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五嶺就像是一堵高聳入雲的大牆，橫臥在贛粵、湘粵及湘桂的交界處，把南北兩地劃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嶺南依然天悶氣熱，而位居嶺北的江西與湖南卻已是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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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令進入十一月以來，老天爺就像是死了最心愛的孩子，天天哭喪著臉，那無聲的「淚水」淅淅瀝瀝地淌個不停，把秋意甚濃的蒼山完全罩在了雲山霧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腸山路上走著一支隊伍，他們有的披著一塊變了色的油布，有的戴著一頂贛南老表自編的又大又圓且又極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舉著用桐油浸過的紙傘……但是他們的腳下都穿著一樣的草鞋，艱難地走在時而淌著涓涓細流、時而泥濘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遠處眺望，你將會看到這支隊伍中有人抬著不知做什麼用的機器，有人趕著騾子馱著沉重的東西，有人抬著坐在或躺在擔架上的傷員……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戰員，在遠遠傳來的隆隆炮聲的伴隨下向前走著、走著。這就是正在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

  中央紅軍在進行戰略轉移之前，由於在軍事上準備得極端不夠，必要的訓練、休息、補充等工作都沒有搞，相反卻倉促成立了紅八、紅九兩個兵團，加之兩個新兵團不是由老部隊擴大而成，幹部又大都是紅軍學校的學生，不僅沒有經過戰鬥的洗禮，而且也不知道紅軍的傳統和作風，就連行軍、吃飯都成了問題。因此，這些部隊的戰鬥力是很弱的。結果，行軍中的非正常減員大大超過了戰鬥中的傷亡。

  另外，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整體隊形是：紅一、三兩個主力軍團為左右先鋒，紅八、九兩個新編軍團緊隨其後打接應，負責殿後的是作戰經驗豐富的紅五軍團，中央和軍委兩個直屬縱隊在中間，「坐的是『五個人』抬的『轎子』」。換言之，五個抬「轎子」軍團的軍事行動目的，不是完全為了消滅圍追堵截的敵人，而是受制於坐「轎子」的中央和軍委兩個縱隊的安危。為此，時人與後人對中央紅軍轉移起了一個十分形象的名稱：成甬道式前進。

  中央紅軍由於不是積極的戰略轉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卻與逃跑，所以最高領導「三人團」不是把各主力部隊擴大，而是在擴大新兵團的同時，又擴大了直屬隊。「每一個軍團成立後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擔子，有的有八百副擔子……什麼東西都挑上。軍委縱隊更嚇人，約三萬人的龐大機關，還要部隊掩護。供給部、衛生部人很多，連一個石印機都要帶上。野戰醫院還以為就在附近蘇區打仗，所以就連屎盆、尿盆都帶上了」。可以想見，像這樣的戰略轉移，不僅做不到兵貴神速，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時甚至連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紅軍走的是崎嶇的山路，敵人卻利用公路運兵，結果，貽誤戰機、被動挨打就變成了紅軍轉移中的家常便飯，這怎麼能提高部隊的作戰情緒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爺終於有了喜慶的面色，那久違了的太陽也不時地穿雲破霧露一下臉，向雲霧中的大山射出一縷縷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蒼山梳妝一番，向人間展現一下它那被稱之為五花季節的尊容。正當這些紅軍指戰員懷著異樣的情感，向著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別的時候，忽然身後傳來疾馳的馬蹄聲，驚得無精打采的指戰員下意識地轉過身來，循聲沿著山路向遠處望去。

  只見行進在羊腸小道上的紅軍指戰員下意識地閃在一邊，一個個驚愕地望著疾馳而來的三匹戰馬，生怕被馬踩著似的向後邊閃著、閃著，就是被戰馬踏起的泥水濺了一身，甚至是一臉，都顧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著這三位騎馬人：打頭的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紅軍指揮員，他那件在根據地難以一見的雨衣，還有他鼻樑上架著的那副眼鏡，引起了行軍中的指戰員的好奇；位居中間的是一位身高馬大的外國人，他的高鼻子、藍眼睛，把指戰員們驚呆了，甚至連第三位騎馬者的形象都沒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飄逸的美髯還留下些印象。等到他們三人騎馬遠去之後，他們才想起議論：這三個人是誰呢？

  他們就是紅軍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和周恩來。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鬥力強，他們不僅有充足的彈藥和兵員，而且還有飛機和大炮，這對紅軍來說，恰恰都是難以抵禦的客觀條件。自然，這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博古與李德等人都認為：西南諸省地勢閉塞，政治、經濟、文化均較內地落後，各地方實力派的部隊實力較差是正常的。而且，紅六軍團僅以九千餘人突圍向西轉移「探路」，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與紅三軍會師的目的。這就更足以證明敵人在粵、湘、桂、黔的地方部隊是何等的差！另外，紅軍自渡於都河突圍轉移以來，前後用了不到一個月，與粵軍和湘軍在贛粵邊沒有打幾個像樣的戰役，就突破了敵人兩道封鎖線，進入湘南之後，又大踏步地奔向瀟水東岸。照此前進，不要多少時間，就會沿著蕭克西行的路線到達湘黔交界，與紅六軍團、紅三軍勝利會師，一個新的革命根據地就會建立起來。因此，他們在戰略轉移的初期樂觀還是多於悲觀的。換言之，博古與李德等人認為：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決定是正確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還有一塊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進入中央蘇區的前後，蔣介石請了一位德國軍事專家，為他制定了第五次「圍剿」紅軍的碉堡公路推進戰略；而李德卻為中央紅軍制定了分兵把守、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反「圍剿」戰略。因此，當時有人說，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實際上是由兩個德國人在指揮，結果，是為蔣介石做顧問的德國人打敗了為中央紅軍當顧問的德國人。對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個滋味。眼下，他認為紅軍突圍不僅打破了蔣氏德國顧問碉堡公路推進的戰略，而且還相繼突破了兩道封鎖線，故而他還有著其他人所沒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堅定地認為：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決定是正確的。

  周恩來是個極其實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論他不完全贊成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就說他對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初期所取得的勝利，也有著與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紅軍突圍轉移實出蔣介石以及多數地方實力派意料之外，無論是蔣介石調兵遣將，還是粵系陳濟棠、湘軍何鍵等所部都難以迅速到位，對紅軍形成更大的追堵態勢；再者，他清楚陳濟棠為保全自己的實力，在紅軍通過第一、二道封鎖線的時候，他們還是有意踐行部分諾言的。因此，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初期的順利，絲毫未抹去他心頭的陰影。

  另外，周恩來看到中央紅軍主力兵團都變成了掩護部隊，不僅不能選擇道路，控制要點，把敵人壓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們走的是山路小道，敵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敵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紅軍的轉移目的，那紅軍就必然會轉為被動挨打的局面。到那時，越來越多的傷員的安置就成了一個無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紅軍大隊人馬越是向前走，他心裡的負擔就越重。

  中央紅軍通過第二道封鎖線之後，先頭部隊已經探明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設置在郴州、宜章之間。紅軍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鎖線，一是必須搶占左路的制高點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縣城。為此，最高領導「三人團」在聽取了總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見之後，決定由紅一軍團搶占左路的制高點九峰山，由紅三軍團突襲宜章城。並於十一月七日發布紅軍各軍團通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東南之坪石一線的命令：「三、八軍團的右翼隊經過宜章以北通過」，「一、九軍團的左翼隊則經宜章以南通過」，「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及五軍團由當時情況而定」。經過縝密的部署，遂又於翌日——八日發布在良田、宜章間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的命令：「軍委決定三軍團於良田、宜章間突破封鎖線，其先頭師約於十號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軍團應監視九峰、樂昌之敵，並迅速於宜章、坪石之間突破封鎖線，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及五、八軍團在三軍團後跟進，九軍團於一軍團後跟進。」但是，由於紅一軍團長林彪起初不執行搶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對時間中貽誤了戰機。因此，紅三軍團能否按時攻占宜章縣城則成了關鍵。正當最高「三人團」為此焦慮不安的時候，紅三軍團電告：於十一日拂曉不戰而取宜章縣城。最高「三人團」聞報先是震愕，繼之是驚喜，最後打馬趕往宜章。

  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沿著山道小路騎馬疾馳的原因。

  然而，紅三軍團為何不戰而取宜章縣城呢？容筆者回敘幾句：

  宜章是湖南省靠南端的一個縣城，東鄰江西，南接廣東，歷來是一個三不管的地界。這裡地處丘陵地帶，地形較為複雜。山丘起伏，陡峭險峻，加之長滿了樹叢荊棘，道路崎嶇難行。粵漢鐵路雖然尚未修通，但公路卻比較暢行，近期敵人利用修鐵路的器材，又在宜章縣城四周的山上搶修了碉堡，形成了比較密集的火力網，再加上一個營的守敵，必有一場惡仗。為此，彭德懷軍團長配備了一個團的兵力，外加一個攻城必用的山炮營，就軍事實力的對比，我方占有絕對的優勢。同時，軍團長彭德懷與政委楊尚昆親自趕到六師十六團，看望就要攻打宜章縣城的指戰員，講了攻占宜章縣城的戰略意義，這的確是不多見的戰前動員。

  十日深夜，十六團的指戰員已經進入陣地，就等待吹響攻城的衝鋒號聲了！當我山炮營打響攻城的驚天動地的炮聲之後，守備宜章縣城的湘軍的槍聲卻變成了啞巴，富有作戰經驗的紅軍戰士提前發起衝擊，架起雲梯準備攻城。就在這一瞬間，奇蹟出現了：突然城門大開，從裡面擁出很多群眾，他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道：

  「紅軍同志們快進城吧！敵人逃跑了！……」

  原來，守城的敵人看到我紅三軍團已經突破外圍防線，加之民間傳說著紅軍是天兵天將下凡，銳不可當，早已嚇得六神無主、屁滾尿流。當我軍攻城的炮聲一響，他們為了活命，急忙打開南門，慌忙向南邊逃去了。

  我紅十六團指戰員列隊走進宜章縣城，數以千計的老百姓站在道路的兩旁歡迎紅軍入城。有的群眾揮手致意，有的端來熱水送到戰士面前，有的主動與紅軍指戰員交談……場面十分熱烈感人！團政治處的同志們趁熱打鐵，在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的協助下，砸開監獄，釋放了全部在押的革命者和無辜的群眾，並召開了有三千多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宣傳黨的政策。會場氣氛熱烈，群眾情緒高漲，一些苦大仇深的百姓堅決要求鎮壓土豪劣紳，並主動帶領部隊緝拿在逃的罪惡分子，強烈要求收繳他們的財物。紅軍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並把堆積如山的東西分給了勞苦大眾。是日夜，宜章縣城沸騰了，各界群眾走門串戶，三五成群地來到紅軍的駐地，紛紛讚揚紅軍的大恩大德，其中那些被釋放出來的犯人更是淚流滿面，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給紅軍邊磕頭邊哽咽著說道：「不是你們來，不知道我們哪天才能出來。是紅軍救了我們，我們一輩子不會忘記紅軍的恩德！……」

  翌日清晨，就像是預先商量好了似的，成百上千的鐵路民工和青壯年來到紅軍的駐地，爭著要求報名參加紅軍。頓時，宜章縣城又掀起了一個自願參加紅軍的熱潮。

  也就是在這種意想不到的熱烈氣氛中，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和周恩來騎馬趕到了宜章縣城。博古和李德見此情景激動不已，就連心事重重的周恩來也露出了笑容。他們當即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出電令：

  軍委讚揚三軍團首長彭（德懷）、楊（尚昆）同志及三軍團全體指戰員在通過汝城及宜郴兩封鎖線時之英勇與模範的戰鬥動作。

  接著，最高「三人團」當即決定：聽取紅三軍團長彭德懷同志對突破敵人憑藉瀟水、湘水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的意見。

  彭德懷，於一八九八年生於湖南湘潭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在家務農，後被生活所迫投軍，並在二十四歲那年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在湘軍中由排長、連長、營長而團長，因受共產黨人段德昌等人的影響，遂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於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七月，他與滕代遠、黃公略等同志率兩千餘名官兵舉行平江起義，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彭出任軍長，創建了湘鄂贛根據地。是年十二月，他親率紅五軍主力上井岡山，與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會師。朱德和毛澤東同志率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後，他又率部留守井岡山，完成開闢贛南根據地以及牽制湘贛敵軍的任務。一九三○年紅五軍擴大為紅三軍團之後，他任軍團長，並指揮攻打長沙等戰役。後又在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參與了粉碎敵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的戰爭，立下了赫赫戰功。實事求是地說，他在這期間與毛澤東合作得不錯，通過戰爭的實踐，他認為毛澤東是一位高明的戰略家，對毛的為人和學識是敬仰的。

  不久，博古與李德等人相繼進入中央蘇區，不僅排斥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而且還免去了羅榮桓紅一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三軍團政委的職務。對此，彭德懷同志是反對的。敵人發動第五次「圍剿」不久，福建事變爆發了！彭認為「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他根據這樣的認識，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但是，博古閱後十分生氣，「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對此，彭德懷想不通。後來博古等宗派主義者採用懲辦主義的手段，開除反對他們錯誤的同志的黨籍，甚至公開審判。當時，彭德懷「對這種懲辦主義表示憤慨」。自然，他和博古，尤其是和負責軍事指揮的李德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待到博古為政委，實際上是李德為總司令的廣昌戰鬥打響之後，他們之間的矛盾終於發展到攤牌的地步了！

  開始，彭德懷明確地指出：「廣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須估計敵軍技術裝備。」但是，博古、李德不僅不聽彭的建議，而且還「相信他們自己構築的永久工事」。對此，彭德懷在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態勢之後，嚴肅地指出：「如果固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一萬二干人，將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聽不進半點不同意見，強行發起了固守廣昌的戰役。結果，在敵人飛機、大炮的輪番轟炸下，博古與李德所吹噓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獲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誠如彭德懷所估計的那樣：「三軍團遭到相當大的損失。」多年之後，身處逆境的彭德懷同志憶起廣昌戰鬥，還異常憤怒地寫下了如下這段文字：

  當日約八時以後，戰鬥停止時，博古來電話，說李德、博古約我和楊尚昆去談談，他們明天回瑞金去。見面時，李德還是談他那一套，如何進行短促突擊，如何組織火力。我說，怎樣去組織火力點？根本沒有子彈！在敵碉堡密布下，進行短促突擊，十次就有十次失敗，幾乎沒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盡情地、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膽地準備個人不幸，說，你們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講了四次「圍剿」被我軍粉碎之後，就沒有打過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軍指揮上的錯誤，就是主力不集中，……現在每戰都同敵人拼消耗。敵有全國政權和帝國主義幫助，我則靠取之於敵，你完全不懂這條道理。洵口遭遇戰消滅敵人一個師，想停止半天消滅被圍之最後一個營都不准，前方指揮官都沒有這樣的機動權，硬要叫軍隊鑽到硝石，幾乎把三軍團讓敵人消滅掉。我還說，你們坐在瑞金指揮的第二次進攻南豐的戰鬥，幾乎造成一軍團全軍覆滅，連迫擊炮放在地圖上某一曲線上都規定了。實際中國這一帶的十萬分之一圖，就根本沒有實測過，只是問測的，有時方向都不對。我說，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我還說，這次廣昌戰鬥你們看到了吧！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中央蘇區從一九二七年開創到現在快八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是六年了，可見創建根據地之不易。「崽賣爺田心不痛」，被送掉！……這時李德咆哮起來：「封建！封建！」他跳我高興。他繼續罵我，說是因為撤掉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不滿意……我說，根本沒想那些事，現在是究竟怎樣才能戰勝敵人，這是主要的。我罵了他下流無恥，鄙視了他。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背在包里，準備隨他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忌了。但這次沒有談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錯誤；而只談指揮上的錯誤。

  彭德懷是一位既不貪天功為己有、也不諉過於人的軍事家。當他獲悉軍委表揚他為軍團長的紅三軍團的電令後，他卻認為不戰而取宜章縣城等戰役，是因為這裡的群眾和黨的組織對黨、對紅軍早有認識的結果。同時，他還告訴不太了解宜章一帶革命歷史的最高「三人團」：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都在這一帶領導過革命活動。遠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宜章、郴縣、耒陽、桂東地區等縣的人民，積極參加了由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年關暴動，建立過革命武裝和蘇維埃紅色政權。年關暴動後，許多暴動隊員拿起武器，隨著朱德、陳毅上了井岡山。從此，宜章一帶的人民和工農紅軍有著血肉的聯繫，為中國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如今，他們又聽說紅軍來到了宜章，當地的黨組織向紅軍介紹守敵的情況，活躍在山裡的游擊隊集合起來幫助紅軍攻城，熱情最高的要數城外三百餘名被何鍵強迫來修築道路的工人，他們自動組織起來，挖坑道、搬樹條、扎梯子，配合紅軍進行攻城準備，等等。最後，他又實事求是地說道：

  「宜章縣城不攻自破，主要是當地人民的功勞。如果再說得遠一點，那是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種子，在今天攻打宜章縣城時結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聽到毛澤東的名字，打心裡就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因為在他們的心中，彭德懷是屬於比較早的跟著毛澤東創建中央蘇區、且又有著十分豐富的作戰經驗的高級將領。在頑固堅持宗派主義政策者的眼裡，彭是屬於毛的人。彭如此地為毛說話，就等於在為毛評功擺好的同時，有意貶低了他們的威信。加之李德與彭德懷以往在指揮上的分歧，故對彭德懷的講話很不以為然。

  周恩來是一位善於體察他人內心活動，又會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從彭德懷的言談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們之間的十分微妙的分歧，為了不沖淡不戰而取宜章縣城的喜慶氣氛，遂有意轉移話題：

  「宜章地區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參加紅軍？」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懷答說。

  接著，周恩來指示：把一些無牽無掛的青壯年吸收到紅軍隊伍中來，把那些有家室牽累的老百姓留下，發給他們一些武器，讓他們堅持就地鬧革命。恰在此時，紅一軍團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來遂下達指示：

  「按原定計劃，迅速突破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於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從宜章、坪石之間通過了敵人設置的第三道封鎖線。但是，「突破封鎖線的行軍非常艱苦，一路都是崎嶇的羊腸小道，沒有村莊，沒有一戶人家，部隊沒有飯吃，飢餓、寒冷、疲勞考驗著每一個英勇的紅軍戰士。當時軍委一縱隊炮兵營有山炮十多門，指戰員帶著這些山炮進入了廣東五嶺山脈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區。這裡山巒重疊，道路難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沒有路，滿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樹叢，部隊行動困難，行軍速度很慢，抬著山炮行進就更為困難。但是，英勇的紅軍、戰士還是抬著這些山炮，通過了封鎖線。不過，部隊也被這類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難以攜帶的物品拖得精疲力盡，疲憊不堪」。中央紅軍大部隊安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之後，負責打先鋒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還得不顧一切地往前趕，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同志的腳，就是在這次強行軍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堅持隨軍行動。

  也就是在這當口，蔣介石獲悉了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真實意圖，他當機立斷，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岳為前敵總指揮，部署五路大軍在湘江東岸進行追堵與決戰的計劃——這也就是史稱的第四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最高「三人團」面臨著兩種抉擇：其一是繼續沿著紅六軍團突圍西行的路線，與蔣介石在湘江東岸布好的五路大軍拼個你死我活，冒著失敗的危險強渡湘江；其二是改變紅軍轉移的戰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亂敵人的戰略部署，揮師指向新的戰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博古、李德過低地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實力，同時又因我中央紅軍較為順利地通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從而過高地估計了我方的軍事力量，因此在他們的戰略棋盤上就只有一種準備：那就是按紅六軍團渡過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針辦。

  正當最高「三人團」絞盡腦汁在制定通過強渡湘江，進而突破敵人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戰略方案的時候，彭德懷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戰略方案，從而揭開了史稱「湘南爭論」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這樣引起的：

  彭德懷同志率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之後，很快就獲悉敵人在瀟水、湘江之間調兵遣將，妄圖以優勢兵力在湘江東岸與我紅軍決戰。另外，由於彭德懷出身湘軍，對何鍵為首的湘軍的戰鬥實力了如指掌，同時對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後還有薛岳負責追擊的九個師的兵力，他認為相當疲憊的中央紅軍應當避敵人之鋒銳，放棄在湘江東岸與敵人決戰。他經過深思熟慮，遂向最高「三人團」陳述如下改變紅軍戰略方向的大計：

  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漵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

  彭德懷的這一建議是正確的。其一，他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提倡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所證明是正確的；其二，避開在湘江東岸與敵人決戰，分兵向敵人空虛之地突襲，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是變被動為主動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但是，博古與李德是一成不變的教條主義者，加之他們沉浸於所謂突圍勝利的喜悅中，是無論如何也聽不進彭德懷這一正確建議的。也可能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吧，最高「三人團」對彭德懷的正確建議採取了錯誤的處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採納。」

  周恩來就其性格而言，在這種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決不會採取這種態度對待彭德懷的建議的。就常理而言，他也應當全面考慮這一正確建議的得失。遺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團」中不僅處於少數，且在很多問題上處於無權狀態。另外他的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實態度說給時人與後人。筆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關的歷史關口那樣：既然自己參加的事情形成了決議——哪怕是與自己的見解相悖逆，也只有服從與執行！

  也正是在這時，周恩來聽說毛澤東對戰略轉移的既定方針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是要聽聽毛澤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