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國難未紓家難續」，戴安瀾遺屬「強肩巨責」，續寫「抗戰史上一部血的成就」

  杜建時的意見十分明確，全力支持解放軍出版社的資料收集工作。這裡的資料，指的是抗日戰爭中國民黨陣亡將領的生平事跡，以便出版《抗日戰爭國民黨陣亡將領錄》。杜建時正在家中養病，當他得知這本書將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時候，禁不住淚水潸然而下。他知道，類似這樣的書，台灣也出版過，可是那畢竟是國民黨的台灣呀，而今在共產黨的大陸，由解放軍的出版社出面，也要為這些國民黨陣亡將領樹碑立傳，該又是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舉措，何等讓人欣喜若狂的消息呀！

  杜建時在家裡，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送來的報告上籤下了自己的意見。為了更加穩妥，第二天他離開病榻，走出家門，來到文史專員辦公室，主持召開一個專門的會議。會議伊始，杜建時宣讀烈士名單：張自忠、李家鈺、郝夢齡、陳安寶、馮安邦、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佟麟閣、趙登禹、劉家麒、饒國華、王銘章……當宣讀到戴安瀾的時候，杜建時看了黃濟人一眼。杜聿明去世以後，黃濟人便在文史專員辦公室當編輯。也許因其在寫長篇小說《崩潰》當中，除了寫杜聿明，也寫了杜聿明的部下戴安瀾，所以杜建時會後告訴黃濟人，戴安瀾的史料由他收集整理。

  黃濟人去了上海，在同濟大學找到戴安瀾的大兒子戴復東教授，然後去了南京，在南京工學院找到戴安瀾的二兒子戴靖東講師，在江蘇水利廳找到戴安瀾的三兒子戴澄東副廳長。戴氏三兄弟的名字裡面都有一個「東」字。名字的意義通常與本人無關，那只是當父親的藉此機會表達自己的願望而已。戴安瀾的願望是「消滅東洋」，於是給長子取名為「覆日」，但因為不好叫，也不好聽，以後便改作「覆東」。解放以後，長子自覺此名不妥，落在無事生非的人的手裡，豈不大有「惡毒攻擊」之嫌？於是又改為「復東」，這便是長子現在的名字。

  戴安瀾犧牲的時候，戴復東已經十四周歲。在這個能夠記事的年齡里，他還記得父親的什麼事呢？戴復東告訴黃濟人，國民黨第五軍遠征緬甸之前，第二百師在廣西全州有一所野戰醫院。某日師長戴安瀾視察到此，竟見許多受傷士兵睡在地下。士兵們是血戰崑崙關之後被轉移到這裡來的，他們發高燒卻無開水喝，打擺子卻無被褥蓋，以致牆角硬硬地死了好幾個士兵。戴安瀾召來醫院院長，厲色問道：「你睡在什麼地方？」「睡在家裡。」「睡在家裡什麼地方？」「自然睡在床上。」「混蛋！」「戴安瀾怒不可遏，當眾狠狠打了院長一記耳光，然後把瀆職的院長交予軍法從事。」

  「我父親知道國民黨軍隊的腐敗，雖然他無回天之力。但是，他不知道事情嚴重到連他的屍骨也得不到安寧。」戴復東皺起眉頭，講起他十八歲那年親眼目睹到的一幕，「抗戰勝利兩年以後，我父親的靈柩從廣西全州啟運，經貴陽、衡陽、漢口，運到蕪湖的墓地小赭山去。當時國民黨第五軍給了我家兩輛卡車用，前面一輛載著父親的靈柩，後面一輛載著家人和行李。車到雪峰山，被國民黨另一支軍隊攔住了，他們要搭車。明知車上有我父親的靈柩，也強行往上爬，往上踩。為了威逼司機，他們用槍托砸碎了車窗，玻璃碎片，有一塊鑽進我小弟弟的眼睛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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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瀾還有一個女兒，名字叫作戴藩籬。當然，等她長大以後，才知道父親為她取的這個名字，是沒有國就沒有家的意思。正因如此，戴藩籬參加了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她以兩次三等功和一枚朝鮮人民軍軍功章為自己也為父親爭得了榮譽。復員以後，她在上海第十八毛紡廠工作，以後又借調到寶山縣公安局。她語言不多，很少談及自己，告訴黃濟人的，都是她母親的故事：「我父親為我母親取名荷心，寓意目不識丁的鄉村女子嫁給軍人做妻，必須具有含辛茹苦的心志。我父親除自己抽暇複習外文和高等數學，同時也替我母親補習文化。由於她進步迅速，解語遂心，我父親為她更名為荷馨，以讚揚其自發馨香。」

  戴安瀾的追悼會上，在數不清的輓聯當中，有一副是王荷馨親筆寫的。上聯是：國難未紓家難續，我忽強肩巨責，應如何勤持二老，教撫孤兒？下聯是：天道無憑世道衰，君斯壯烈成仁，已僥倖薄取勛名，略酬素志。追悼會後，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發放給戴安瀾遺屬特別撫恤金二十萬法幣。這是一筆巨款。建造堂而皇之的協和醫院，也不過用了一百萬法幣。王荷馨把這筆錢全部拋灑在丈夫生前安營紮寨的土地上，廣西全州自此有了一所令人矚目的安瀾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當年報界把這所學校稱為「抗戰史上一部血的成就」。

  黃濟人在收集戴安瀾的資料時，收集到了這位抗戰名將在古北口戰役中的一段經歷：為了縮短戰線，取得更好戰機，戴安瀾在率部轉移時，派出了一個哨所。這天日軍突然發起猛攻，戴安瀾率部迂迴包抄，那個哨所卻因此遠離了主力。「你們已經成為日軍的目標……」戴安瀾向哨所下達堅守崗位的命令，可是話沒說完，他就鼻子發酸，說不下去了。那個哨所的戰鬥卻由此開始，他們先後打退了日軍的三次進攻，打死了日軍一百多人。日軍惱羞成怒，用飛機大炮聯合轟擊，哨所士兵在頑強的抵抗中全部陣亡。日軍占領山頭進入哨所時，發現只有七名士兵的屍體，不覺深為敬畏，便將屍體集中掩埋，並豎了一塊「支那七勇士之墓」的木牌。而戴安瀾得知哨所士兵為國獻身的消息後，當夜便蘸著淚水，親自譜寫了戰歌《戰場行》：

  弟兄們，向前走，五千年歷史的責任，已經落在我們的肩頭。日本強盜要滅亡我們國家，奴役我們民族，我們不願做亡國奴，只有以身殉國，只有誓死奮鬥……

  黃濟人似乎聽見了這首戰歌的旋律，如同伴隨著戴安瀾的腳步，在歷史的時空里穿行。回到北京，坐在文史專員辦公室，他寫了一篇題為《戰場託孤孤何在》的散文。開篇這樣寫道：

  部隊又出發了。離開緬甸毛邦村沼澤叢林，朝著祖國西南邊陲茫茫黃土。軍旗少了一角：部下用它包下了師長的骨灰。部隊沒有減員：工兵伐木製成薄棺一口，將骨灰入殮其內。走到邊境安寧縣時分，部隊被一位古稀之年的緬甸華僑攔住了。「英雄的棺木怎麼不是紅的？」老人噙著熱淚問，說罷揮揮手，喚人抬來了為自己準備的一口楠木壽棺。於是厚棺套薄棺，部隊繼續走。

  這篇散文長達三萬多字，發表在北京《新觀察》雜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