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就在蔣介石、王家烈上下密謀防堵中央紅軍進入貴州的時候，周恩來於黎平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九日，以中革軍委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的名義，與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簽署了《軍委為執行黎平會議決議作出的行動部署》。

  在此《行動部署》中明確指出：「野戰軍大致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劍河、台拱、革東地域。」在劍河一帶我野戰軍兵分兩路，以「一、九軍團為右縱隊，有占領劍河的任務，以後則沿著清水江向上游前進」。以「三軍團、軍委縱隊及五軍團為左縱隊，應經岑松、革東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在前進中如遇黔敵應消滅之，如遇尾追之敵應擊退之，在不利條件下應遲滯之」。接著，「野戰軍到達上述指定地域後，於十二月底，右縱隊有占領施秉地域、左縱隊有占領黃平地域的任務。為此應堅決進攻和消滅在上述地域的黔軍部隊，並鉗制黃平以南之黔軍及由東面可能來追之湘敵及中央軍」。其目的是向烏江南岸挺進，尋機搶渡烏江，占領遵義。

  為完成上述戰鬥任務，軍委對湘西的紅二、六軍團，川西北的紅四方面軍明確提出策應的戰鬥任務：紅二、六軍團「目前應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便調動湘敵。當湘敵所抽調之部隊已北援時，二、六軍團應立向永順西移動，以後則向黔境移動，以便鉗制在銅仁之薛敵部隊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敵部隊」。紅四方面軍「應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軍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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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汲取中央紅軍突圍、轉移之前不進行政治鼓動工作的教訓，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等人草擬了「創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的訓令，交由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簽發。該訓令對中央紅軍下一階段的任務做了如下明確的指示：

  黨中央明確地決定，我主力紅軍當前的偉大任務，是要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區，並號召全體戰士以一切力量爭取這一決定的實現而奮鬥！我主力紅軍在「轉移作戰地區創立新蘇區根據地」的總方針下，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行軍與作戰，從艱苦奮鬥中突破了敵人重重的封鎖與防禦，打破了敵人在湘粵桂等地區一切堵擊截擊的企圖，而達到了貴州，現在繼續的向著已經逼近的目的地——川黔邊廣大地區——前進！

  西出貴州，北渡烏江，攻占遵義，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總方針確定之後，實施這一計劃的幹部就成了決定的因素。因此，毛澤東建議由周恩來與新上任的總參謀長劉伯承談一次話，詳細交代作戰任務。但是，周恩來認為自己是最高「三人團」成員，由毛澤東與劉伯承談話更合適。毛澤東笑著說：「一、名不正，言不順。時下我只是一位向軍委提建議的政治局委員，沒有向工農紅軍的總參謀長發號施令的權力；二、你不僅名正言順，而且從南昌起義始，伯承同志就是你的參謀長嘛！總之，這話一定由你來談。」

  周恩來認為毛澤東說的在理，但他轉念一想，遂又提出由博古和劉伯承談話為好的建議。

  毛澤東自然知道周恩來的用意：藉以緩解當年博古下令解除劉伯承總參謀長的矛盾，便於未來指揮戰爭。因此，他微笑著搖了搖頭，又補充說道：

  「誰和伯承同志傳達任命我不管，但必須由你向新上任的總參謀長交代北渡烏江、攻占遵義的作戰任務！」

  對此，周恩來沒有再提出異議。

  劉伯承是紅軍中有名的戰將。陳毅同志曾以「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來讚譽頗具儒風的軍事統帥劉伯承，這是知人論軍的評價。劉伯承自蘇聯習軍歸國尤其是奉命進入中央蘇區之後，無論是在制定紅軍規則，還是在培養紅軍中下級指揮員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寧都會議之後，劉伯承接任紅軍總參謀長之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並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但是，自李德進入中央蘇區，劉便成了這位紅軍太上皇的幕僚。不久，他因不肯苟同李德等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那套「左」的戰略與戰術，遂發生了矛盾，並遭到李德的辱罵。劉操著俄語斥責李德：「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作為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結果，劉伯承被免去總參謀長，調紅五軍團任參謀長。他無怨無悔，與紅五軍團長董振堂同志相配合，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殿後任務。

  劉伯承作為一代儒將深知：在此時受任總參謀長一職，是含有臨危受命之意。但是，當他聽說黎平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西出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並在川黔廣大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之後，他認為紅軍又有了希望。因此，當博古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趕到第五軍團的駐地洪州司，向他傳達黎平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和中革軍委的任命時，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接著，他趕到周恩來處報到，接受新的任務。周恩來以商量的口吻說道：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中央決定北渡烏江、西進遵義，為確保這一戰略的實施，想聽聽你的意見。」

  對此，劉伯承沒有直接批評最高「三人團」的錯誤，而是向周坦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必須改變分散用兵的戰術，集中優勢兵力於烏江一線，才能確保北渡烏江的勝利。」接著，他又指出：「為了確保紅軍西進貴州，嚴令賀龍、蕭克所部必須在常德地區積極活動，真正起到鉗制湘西敵軍的作用；為使我中央紅軍在川黔廣大地區重建新的根據地，也一定要明令紅四方面軍主動進攻，使川軍難以分兵南下。」最後，他不無為難地說：

  「當年，我曾在川黔一帶參加過軍閥征戰，知道烏江水流湍急。當我接任總參謀長的同時就曾自問：靠什麼把這數萬名紅軍指戰員渡過烏江去呢？」

  周恩來明確指示：「紅軍現已襲占劍河，我已電令紅軍分左、中、右三路直驅烏江南岸，並決定由你統一指揮中路。」最後，他也有些為難地說道：

  「你說靠什麼把紅軍送過烏江北岸去，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不過，毛主席和我很認真地說：伯承同志是四川的一條獨眼龍，他一定能想出渡過烏江的辦法！」

  劉伯承出任總參謀長之後，首先要求各軍團在制定作戰計劃之前，必須做到知己知彼。為此，我紅軍又像當年在中央蘇區那樣，充分發揮偵察員的作用。在紅軍進占劍河以前，「先派出便衣偵察隊，打扮成『生意人』，有刻圖章的、照相的、賣鼎罐的，進入了劍河縣城」。另外，這些非同一般的「生意人」，遇到貧窮的苗族同胞買鼎罐時，就十分客氣地說道：「這鼎罐你們喜歡就買去，沒有錢也不要緊，過兩天我們再來取錢。」這樣一來，紅軍偵察員就和當地的苗族同胞成了好朋友，自然將劍河縣城中的一切情況都摸得清清楚楚。加之偵察員有意迎合百姓說紅軍是天兵天將下凡，如何如何地厲害，從而使得本就害怕紅軍的守敵及官員更是怕上加怕，因此，他們還沒見著紅軍就棄城逃走。我紅軍也就未放一槍進入了劍河縣城。

  或許是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句老話了。毛澤東在離開劍河縣城的時候，感到從精神到體力都有了明顯的好轉。因此，他有擔架不坐，有馬也不騎，穿上賀子珍在黎平剛為他補好的毛線衣，和警衛員們又說又笑地朝著烏江的方向大步走去。太陽就要轉到正南方了，前邊有一個不大的苗家村寨，毛澤東很有興致地大聲說：

  「咱們來一個競走比賽，看誰先走到村寨邊，後到的，罰他做午飯。」

  警衛員們知道毛主席的身體不好，誰也不主動地應戰。但是，大家前進的速度的確加快了許多。就要到村寨邊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紅軍戰士簇擁在一起，圍得里三層、外三層，就像是農村看戲法那樣。毛澤東好奇地擠了進去一看，只見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媽媽和她的小孫子倒在路邊，穿著補丁摞補丁的單衣，凍得就要奄奄一息了。毛澤東忙問：

  「這是怎麼一回子事啊？」

  一位戰士忙答說，他們已經問過這位老媽媽，她說她家一年收的糧食，全都被地主搶光了。她的兒子在前幾天又被抓丁當了兵，一家人沒法活下去。她和兒媳婦分兩路四處討飯。因為天氣太冷，從早晨到現在還沒吃一點東西，又凍又餓，就跌倒在這裡了。戰士們也沒有多餘的衣服，不知該如何處置這件事情。

  毛澤東一聽二話沒說，立即從身上脫下那件剛由賀子珍補好的毛線衣，又叫警衛員拿來兩條裝滿糧食的乾糧袋，一起送給那位就要凍餓死的老媽媽。他一見那位老媽媽欲要站起，匆忙蹲下，緊緊抓住老媽媽那冰涼的雙手，親切地說：「老人家，您記住，我們是紅軍，紅軍是窮苦老百姓的軍隊。」毛澤東說罷看了看老媽媽那激動不已的表情，又用貴州方言重複地說道：

  「老媽媽，您記住，我們是紅軍，紅軍是干人的隊伍。」

  這位老媽媽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大兵，更沒見過關心窮人死活的長官，因此她千恩萬謝之後，一迭聲說著「紅軍」，領著自己的小孫子蹣跚地走了。

  或許這件事對毛澤東的刺激太大了，也或許是他認為這是教育戰士的最好教材，他當場講了如下這段話：

  「我們從這位老媽媽身上看到了什麼呢？我們看到的，絕不是這位老媽媽一家的遭遇，而是我們災難深重的祖國的縮影。我們的祖國就是這樣陷入了饑寒交迫的地步！祖國和人民是這樣，那麼我們的任務呢？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從水深火熱之中，把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拯救出來。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也是光榮的！……同志們！這個光榮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目的一定要達到！眼下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驚濤駭浪的天險烏江，還有數不清的艱難險阻。我們要勇往直前，在大風大浪之中踏出一條路來！」

  事有湊巧，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縱隊政委的陳雲同志正好也在場，他目睹了全過程。或許這件事對他印象太深了，他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單一條，授予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

  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筆者的描寫與陳雲的記述有一條被單之差。這是因為筆者依據的是毛澤東警衛員的回憶。

  也就是在這前後，傅連暲同志騎著馬行進在狹窄的山路上，突然馬失前蹄，連人帶馬跌到山下的河中，馬被湍急的河水沖走了，傅被摔在淺灘上喝了許多水，當時昏迷過去。傅得救了，但放在馬上的毯子和被子連同馬一道被水沖走了。毛澤東聽說之後，忙把自己僅有的一條毯子拿出，請警衛員給傅送去。傅見到毯子如見毛澤東，他怎麼也不肯收下。這時，前來慰問的張聞天同志說道：

  「主席給你，就收下吧！這是什麼時候，還客氣什麼！」

  傅連暲無限感激地收下了毛澤東送來的毯子。

  與此同時，王稼祥向毛澤東通報了如下情況：黎平會議之後，博古在李德的鼓動下仍想推翻黎平決議，堅持沿黔東向北進發，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另外，某些人聽說黎平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成的，心裡不舒服，並在下邊搞非毛活動。毛澤東聽後顯得十分平靜，似乎是他所料中事。他沉吟片時，問道：

  「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是凱豐同志。」

  凱豐，原名何克全，是江西省萍鄉市人。大革命時期，他赴蘇留學，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是王明小宗派集團中的骨幹成員。一九三○年初冬回國，先於中央知道共產國際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評價，遂與王明等人發難，把矛頭指向瞿秋白和周恩來。在他們的蘇聯恩師米夫的支持下，通過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博古相繼捧上台。不久，凱豐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局書記，並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前夕，他任團中央書記。就在黎平會議結束不久，他敏感地覺察到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正在結成反最高「三人團」的小集體，而周恩來已經從「三人團」中分化出去，逐漸站在了毛澤東他們一邊。為此，他主動找博古、李德研究對策。

  說來也很有趣，紅軍在按照李德的軍事路線打敗仗的時候，無論在多麼難走的山路上行軍，李德與博古都不曾說過一個「難」字。而今，紅軍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搶渡烏江、攻占遵義，李德就指著身旁的懸崖峭壁大發牢騷：

  「這就是游擊大王毛力主北渡烏江、西進遵義的第一個惡果，把數萬名紅軍指戰員送入這樣的絕境！」

  李德的牢騷在博古的心中引起了某種共鳴。他一聽說第一個惡果就下意識地問道：

  「那第二個惡果呢？」

  「把三萬餘名紅軍置於烏江背水一戰的絕境！」李德說罷冷笑了一下「到那時嘛……」

  「會置之死地而後生嗎？」博古擔心地問。

  「那就要問問你們中國的上帝——老天爺會不會保佑紅軍了！」

  博古似乎又失去了主張，他望著老同學凱豐，近似自語地說：

  「那該怎麼辦呢？」

  「你們利用『三人團』在軍事上的最高權力，否決黎平會議有關紅軍戰略方向的決定！」凱豐說罷看了看李德的表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堅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路線！」

  「可黎平會議……」

  「博古同志，」凱豐未等博古把話說完就斷然地說，「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項莊舞劍把戲！」

  「這我清楚，」博古把頭一昂，「老毛想否定我們執行的國際路線，那是辦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書生氣了！」接著，凱豐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來近來發生的變化後，又說道，「關鍵的棋子是周恩來，因此下一步棋成敗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與李德經過縝密的研究，遂決定在紅軍搶渡烏江之前和周恩來進行所謂攤牌式的談話。

  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來找來一本正經地說道：

  「恩來同志，我和顧問李德同志的意見：必須召集緊急會議，重新審議北渡烏江、西進遵義的戰略方向！」

  「照這樣說來，你們還是堅持原來的行軍路線了？」周恩來嚴肅地問道。

  「是的！這不僅關係到紅軍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關係到我們『三人團』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

  對此，周恩來肯定也想過了。但是，他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問的口氣說道：

  「你和李德顧問恐怕更擔心的是後者吧？」

  「你難道願意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嗎？」博古說罷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來，又以近似威脅的口吻說道，「你應該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吧？」

  「我當然知道！」周恩來終於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萬多名紅軍的生死，中國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聽愕然，再一對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無言以對，匆忙告辭離去了。

  毛澤東認真地聽了上述爭議之後，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產生問題的關鍵是：紅軍突圍轉移之前，中央把軍事指揮大權授給了最高「三人團」。換言之，如果要確保黎平會議決定以及今後與最高「三人團」相悖逆的軍事計劃的執行，中央必須收回授給最高「三人團」在軍事方面的權力。但是，最高「三人團」成員不僅有黨中央負總責的博古、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且還有威信很高並握有實權的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他們三人萬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團」指揮權的理由，又該做何答覆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團」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周恩來會贊成嗎？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員會投贊成票呢？再者，從中國共產黨誕生那天起，中央進行人事變動，都必須預先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而今，由於中央紅軍突圍轉移，隨紅軍轉移的黨中央已經和共產國際失掉了聯繫，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凱豐等人藉口未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拒絕召開人事變動的中央會議又該怎麼辦呢？……對此，毛澤東實在是拿不準。

  但是，火氣正盛的王稼祥卻沒有毛澤東這樣多的顧慮。他認為中央紅軍走到今天，責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團」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事到如今，他們，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僅不總結失敗的教訓，接受大家的批評，反而還利用手中的權力維護自己的權威，繼續堅持自己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把紅軍引向更大的災難中，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怎麼辦？他堅持召開中央會議，徹底解決軍事路線問題。自然，他也想到了與此有關的其他人事變動。這就是他找毛澤東交談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嚴肅地說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書生，軍事上又完全聽命於李德，還把這位洋軍事顧問捧上太上皇的寶座，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這本來就是不應該發生的事，可在我們黨中央還被奉若不可變更的金科玉律！」毛澤東說罷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順著王稼祥的話題說道，「翻一翻中國的戰史，有哪一個取勝的戰役，是不會說中國話的洋人指揮的呢？」

  毛澤東這番話語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鳴，他終於失去了政治家那應有的忍耐性，遂斷然地下了結論：

  「這種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早在寧都會議之前就是這樣想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改觀，反而愈演愈烈，毛澤東等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還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與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認識到：真理被當作謬誤是常有的事。與此同時，真理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會暫時被謬誤所戰勝。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人的覺悟。如果操之過急，他個人被謬誤打倒事小，三萬多紅軍——還有未來中國的革命就會遭到很大的損失了！這就是毛澤東為什麼不急於和博古、李德交鋒的真正原因。今天，他聽了王稼祥的結論之後，又試探性地問道：

  「你說該怎麼辦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們轟下台，由老毛你來指揮紅軍。」

  毛澤東知道王稼祥說的是肺腑之言，但他並沒有附和著王說下去。他沉吟片時，又不無擔心地問道：

  「會有多少人贊成你這種意見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澤東這句話的內涵，他想了想，遂說了這樣一句話：

  「事在人為嘛！」

  毛澤東贊成王稼祥說的「事在人為」，這是因為最高「三人團」所執行的軍事路線，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了！而軍事路線這件可為又必須為的大事靠什麼呢？靠人為。但是，毛澤東深知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僅僅是微微地點了點頭，表示贊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澤東的處境，在政治鬥爭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過許久了，這件做「人為」的人的工作，已經責無旁貸，或說是歷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為總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變最高「三人團」所執行的錯誤的軍事路線，單靠中央政治局委員還不行，必須發動在一線指揮作戰的同志現身說法，才能給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擊。為此，他首先找了聶榮臻同志。

  聶榮臻由於腳化膿了，坐擔架行軍，有時還跟著中央縱隊行動。誠如他自己事後所說：「坐擔架給了我思考問題的機會。」他通過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堅定的認識：「只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得勢，革命就大發展；反過來，如果王明路線占上風，革命就受挫折，紅軍和根據地老百姓就遭殃。」可「為什麼不能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見，王稼祥和聶榮臻越談越投機，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們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識：事實證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改組領導。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一次高級會議上才能解決。

  說到必須召開一次高級會議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擴大的政治局會議。要召開這樣的會議，單靠他這位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不行的，還必須和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張聞天會商。

  王稼祥與張聞天進行這次有歷史意義的交談，是在黃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兩副擔架一字兒擺好，王稼祥和張聞天頭靠著頭，望著滿樹金黃的熟透的橘子，進行著深入的交談。但是當說到該怎麼辦的時候，他們二人又陷入了長時間的凝思中。突然，一陣寒風吹來，一個碩大的橘子脫枝落下，剛好砸在了張聞天的頭上。王稼祥驚得抬起頭，關切地問道：

  「洛甫，砸疼了吧？」

  「剛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張聞天順手拿起這個橘子剝開，把橘瓣遞給王稼祥，「吃吧！」接著，他把橘皮送進嘴裡，有滋有味地品著。

  「你怎麼吃橘皮？」王稼祥驚詫地問。

  「橘皮入藥，可以治病。」

  「你有什麼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話題扯回到「怎麼辦」上來。他悵然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時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權向政治局建議的，我們總不能像叫花子打狗——邊走邊打吧？」

  「我想過了，仗這樣打不行，我看還是要老毛出來，他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強。」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談過了嗎？」

  「談過了。他擔心：他們會交權嗎？」

  「這由我來做。找個適當的時機開會，由中央來決定。」

  王稼祥和張聞天談過話後，立即給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打了電話，轉達了張聞天同志的意見。令王稼祥高興的是，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高級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正當此時，他們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謂：請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趕到猴場，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愕然問道：

  「會議的內容是什麼呢？」

  毛澤東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說道：

  「我看他們還是要否決黎平會議的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