既能經得住敵人的炮火打擊，又能經得起烏江激流的衝擊，他們共同想出了如下的辦法：「用三層疊起的竹排做橋腳，每對橋腳中間鋪上兩根枕木。枕木上用三四根橋桁連接起來。橋桁上再鋪門板，門板上又系以橫木，組成一節一節門橋。整個浮橋由一百多副門橋組成。這種門橋只要不是每節都被打斷並灌進水，是不會下沉的。」但是，設計與實踐是有一定距離的。一經實施，方知「這種門橋在深水中不好固定」。換言之，「不解決把一百多副門橋固定在浮橋線路上的問題，架橋就無法進行」。經過幾度獻策與數度試驗，最後採用「用竹片編成大簍子，內裝大小石塊，重達一二千斤，中間交叉三根兩頭削尖的長木棍，作為錨爪，石錨的頂端系一根粗錨鋼。第一個石錨製成後用竹排運到下水點滾入水中，門橋被拖住了，難題解決了。浮橋不斷地向著北岸延伸」。就這樣，這座集中了紅軍官兵智慧的浮橋，把洶湧澎湃的烏江化作了通途，紅軍以四路縱隊的隊形，踏著橋身浩浩蕩蕩地向北岸前進。劉伯承望著這戰爭史上的奇蹟，激動地說：

  「工兵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犧牲，在沒有器材的情況下完成了艱巨的任務，保證了部隊順利渡江，你們為部隊渡江立了功！」

  紅二師主力渡過烏江之後，毛澤東、張聞天等隨軍委縱隊到達了浮橋的橋頭。在聽取了劉伯承關於建造這座浮橋的匯報後，毛澤東當即熱烈地稱讚道：

  「真了不起，我們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這樣的橋，世界上都沒有！」

  雖說在猴場會議之後，毛澤東就把全副精力用於開好遵義會議了，但他對如何渡過烏江、襲戰遵義還是記掛在心的。因此，當他迭聲稱道劉伯承「功不可沒」之後，又以戰略家的視角說道：

  「洛甫同志，在這之前，烏江是阻擋紅軍的天險，這座浮橋是變天險為通途的工具，一旦我們全部渡過烏江，再炸掉這座浮橋，那這條烏江豈不成了遏制薛岳所部的天險了嗎？」

  「對，對！」張聞天不是軍事戰略家，因此，他不會想到敵人扼守的烏江一旦被紅軍突破之後，隨之又會變成阻擋尾追紅軍的敵人的天險；自然，他更不會想到由此還會在給紅軍帶來休整的空間的同時，也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時間的保證。聽了毛澤東的議論後，他豁然開朗，禁不住欣喜地說道：

  「老毛，這也就叫同一事物的兩面性吧！」

  「是的，是的！」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說罷，很快又借題發揮道，「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們是懶漢，只看其一面，從不去想另一面，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

  或許是張聞天也曾犯過這類錯誤的原因，也或許是張聞天認為時下不是談論這些理論問題的時候，他有意轉移話題道：

  「伯承同志，你這位總參謀長，對拿下遵義有什麼想法嗎？」

  「目前還沒有。」

  「很快就有的。」毛澤東接過話題說道，「伯承同志，但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要求仗打得好，傷亡還要小，又要節省子彈。」

  劉伯承受命之後，立即率部奔向團溪。行軍途中，他向紅二師第六團政委王集成交代奪取遵義的任務：「從團溪過新場、龍坪場，離遵義城三十公里，有個小鎮叫深溪水，駐有敵人一個營，這是敵人的外圍據點。你們團的任務，是斬斷遵義敵人的觸角，還不要讓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殲，不許有一個漏網，否則給遵義守敵通了消息，就會增加我們攻城的困難。」最後，他又向王集成重複了毛澤東的指示：

  「現在，我們的日子是比較難過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傷亡少，還要節省子彈。這就需要多用點智慧嘍！」

  王集成是一位年輕氣盛的指揮員，當即表示：「我們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全殲這股敵人，不使一人漏網！」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劉伯承親率紅六團夜襲深溪水。駐紮此地的敵軍以為大雨之夜不會有情況，盡情地打起了麻將、牌九，午夜之後便放膽入睡。恰在這時，我紅六團打進鎮子，敵一個營連衣服都未來得及穿，就當了紅軍的俘虜。經過一番教育，從敵人的口中摸清了遵義城內的情況。經研究並報請劉伯承批准，紅軍決定化裝成敵人，利用俘虜去詐城。很快，第一營第三連和偵察排及全團二十多個司號員，都換上了敵軍的服裝，讓那被俘的連長和十幾個士兵帶路，乘著夜色，順利到達了遵義城門口。因有敵軍俘虜答話，守城的士兵毫無戒備地打開了城門。紅軍指戰員蜂擁而入，瞬間把城樓上的敵人全殲。在二十幾把軍號齊奏聲中，我後續部隊像潮水般地湧進遵義城門。加之守敵最高長官侯之擔於前幾天攜家室逃往重慶，守敵早已失去戰鬥力，於夢中醒來，一部分當了俘虜，一部分自北門逃走。而軍事重鎮遵義就這樣於元月七日晨落入了紅軍的手中。

  元月八日，劉伯承指揮紅四團攻占婁山關、銅梓不久，接到朱德總司令的任命：兼任遵義警備司令，由幹部團擔任遵義的警備工作。為確保遵義會議的召開，他根據軍委的指示，將各軍團分別部署在遵義周圍和烏江北岸，預防南北兩個方向的敵人向遵義發起進攻。之後，他又為中央領導進駐遵義挑選住房，配屬必要的警衛人員。

  元月九日，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也許是毛澤東自長征以來經常與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起的緣故，這次他們三人又同住在原黔軍旅長易懷之的私宅中。這是一幢兩層樓房，樓上樓下四周均有走廊，裝有三角形彩色玻璃的鴛鴦窗，走廊頂壁飾有泥塑花卉。簡言之，是一座典型的西式別墅式的樓房。毛澤東住在樓上左前室，室內有一張銅床，床頭設一茶几，上置手搖電話一部，紅漆九屜桌上放著一盞馬燈。王稼祥住在樓上右前室。張聞天住在樓下左前室。這為他們三人研究如何開好遵義會議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毛澤東進駐遵義不久，就由各條渠道獲悉：「我軍占領遵義，進軍黔北，在一段時間內遵義、銅梓、湄潭、綏陽等城市均入我手，北到松坎，南至烏江各主要渡口的廣大地區，在縱約二三百里，橫約一百餘里的廣大範圍內為我軍所控制。由於我軍迅速突破烏江，進入黔北，並在烏江各主要渡口嚴密警戒，這就暫時擺脫了敵人緊緊尾追的局面；黔北黔軍力量薄弱，川軍、滇軍、湘軍調集需要時間。」另外，這時「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批准『追剿軍總指揮』薛岳的請示，令第一縱隊吳奇偉部集結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不僅為紅軍提供了休整時間，而且也為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條件。因此，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真可謂是天賜良機！

  所謂「天賜良機」，在毛澤東看來還有一層難以出口的意思，那就是隔斷了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的控制，或說是干擾。誠如前文所述：中國共產黨自加入共產國際始，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五十七個支部中的一個支部。按照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的重大革命活動、組織變更等，都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而王明、博古等人的上台，就是由共產國際派米夫來華的「傑作」。時下，王明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絕對化，不顧中國的國情，機械照搬，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使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時下，中央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繫，也就等於切斷了王明的遙控與干擾。這在毛澤東看來，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由自己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並結合中國的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對此，毛澤東在回答吳黎平的問題，即「反王明路線的鬥爭能否不等到遵義會議而在中央蘇區後期就發動起來」時，曾說過如下這段話：

  不能，也不好。因為王明路線的領導者打的是國際路線的旗幟，同時他們錯誤的危害性當時還暴露得不夠顯著；當時還有一些人盲目追隨他們。那時雖然已有一部分幹部覺察到他們的錯誤，但大部分的幹部和群眾還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發動反王明路線的鬥爭，那麼他們還能欺騙和團結較大的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局面。這對強大的敵人有利，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澤東同志）雖然在反第五次「圍剿」戰爭中早已經看清楚王明路線錯誤的嚴重危害。但為了大局我也只得暫時忍耐，只得做必要的準備工作。

  由於博古及其追隨者失掉了王明這座靠山，因而等於失去了主心骨。莫道對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分歧，由誰判定孰是孰非，就說對於是否要召開遵義會議，在他們看來也等於失掉了權威性的仲裁。在此非常時期，尤其是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再加之他這位黨的第一把手又無扭轉乾坤使紅軍轉敗為勝且能打出一個新天地的本事，他面對現實也只好長嘆「時不我與」了！說到以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自居的李德，他對在失去共產國際領導的前提下召開遵義會議，則更是「怒指蒼天」了！對此，他寫下了如下這段文字：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黨的領導完全同外界隔絕，此事造成的後果尤其嚴重。他們從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那裡，具體地說就是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就能夠不顧馬列主義幹部的反對而暢行無阻，甚至這些幹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暫時地為這種情緒所左右。

  既然毛澤東認為解決博古、李德等人的問題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階段，所以他隨軍委縱隊進駐遵義之後，就利用與張聞天、王稼祥居住之便，一道商談遵義會議應當解決的問題、可能出現的爭論等事項。最後，他們又商議由誰在會上代表他們三人發言，以及發言提綱等內容。

  在張聞天看來，遵義會議主要是解決軍事路線問題，自己的興趣是在理論方面，加之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擠，沒有參與具體的戰爭謀劃與指揮，無論是帶有全局性的戰略問題，還是具體的戰役進行，都知之甚少。與此同時，毛澤東不僅是他誠服的軍事家，而且毛也是第一位，同時也是自始至終反對最高「三人團」錯誤軍事路線的代表。所以，他很自然地認為：代表他們三人發言的自應是毛澤東同志。

  對此，王稼祥同志也是極力贊同的。

  毛澤東卻力主由張聞天代表他們三人發言。他的依據是：張聞天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同時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四人，排列順序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隨中央紅軍長征的是三人，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他發言的分量大些。他若在遵義會議上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反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其影響與作用將是很大的。再者，據筆者推測，毛澤東如此而為還出於某種不便說出的策略。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凱豐等人的心目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被私下稱為反對最高「三人團」的中央縱隊「三人團」，而後者的領袖是毛澤東。如果由毛澤東出面做所謂的「反報告」，會產生負效應；其二，既然遵義會議是在隔斷王明等的干擾下召開的，如中央一旦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之後，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擊毛澤東，並利用共產國際的權威推翻遵義會議的決議。如果由張聞天挑頭唱主角，就會免去很多的後患。這和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力薦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其常理而言，張聞天與王稼祥只要聽了毛澤東對前者的闡述之後，他們也會想到毛澤東後面的理由。因此，他們很快達成了共識：三人共同商定由張聞天代表做「反報告」的提綱，在張發言之後，由毛澤東、王稼祥發言。

  按照一般的慣例，中央舉行重要會議都是由黨的主要負責人出面協商有關事宜。但是，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非常時期舉行的，而且從某種意義說，黨的主要負責人博古等人在未開會之前，就已經坐在了「被告」席上。因此，遵義會議如何開，甚至博古在會上講什麼，他自己也沒有底數。就說是周恩來吧，雖說他主持召開了通道、黎平、猴場三次重要會議，但是，在遵義即將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或許是出於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許是認為自己對錯誤的軍事路線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他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之後，除行使他的軍委副主席的職責——安排部隊的休整之外，他沒有主動提出如何開好遵義會議的有關事宜。對此，伍修權做了如下回憶：

  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我們從伍修權這簡短的回憶中可知：上述決定含有毛澤東的主張，但從策略出發，由王稼祥、張聞天出面通知。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出：博古乃至於周恩來在召開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是相當被動的。同時，我們也就從中看出毛澤東在「幕後」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於被解除指揮權的不滿，他認為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利用這次休整時間，強迫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召開了所謂的擴大會議」。多年之後，他寫下了這段文字：

  當時的形勢，決不像中國官方的歷史記載所描述的那樣，「黨在長征的極端艱難危急的關頭，保存和鍛鍊了紅軍基幹，挽救了黨和革命事業的危機」。相反，中央紅軍長期以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行動自如，它完全有能力採取主動……下面有兩個事實無論如何是確定無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這一年中，兵力薄弱、裝備很差的中央紅軍不僅在擁有五十萬人和現代化技術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面前巋然不動，而且使敵人遭到了慘敗。其後，紅軍井井有條地重新進行了改編，順利地衝破了四道封鎖線，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戰鬥力。

  李德的自述無外乎想說明：他所代表的軍事路線是正確的。言外之意，毛澤東等人的看法是錯誤的。事實勝於雄辯，筆者就無需再浪費筆墨給予批駁了。

  周恩來的做人原則是：既不奪人之美，也不諉過於人，實事求是地對人對事，當然也包括對待自己。當他獲悉要他在會議上做「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之後，他就嚴肅認真地批判錯誤軍事路線的成因、表現，以及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當然，他也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與應承擔的責任。同時，他還以積極的姿態像以往召開黨的會議那樣，負責大會的組織工作，就連通知參加開會的電文，他都要親自草擬。請看如下這則致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軍團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的電報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在明十四日趕到遵義城。

  恩來二十四時

  啊！二十四時，已經進入午夜了，可在準備「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的周恩來還在工作，足以看出他為開好遵義會議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當博古接到「要他在會議上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之後，他立即就「意識到這次會上必有一場爭論」。接著，他又很自然地想到爭論雙方的人員——誰站在毛澤東一邊，誰與他一道維護其政治、軍事路線。當他想到連周恩來都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後，他那過分的自信也發生了動搖。他沮喪，他悔恨，他感到一切都晚了！似乎這時，也只有在這時，他看到自己書生氣十足的同時，也第一次認識了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本色。正當他自問「怎麼辦」的時候，凱豐叩開了他的房門。他分外熱情地接待了凱豐這位同盟者，並主動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苦悶，以及王稼祥、張聞天通知他「在會議上做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等事。凱豐沉吟片時，說完「這是一篇難作的文章」之後，又嚴肅地問道：

  「你準備承擔路線錯誤嗎？」

  「絕不承認！」

  「那總結得再全面也沒用！」凱豐看了看有些失去主張的博古，又進而指出，「老毛他們早就預謀好了，把『三人團』打成錯誤路線的代表，利用遵義會議，揚言把你們轟下台！」

  博古感到問題比預想的還要嚴重，遂決定「事前進行活動」。所謂活動，也就是進行說服工作，希望在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有更多的人站在他博古一邊。博古或許忙於作那篇難作的文章：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除去他和凱豐「進行活動」外，尚未發現他找過其他與會者談過話的史料。而代表博古「事前進行活動」的是凱豐——積極充當了名副其實的說客。對此，聶榮臻做了如下記述：

  聽說要開會解決路線問題，教條宗派主義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人們做工作。會前和會議中，凱豐——即何克全，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書記——三番兩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我後來聽說，凱豐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博古聽後心中更覺愴然，他越發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位孤家寡人了！但是，他卻暗下決心：在他主講的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中絕不承認路線錯誤。與此同時，他——以及他的極少數支持者也都在關注著毛澤東在做些什麼……

  是啊！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張聞天、周恩來、博古都關在室內作「文章」，而在遵義會議上當然唱主角的毛澤東在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