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留學的日子
2024-10-03 20:05:50
作者: 劉明瓊
阿爾伯塔的冬天
198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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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面溜達了一圈,秋風蕭瑟,金黃色的落葉灑在仍舊茵綠的草地上。無花果已經熟透,滿樹黃黃紅紅的果子,等待主人採摘下來做成果醬。
阿爾伯塔(Alberta)的冬天來得真早,才不過是九月下旬,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那位白鬍子老翁的肅殺之氣。不久之後,厚雪就將鋪滿這北方的高原之省。
十一月份已經在望,兩個月後,我就要向這座大西洋彼岸的北方城市―卡爾加里說再見了。我就要告別這一年來的異國他鄉的學習生活,回到我的故土了。那兒的十一月仍是菊花盛開,一片金黃,似乎還讓人嗅不到冬天的氣息。
怎能忘記去年的十一月一日,我告別祖國,踏上飛往加拿大的CA921民航班機,在雲山霧海中顛簸了十七八個小時,當我睜開迷濛的睡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已經來到了另一個世界。飛機在溫哥華輕巧著陸,我隨著黃皮膚的人群進入到這個白皮膚的世界。外面是如此安靜,陽光明媚,瀟瀟灑灑,溫哥華的地面溫度攝氏28度。我未曾想到,在北京經歷了頗有分量的初雪之後,這裡仍是一片陽光,夏天甚至還遲遲不肯離去。
一位身穿制服的女海關人員煞有介事地招呼我們這群黃皮膚按次序排好隊列。移民局的一個窗口有一位華裔,她會說國語和廣東話,但我剛巧是到一位白皮膚小姐的窗口。她用英語問了一大串問題,仔細檢查了我的護照、簽證以及蒙特皇家學院發給我的邀請信。「OK,您的簽證到明年十一月截止。您不能在加拿大工作,懂嗎?」「我知道這個前提!」我十分乾脆地回答。
我就這樣來到了加拿大。
到達溫哥華是加拿大時間下午兩點多鐘,在這裡停留了一個多小時轉運行李,四點多鐘轉乘另一航班、加拿大航班飛卡爾加里。我與武漢大學的訪問學者尹項根同行,我們緊張地聽著廣播裡的航班消息,生怕誤了班機。雖然在國內學了多年英語,甚至可以說是以英語為飯碗了,但果真來到這個講英語的國家,卻發現自己的英語水平太差。可以說,廣播裡的許多話根本聽不懂,只能抓住隻言片語,然後自己猜測。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失了舵的小船,開進這樣一片陌生的汪洋大海。一種莫名的無助感懾住我,我不禁自問:我能應付擺在前面的一切嗎?
聯誼會會長唐大木的迎接驅除了我心中的恐懼。進入卡爾加里候機室,一位熱情的小伙子迎上前來,「你是劉明瓊嗎?」「啊,是、是、你是唐大木?」一股親切感湧上心頭,在異國他鄉有人來機場迎接,可以說是最大的幸事。
我坐進大木的汽車,奔馳在卡爾加里郊外的高速公路上。一切是如此的新奇:油井、加油站、英文的GG牌、小汽車,無數的小汽車飛馳而過……我果真來到了加拿大嗎?記得二十年前,我也曾有過同樣奇異的感覺。我同弟弟憑著一張站台票,坐進從重慶開往北京的火車。那是我們第一次離家遠行,第一次乘坐火車,第一次到心目中仰望已久的神聖首都―北京。當我和弟弟深夜躑躅在天安門廣場時,我心裡也湧出過同樣的疑問:我果真來到了北京嗎?
命運是如此奇特,如此奇特!二十年前,不滿二十歲的我參加了轟動中國,乃至世界的紅衛兵大串聯。我們扒火車,睡在車廂座位的下面,睡在火車站的廣場,睡在舞台、長椅或者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胡亂地吃點東西填肚子,我們如饑似渴地看大字報,甚至冒著槍林彈雨的危險,去尋求毛澤東思想的真理。二十年後,快逾不惑之年的我,又帶著與當年同樣的新奇感,開始了另一次大串聯。這一次串聯遠涉重洋,來到了大西洋的彼岸,這一次我來尋找什麼呢?
我在聯誼會待了四天。由於時差關係,我醒得很早。醒來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外面太安靜了。曾過慣了在中國人聲鼎沸、熙熙攘攘的生活:六點一刻即被大學的晨鐘敲醒,緊接著是激動人心的廣播操,拿著飯碗奔向食堂,食堂里人頭攢動……現在、這一切都隱沒消失了。街上幾乎不見行人,只有一輛輛小汽車奔馳而過。卡爾加里的早晨醒得很遲,應該說整個加拿大都醒得很遲,一般單位都是九點鐘才開始工作。即使在多倫多這樣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早上七、八點鐘街上行人還是不多。
1988年9月27日
在聯誼會的四天似乎十分漫長卻又十分短暫。經過一天的休息之後,我第二天開始出門「嘗新」。過馬路見人用手在電線桿上的紅栓上拍一下,我很好奇,好在我認識「Walk」(走)、「Don't Walk」(別走)這幾個英文字,不然,真要被川流不息的車輛壓死。
走到卡爾加里大學,簡直就像進了一個聖殿,每次進大樓門,都要小心翼翼地將門慢慢合上才走開。那裡的每一扇門,都是用上等木材做成的,又重又厚。電梯上的符號是新奇之物,不敢貿然使用,怕鬧笑話。於是,我寧願爬十層樓梯,也不乘電梯。不過,對於我這位在山城爬坡上坎成了習慣的人來說,也並非難事。雖然,在這個從沒見過的陌生環境樣樣事情都縮手縮腳,就好似劉姥姥進大觀園,但有一件事情卻十分大膽。
我不認識卡爾加里大學的任何人,僅憑牆上的一張教授名單,便自己定下一個「求見人」。我爬到他的辦公室所在的第七樓,見有幾個教師模樣的外國人走過,於是過去詢問一人:「您知道威廉斯基教授的辦公室在哪兒嗎?」「我就是威廉斯基。」真是無巧不成書啊!這位三十多歲模樣的教授把我領進他的辦公室,十分留神地傾聽了我的陳述和要求,然後很高興地回答:「你可以來我的班上聽課,你的英語真不錯!」他的話給了我極大鼓勵。接著,他又熱情地介紹我去見教育心理學系主任羅伯特教授。這位教授可不像威廉斯基那樣隨和,板著一張一本正經的臉,那副模樣就差點兒把我所有的話都堵塞住了。我使勁鼓起勇氣,儘量清楚地用英語向他講述了我的要求和希望。「我能給你的最好勸告是立即把材料寄研究生院,並且考好托福。」
我那剛才還是陽光明媚的心情,一下子被羅伯特教授的威嚴罩上一層烏雲。回到聯誼會,大木又說出一番處世良言,他的話不無道理。如果我不去蒙特學院而是立即轉到卡爾加里大學,大使館的人將不好跟學院交代,因為此事是由他們聯繫的。看來,我只能進駐蒙特皇家學院,去過皇家「與世隔絕」的生活了。該學院只有我一個中國大陸學人,我過去就是一個人「孤軍作戰」啊!
我有什麼辦法?安排如此,轉學也不成,只好到蒙特去了。第四天下午,大木接到電話,學院的老師已經幫我找到一家住處。房租很貴,每月兩百加元,而我的全部生活費是每月四百加元。但不搬去又無處可住,聯誼會離學院太遠了!
於是,大木的朋友陳老師開車,查了半天地圖才大概弄清楚方向。而我,就好像坐上了外星人的飛船,不知要飛往什麼地方。本來就是突然來到摸不到北的異國他鄉,現在又要離開中國人群,獨自到一個邊遠地方,住到一個外國人家裡去!我看著他們在黑暗中把我的箱子提上車,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大木。在聯誼會幾天,大木就是一塊「安全地」,甚至就像一位親人。現在,我是徹徹底底被拋進了一片汪洋大海,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依靠了,我差一點就要哭出聲來。實際上,我的心裡已經灌滿了淚水,孤獨無助感像一陣陣波浪湧上心頭,差一點就要把我淹沒。哎呀,我為什麼要出國呀?出國來受這份苦!
11 Grafton Dr. S. W,房東Shirley的家門前站著Brenda女士,她是語言系的系主任,但穿著樸素,待人隨和,一點都沒有架子,我還以為她是個跑路的辦事員呢。前門吱呀一聲打開,一位五十開外的婦女十分熱情地迎上前來,我們互相打了招呼。「哈哈,她的英語說得不錯!」「當然」,Brenda答道。我堆上最愉快的笑容,問、答、問、答,搞不清楚自己說了些什麼。一場熱鬧之後,來人都離去,剩下我和房東Shirley及她的女兒、女婿。我還沒吃晚飯,肚子咕咕叫,但卻不得不一個勁地和他們交談。最後,好不容易騰出時間,往肚子裡送了一碗不知味道的方便麵。
在漂亮的臥室里,躺在柔軟過分的床墊上,我禁不住疲勞的襲擊,睡著了。沉浸在香甜的睡夢中,我完全忘了第二天早上九點Shirley的男朋友Bob先生要開車來送我去市中心參加一個學術會議。
這一覺好香!一切疲勞和孤獨都在睡夢中隱退了,直到我被一陣敲門聲喚醒。我驚得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連衣服扣子都沒扣好,便慌忙奔出去開門。我知道西方人最守時間,第一次我就不守時,真是罪該萬死。
Bob先生站在門前,一臉微笑,他隨和的幾句話讓我放下心來。我三兩下子收拾完畢,坐進他的小車,小車把我送到了會議所在地的門前。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我去卡爾加里大學旁聽教育心理學課程,Bob先生就充當我的「車夫」。他一點不怕麻煩甚至還以此為榮,而且堅決不讓我交停車費。在他的理解和溫暖中,我跟他談起我一個人在蒙特皇家學院的孤獨,第一次忍不住哭出聲來。他扶著我的肩膀對我說:「哭吧,大聲哭吧,你需要哭出來!」我第一次感到,除了中國朋友,我仍然有人可以依靠。我還不是當代魯濱遜,一個人待在荒島上,外國人中仍有十分好心的人。我很慶幸住在Shirley家,她和Bob先生對我的溫暖和理解,讓我的心慢慢地平靜下來,我渡過了出國最初的最大難關: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時間回到1987年初,有一天,我被叫到校長辦公室,校長告訴我國家教委來了通知,派送我到加拿大進修。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驚得一下子回不過神來。我想起大半年前曾好心陪同一位流落在我校的外地教師去西南師範大學,那時正有一個專家組在那裡調研開會。這位教師打聽到後就要去西師向專家組申訴問題。學校問了幾位在西師居住的教師,想請她們為這位教師帶路,但幾個人都說忙,拒絕了。然後問到了我,富有同情心的我滿口答應。
該教師反映完她的問題,專家們就讓我們這些基層教師談談對教育教學工作的意見。我當時正自學了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中外教育史等課程,於是,我就理論聯繫實際地談了一通。其中一位說我談得很好,請我將此形成文字寄給他們。假期中我如約做了此事,我真的沒有料到,那個人是就當時的國家教委中教司司長,更沒有料到這一件助人之事,居然引來了我的出國進修。
當時,我是四川省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被派送出國的外語教師,四川人民廣播電台及報紙都做了報導。有許多人猜測我是否有通天的關係,其實我什麼關係都沒有。這件事讓我想到兩點:1、好心有好報。2、機會總是給那些有準備的人。在派送之前,上面的人在我工作的兼善中學做了詳細的調查,我工作的出色表現及創造性教學帶來的實際效果讓校長衷心地對國家教委中教司的人做了介紹和推薦。因此,被選派出國是我的教育理論、教學實踐及人品的三合一的成果。
在加拿大進修的這一年,我經歷了許多事情。因為我是蒙特皇家學院第一位大陸訪問學者,學院給了我十分特殊的待遇。我被作為教師的一員擁有辦公室,參加學院的會議,而且免費修一門課的學分。關於我的到來,學院專門作了釆訪並發表在報紙上。大慶市代表團來卡爾加里市及來學院訪問,我充當院方翻譯。我認真出色的工作得到學院院長的稱讚和代表團領導的感謝。
由於住在一個加拿大人家裡,雖然開始讓人覺得很不習慣,完全比不上絕大多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家共租一個房子,說的是中國話,吃的是中國飯,生活習慣互相認同,讓人感覺輕鬆隨意得多。但是,一旦與這家外國人相處良好,建立了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格局,那麼,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提高語言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真正融入所在社會的最佳渠道。
蒙特皇家學院迎來的第一個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住在加拿大房東Shirley家裡的那一段時間,我認識了她家裡的三代成員。和他們共去教堂,Shirley介紹我認識了教堂的不少人,而且後來我還為教堂和社區做了有關中國的演講。我和他們共度聖誕節,與他們一起到鄰里挨家挨戶地唱聖誕歌,與Bob一起給Shirley做的巧克力包糖紙……Bob一邊包一邊偷吃,還叮囑我不要跟Shirley說。他一邊偷吃一邊拍著他的大肚皮說:「Four months.」(四個月了)我真的是忍俊不禁。
我經常回憶起Shirley那漂亮的客廳,那個鬆軟的長沙發和沙發旁那個落地式音響。晚上,柔和的燈光把客廳照亮,輕柔的音樂充滿整個屋子,Shirley和Bob相擁躺在沙發上。他倆親喲、說喲、高興地笑啊……沙發窄,裝不下Bob那稍嫌肥胖的身體,於是我就去拿來一個軟凳墊在Bob的身體下面。Bob暫停親吻,對我說:「Thank you.」我哈哈地笑出聲來。
聖誕節早上,我們都到樓下的五彩繽紛的聖誕樹下去找自己的禮物。我找到一個很大的,包裝漂亮的禮品紙,打開一看,居然是一件十分洋氣的毛衣!這是Shirley送給我的聖誕禮物,我高興極了!這件毛衣我穿了許久,回國之後我還經常穿它。
Shirley是一個十分精幹、充滿活力的女人。她那時54歲,有八個孩子,一大串孫兒孫女和外孫兒孫女。她有一個自己辦的兒童託管所,還有一個農場。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的家庭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當時,她和Bob都離了婚又互相有好感從而走到了一起。我在時,她倆正處在熱戀之中。我真的沒有看到過五十多歲和六十歲的人這麼熱烈地擁抱親吻,但Bob從不在Shirley這裡過夜。我曾幾次勸說他們結婚,但Shirley似乎都沒想走這一步,寧願只是當個伴。後來,回國之後,我欣喜地得到他倆結婚的喜訊,而且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中兩人高貴優雅。
Shirley和Bob
Shirley年輕時的照片好美,完全像一個電影演員!Bob退休前是工程師,非常儒雅,善良,富有紳士風度,他倆真是中老年的絕配!我回國近二十年來,都沒有中斷與他們的聯繫。每一個聖誕節我們都互寄聖誕賀卡,Shirley和Bob都要給我寫長長的信。信中,她會談到我認識的她家裡的所有人的情況:大女兒大女婿怎麼樣了,小女兒和參軍的小女婿John怎麼樣了,小兒子怎麼樣了,孫子孫女們又怎麼樣了……都是些家常話,但都是我感興趣的。因為那一年我和他們完全混在一起,度過了許許多多美好的時光!
Shirley家的聚會
Shirley完全把我當成了家裡的一員,雖然我離開了,但她心裡仍然裝著我。2006年,我和丹尼斯結婚,還去信告訴她並寄去丹尼斯的照片,她看後告訴我此人可嫁,她就像我的一個長輩。
在加拿大時,有兩個男士周末常來邀請我出去玩。其中一個姓何的哈爾濱大學的教授來時,她就對他十分冷淡,並告訴我少和他來往;而另一個小伙子王仁忠她就十分歡迎,經常叫我邀請他周末到家裡來並留他進餐。她知道我在異國他鄉寂寞,因此,她時不時地叫我邀請中國留學生到她家裡玩。聖誕節的火雞晚宴,她家地下室的長桌不但坐著好多家人,而且還坐著我的中國留學生朋友們。
Bob很喜歡與我們聊天
我在2011年初生病後完全斷了與她的聯繫。病初愈,我試用著她曾給我的一個電郵地址聯繫她,但總是無效。幾年前,我的小弟和弟媳要到卡爾加里,我高興壞了,急忙買了一點禮物托他們去見Shirley。我想像著Shirley和Bob看到我的弟弟該有多麼高興。Shirley曾不止一次地邀請我回卡爾加里舊地重遊,而且還告訴我去後仍住從前我住的那間房間。她說:「明瓊,我和Bob都漸漸老了,趁我們還動得了,你來玩一次吧。」
但是,我的小弟沒有見到Shirley和Bob。他們找到了那個房子,但是開門出來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他告訴我弟弟,Shirley已經搬走,至於搬到了什麼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心都要碎了!她們怎麼會搬家?怎麼會離開住了這麼久的老屋?難道她們中的一個去世了?難道Shirley也做不動了,無奈,她倆住進了養老院?我沒有辦法,這最後的線索也像空中飄飛的風箏一樣斷了!我今生今世再也得不到她們的音訊?但是我又不甘心!我祈禱上帝在我和Shirley之間牽一根線。親愛的Shirley和Bob,你們一定要好好地活著!說不定哪一天我會重返加拿大,我會來尋找你們,和你們再次重逢!
在加拿大的好多好多經歷我不能一一道來,僅用以下的部分日記來重現當年的一些學習和生活的場景。由於日記基本上都是用英文記的,我現在還不得不把它們翻譯成中文。
我的小夥伴們
1987年11月8日
今天,我隨房東Shirley去參加了一個主日敬拜。敬拜在聖歌中開始,然後牧師布了聖道。我基本上聽不懂他說些什麼,可能是基督教的一些道義吧。牧師講完後開始領聖餐,每人給了一小片麵包和一小杯紅酒。接著,兩個年輕人也講了話。十分遺憾的是我仍然抓不住他們講的有關宗教的道義。
主日敬拜後,我隨Shirley到這個教會的附屬學校去聽了一節課。老師正在教孩子們唱一首聖歌,孩子們似乎不太喜歡這個過於嚴肅的歌曲。但接下來的教學就大不相同了,這是一個活動:「跟著我,我怎麼做你就怎麼做。」課堂一下子變得十分生動,教師和學生都活躍起來。這個班有20個學生,他們比中國在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在課堂上要自由得多。他們可坐可站,偶爾移動,互相交談,笑,老師也不加干涉。這堂課還沒聽完,Shirley又把我帶去看另一堂課。這是一個為婦女開的班,許多年輕和老年的婦女都在此熱烈地提出問題和討論問題。例如,你認為勸說人們不要離婚是政府的責任嗎?回答是:「當然不是。但是如果你有類似的麻煩,你可以到教會去尋求幫助,」Shirley的女兒這樣告訴我。Shirley全家、母親和八個孩子都是基督徒。今天的經歷,對於我來說,太新鮮了。
1987年12月1日
今天隨何教授和小王去參觀了一所小學,我們參觀了該校的圖書館。該圖書館被認為是卡爾加里所有的小學中設備最齊全的三個圖書館之一。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擁有許多計算機,在計算機的幫助下,學生們非常容易就查到他們需要的信息和資料。該校最小的孩子五歲,最大的十一二歲。我們還參觀了學生們寫的作文,非常有趣的是,那天的作文題目是「中國」。我讀了有個學生寫的一段,他描寫的是中國南方的天氣。在圖書館,我們還看到許多介紹中國的圖畫書。
隨後,我們去參觀了一堂非常特別的課:老師叫孩子們閉上眼睛,想像在聖誕樹上看見了什麼,教師釆用這種方法來訓練學生們的想像能力。在加拿大,小學教師的年薪大概是四萬加元。學校里我們還看見一個在讀大學生,她是教育系的,在這裡打半工掙學分。
晩上回到家,我向Shirley提及搬到中國城居住,她堅決反對。她說全家都喜歡我,不願意我離開。並說如果付房租有困難,她可以不收房租或由我隨便給。她說,我們是朋友,她不在乎錢。還說如果她在中國遇到困難,我也會同樣幫助她。她了解我,這讓我很受感動。我也就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減少了五十元房租。
1987年12月14日
亨德爾的彌撒曲太莊嚴壯麗了!它把我帶上了天空,我在這肅穆的旋律中得到精神的洗滌。我愛它,我沉浸在它的升華中。
前天晩上參加了卡爾加里市中加協會舉辦的聖誕宴會,席間碰見許多中國人,有兩位加拿大人中文說得很好。我還碰到一位剛從美國到卡爾加里來的女博士生,她離了婚。在那裡,許多留學生聚集在一起,這情景讓我聯想到《青春之歌》裡面的東北流亡青年。那個情景真是像極了!
1988年1月15日
卡爾加里的春天來得很晚,一直要待到五月初,才看得見一點新綠的影子。我在蒙特學院讀書的日子,真像阿爾伯塔高原的枯草一般單調寂寞。每天早上六點多鐘,就被Shirley的沖澡水聲鬧醒,躺到七點一刻左右起床。把牛奶在電爐上一熱,用它送下兩片麵包,然後把果醬往另外兩片麵包上一抹,夾上一兩片肉和西紅柿,帶上一個橘子和一罐可樂,步行十分鐘就到了學院。有時碰上Shirley開車駛過,問我是否上車,我急忙推辭。這十來分鐘的步行,我看得十分寶貴,不然,我就沒有別的鍛鍊機會了。
我在蒙特皇家學院
八點十分到達學院,我一頭扎進圖書館。在那裡,我的心情最平靜。讀起書來,一切都扔到了腦後。
十點鐘,我夾著筆記本走進Rick先生的課堂。他講授寫作,說話特別快。開始聽他的課,我簡直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些什麼。對他的語音、語調、講課方式,我兩三周後才適應過來。在這個高級寫作班上,除了一位土生土長的日裔加籍女學生外,其餘全是「金髮碧眼」的加籍人。難怪我們兩個黑頭髮很自然就有「同鄉」的親切感。初到蒙特學院時,凡是看見黑髮黑眼,我就忍不住用中文問是不是中國人。不料好幾次都碰釘子,所問之人張著嘴不知我在講什麼。幾次嘗試下來都是碰壁,從此以後,即使我看見來人很像中國人,也客氣地用英文打招呼了。
在寫作課班上,與我同桌的,是一位待人十分親切的加拿大姑娘,名叫Vanice。她二十一、二歲,剛結婚不久。丈夫在工作,她在半工半讀。她在蒙特學院修四門課程,外加八個小時的工作。她坐在我旁邊,總是笑眯眯的,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她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的覺。在蒙特學院以及在北美的其他大學,像Vanice這樣的人比比皆是。在北美,讀書是不限制年齡的,只要你交學費,有學習的願望,再大年紀也可以坐在課堂上,與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同窗學習。
1988年2月22日
我真是不適應這裡的課程安排。不像在中國,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課,早上晚上是自習,清清楚楚,有節有奏。中午是吃飯時間,飯後還有休息。而且,學生有專門的教室,老師到學生的教室授課。這裡的課像是在開「流水席」,從早到晚都有課。教師在專門的教室里,學生到所選教師的課堂去聽課。而且,這裡也沒有午飯晚飯時間,更沒有午休。選課多的學生,真是疲於奔命地從這個教室跑到那個教室,甚至從這個教學樓跑到另一個教學樓。因此,常見學生遲到,而且在教室用餐的現象此起彼伏。開始我很不適應,總是找不到吃午飯的時間,在教室一邊聽課一邊吃東西,我認為是對老師的不尊重。在經受了若干的飢餓的折磨後,我終於「放下面子」,也開始一邊吃東西一邊聽課了。
我的「老鄉」,黑頭髮的日裔加籍姑娘今天對我說Rick先生喜歡我。我很奇怪,她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我問她緣由,她說Rick邀請我進餐,而且總是把我寫的文章在班上念,表揚我。我告訴她Rick先生請我吃飯是出於對第一個來學院訪學的大陸中國人的外交上的尊重。Rick表揚我寫的東西倒是真的,他總是給我寫的文章打A甚至A+,我也沒料到我一個中國人怎麼在英語寫作上還獨占鰲頭。我認為,雖然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但我的中文根底還是不錯的。一個人的寫作水平還是跟他的素質和修養息息相關,這一點,中外都一樣。
1988年2月28日
今天度過了難忘的一晚,我同晚晴一塊兒去參加了冬奧會的閉幕式。那場面真是太令人激動難忘了!成千上萬支蠟燭使整個體育場成為一片燈火的海洋。優美的冰上舞蹈、五彩繽紛的煙火、動聽的音樂和觀眾們的喝彩交織成一幅波瀾壯闊的圖畫和熾熱的交響曲。
我每一刻都在想我的兒子海治,當他在電視機旁看到這一幅壯觀的場面時,他可想到他的媽媽就是那成千上萬的觀眾中的一個,手裡拿著火炬,與大家一塊兒在歡呼雀躍、搖臂、歌唱。在音樂聲中,看著那聖火慢慢地熄滅,看著那煙花和氣球在卡爾加里上空閃耀、飄浮。海治,媽媽真幸運,能親眼看到這麼壯觀的場面。媽媽願你長大後比我更加幸運,能經歷更多的世面,學有所成,比父母遠有出息。媽媽將今天手中的火炬保留下來,作為珍貴的紀念品帶回家中送給你。
與教師們在一起
1988年3月7日
Eva中午邀請我吃飯,席間遇到Jeff太太。Jeff和她的丈夫1983年曾去過中國,她丈夫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他們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席間我們熱烈地交談,她告訴我應該即時寫下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她還說,一個人有了在國外的經歷就會更加珍惜過去的生活而且對現在的生活產生全新的觀念。這正是我的感受,她真是說出了我的心聲。
1988年3月16日
今天,我收到了同事們的來信。當我讀著這封出自同事們的內心,熱情洋溢的信件時,我真的十分激動。安老師寫的詩更是內涵豐富。我現在的辛苦不就是為了今後的安康嗎?我應該多學一些東西,我應該克服所有的困難。
晚上,在朱利比音樂廳,我聽了一場管樂演奏。這場演奏的表演者是高中學生,他們的表演太棒了!有二十名學生參加演出,是一個龎大的樂隊,他們技巧嫻熟而且對樂曲有很好的理解。我十分吃驚一個中學的樂隊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這表明學校對美育十分重視而且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這是十分值得的。而中國的教育對此重視不足,值得改進。
1988年3月25日
大慶市代表團來學院,我充當院方翻譯。上午雙方進行磋商並參觀學院,中午蒙特學院設宴招待代表團成員。我的翻譯進行得十分順利,給學院院長、加方參會者和大慶代表團的成員們留下很好的印象。接待工作完畢後,羅拉.史密斯女士專門送卡片給我表示感謝。她對我第一次充當翻譯如此順利和表達如此流暢表示讚嘆。
1988年3月27日
今晚去了Shirley Kirby的家,見到她的丈夫Ted先生和他的母親,他們都是十分善良的人,我和Kirby討論了教育方面的問題。Kirby是紐西蘭人,嫁給Ted之後在加拿大定居。她告訴我,紐西蘭的兒童是五歲入校,學校課程非常靈活多樣。跟北美的教育比較起來,紐西蘭受英國教育的影響多一些,而加拿大的教育更多地受到美國的影響。紐西蘭的學生的語言能力發展好些而加拿大學生的數學能力要強一些。我告訴了他們自己對中國的中小學教育的看法,並講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國現在撥亂反正的情況,我們還討論了西方文化的優勢和劣勢。
晩飯後,我向他們介紹了優美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Ted的母親喜歡極了,她說這完全是一個最美的享受。因為當天是她丈夫的生日,我便送了一張賀卡給她,請她代交伯父。她非常高興,誇我很甜。我覺得我與Kirby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喜歡她的性格。她說她今後想找機會到中國工作,我祝願她夢想成真。
1988年4月6日
今天有我的信嗎?從學院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著這個問題。在這異國他鄉,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來自家鄉的信件。那時,我才真正地體會到「家書抵萬金」。哎,我是多麼盼望有一封信躺在我的桌子上或者我的床上啊!那股期望的熱勁就像赴約會一般。我迫不及待地走進房間,一封信果真像天使般地躺在床上。頓時,一天的疲勞全有了報償,這一天總算有收穫。
我拆開信件,仔仔細細地嚼咀那來自遠方的信息,就像小孩子吃糖果,捨不得一下子吃下去。記得有一天,我特別高興,一下子收到四封信。那天晩上我可變成了「百萬富翁」。把指定閱讀的文章完成之後,我提前上了床,把那四封信翻來覆去地仔細看。第二天去學院,我覺得精神特別爽快。還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兒子的來信,那個高興勁就不用提了。我拿著那張紙片,衝進Shirley的房間,告訴她我兒子寫了些什麼什麼,並把那張紙片給她看。她雖不懂中文,但也為我十分高興,大力誇獎我兒子的字寫得整齊。晚上,我給在卡爾加里大學學習的中國朋友掛電話,並給他們念了這封信,大家都一致為我高興。
在國外學習是十分孤獨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把國內來信視為寶貝。如果有一陣子接不到信,心裡都會毛焦鬱悶。不要小看那一張薄紙,那可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劑。
1987年的除夕之夜,國內家家團圓,爆竹聲震天響,煙花把城市夜空照得通明。夜晚七、八點鐘,正是大家興高采烈,坐在桌前舉杯慶賀新年來臨之際。可我卻一人獨自待在房間裡,望著窗外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下了一碗麵條。剛端上碗,眼淚就不禁滴了下來。這時,我多想立即乘上飛機返回故里啊。
1988年8月2日
今天,在給兼善中學的信中,我把幾個月來在加拿大學習之餘所做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
1. 三月,我國大慶市代表團來加拿大,與卡爾加里市進行技術合作,我應邀出任翻譯。談判前做筆頭資料翻譯工作,談判時任口頭翻譯。為此,得到雙方領導的高度讚譽(見英文院報及羅拉.史密斯致我的感謝信)
2. 在一所大學,兩所中學,兩所小學和一個教區作有關中國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報告,受到熱烈歡迎和稱讚。(見附寄資料)為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茅於燕(已故橋樑專家茅以升之女)和蒙特學院主持殘疾人教育的Shirley Kirby博士之間牽線,進行兩國殘疾人教育交流。
3. 在卡爾加里大學教育系作有關中國英語教學方法的報告,並在該大學發表文章《My Heart Is In the Countryside》。
在剩下的時間裡,我將繼續努力作中加的友好交流工作。
1988年9月10日
本想提筆寫《北美的教育》這篇文章,但一提起筆才知這個題目有多大,決非我三言兩語能勾出一個大概輪廓。我在加拿大以及暑假在美國訪問期間,曾到過好幾所中小學,並在卡爾加里的一個小學和一個初級中學聽過一段時間的課。總的印象是,北美的教育十分注重啟發學生的思維,多讓學生活動而不是教師獨霸講壇。
校長接待來訪者
舉一個例子:我現在所聽的一門課是培養未來的英語老師的教學法,授課的教授十分年輕。他上課基本上不講什麼,總是讓學生發表意見。這門課的一半時間都是讓學生挨個陳述自己的某個教學措施,而這些教師上台後就把坐在下面的同學假設為一個班的中學生,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指示進行活動,完成自己的教學方案。師生互動是這裡教學的最大特色。很少有人像中國教師那樣,自己在台上滔滔不絕,直至最後一分鐘。
1988年9月23日
昨晚,給在西雅圖的好友放歌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她經過艱苦的奮鬥終於來到美國,她一定會在美國長期奮鬥下去。放歌是一個「女強人」,不安於閒適的生活,看不慣她丈夫的懶散無志氣,她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李欣也出來了,靠親戚的幫助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求學。她本是一位十分賢良的妻子和母親,但丈夫卻忙於大事,丟棄了這塊美玉。
擺在放歌和李欣面前的奮鬥之路還十分漫長。中國人要在北美這片大陸站穩腳跟是十分不容易的,尤其是對這些「半路出家」而且人到中年的大陸學人們。自費留學生的艱辛國內一般人不可想像,他們既要打工謀生,又要在學業上奮鬥。加上異國的文化、種族明顯或微妙的歧視、語言上的障礙、背井離鄉的孤獨感……這一切都要求他們在精神和體力上更加堅強,才能應付這艱辛的行程。我校葉老師的朋友黃先生來美國已經十多年,由於沒有合法身份,他不得不失去許多機會。他寫信告訴我,這裡的自費留學生過的是「三八制」生活:八小時打工,八小時學習,八小時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活和其他的事情。北美的生活節奏是十分緊張的,這個社會充分體現了「時間就是金錢」這一條原則。工作時間人們拼命幹活,拼命掙錢,錢掙到手後則繼續學業或拼命享受。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北美社會,等級觀念反而十分淡薄,遠不如中國的「高、低、貴、賤」。只要錢多,這活兒就被人看得上眼,就有人爭著干。因此,從大陸出來的人在心理上很難適應這一巨大變化。本是在國內地位優越的教授、講師、研究員、工程師……但為了掙錢卻不得不去餐館洗碗、下面、端盤子,到別人家裡帶小孩、做清潔、到縫紉廠打扣眼……這不單單是體力上的勞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猛的一下子從高層次掉到最底層,從「士大夫」變成「人下人」,這其中的艱澀有多少國內人知道呢?
五月份,學院放暑假。我在假期中去多倫多探訪了高中好友宗元,她的丈夫惠林當時在多倫多大學讀博,兒子也在加拿大的小學讀書。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宗元拼命幹活掙錢,她打過許多種工。說起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宗元憤憤不平。所幸惠林讀出來後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宗元也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謀到在一所中學教計算機課的教師職業,這已經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了。他們的奮鬥終於獲得好的回報,一家人在多倫多安頓下來,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
探訪過宗元,為了節約錢,我用一百加元買了一張從多倫多開到溫哥華的長途汽車票(橫跨北美的Gray Hound)。因為我在中國結識的美國朋友克利斯蒂娜.托卡盛情邀請我到她所在的西雅圖瓦夏島做客。
在西雅圖,我在農村一塊兒插隊的肖鳳那裡住了幾天,在肖鳳那裡的幾天我開心極了,舊日老友重逢,我倆又在北美「洋插隊」了。許久沒說的四川話又熱爆爆地呱拉起來,真爽啊!肖鳳是重慶渝州大學派送出國的第一批訪問學者,當時正在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州立大學進修,住在一個高齡老太太那裡。我在那裡經歷了許多趣事,在克里斯蒂娜那裡住的一個多星期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之一。我們兩個心靈相通、情趣相投、職業相同的中外朋友在一起談啊,笑啊,像小孩似的鬧啊!我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做不完的事,擺不完的趣事。克里斯蒂娜帶我去參觀了她所任教的小學,還參觀了瓦夏島上的初級和高級中學,與校長進行了交流。我與克里斯蒂娜的友誼在另一文《我的美國朋友克里斯蒂娜》中將作較詳細的介紹。
從西雅圖返回卡爾加里,我又投入到學習之中,那時已經離我回國的十一月份不遠了。我沒有再寫英文日記,而是用中文將自己在加拿大學習的感受做了記錄。文中開始的1988年9月20日和9月27日的中文日記回憶了我剛到加拿大的感受。我很高興,也很自豪地說,我終於克服了在異國他鄉的重重困難,圓滿地完成了我的學習任務。
學習結束時,蒙特皇家學院給了我滿分的成績。在卡爾加里大學選修的教育課程雖然沒有成績記載,但卻給了我許多的知識和實用的理論。我在加拿大好幾所中小學的參觀訪問和聽課以及在西雅圖美國中學的訪問,大大地開拓了我在教育教學方面的眼界,讓我體驗到中西方教育的差異和各自的優缺點。這是一筆十分寶貴的財富,比起單純地提高了我的口語和寫作能力還要管用。因為,這些經驗我都帶回了中國,在我後來的辦學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還參與了一般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不容易參與的學術會議,中加兩國交流的翻譯工作,目睹了當年的冬季奧運會閉幕式,又走訪了加拿大的另一大城市多倫多和去了美國與朋友相會……我這一年真是起伏跌宕,五彩繽紛!
我滿載收穫,依依不捨地對加拿大說再見。我已經對她充滿了感情,那裡的山水,尤其是那裡的人,讓我對這個國家從陌生變得十分熟悉。但是,我更加迫切地要踏上歸程,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到我的家鄉重慶,回到我的親人們身邊,我要擁抱我的兒子,那位十一歲的小伙子。他曾在信中寫道:「媽媽,你不要被『洋'迷住,遲遲不歸喲」!
兒子,媽媽回來了!
收割後的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