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彭文國的幹部身份幾乎是確定無疑的。這位三十出頭的英俊青年在雲陽縣雙江中學畢業後，到攀枝花市武警部隊當了三年兵，退伍回到家鄉，在人和鎮治安辦公室工作，工作期間，被雲陽縣委評為優秀共產黨員，被雲陽縣政法委評為先進個人。90年代末，經人和鎮黨委研究決定，下派到他的老家龍泉村擔任黨支部書記。雖說如此，彭文國的幹部身份還沒有解決，用他的戰友\人和鎮黨委書記曠新明的話說，你先去充實一下村級班子力量吧，等到國家招聘公務員，你再回到鎮黨委來。剛剛乾了兩年，2000年秋天，彭文國以他出色的政績，被雲陽縣委評為「十佳村幹部」。然而，就在這年的冬天，彭文國卻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而寢食難安了。那是村里關於全村外遷上海南匯的會議召開後村民們無動於衷，就像會議召開時的那樣，男人抽菸的照常抽菸，女人錐鞋底的照常錐鞋底，既無熱情，也無激情，仿佛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在彭文國看來，這也難怪，龍泉村緊靠著新修的縣城，一條二級公路從村頭到村尾貫穿而過，農副產品變得空前暢銷，新型產業「農家樂」更是蓬勃興起，用當地老人的話說，山里人的好日子終於盼到了！早不外遷，遲不外遷，就在這樣的時候動員外遷，不要說是上海南匯，就是紐約曼哈頓，想去換個活法的村民也是不多的。儘管如此，彭文國在其位謀其政動員外遷的工作仍然不辭辛勞，百般努力。可是，三個月過後，在縣移民局召開的一次會上，龍泉村因為外遷報名冊依然是一紙空白而受到嚴厲批評。移民局一位副局長用嘲諷的語氣對彭文國說:「你不是十佳村幹部嗎，我不要你動員十家移民外遷，只要有一家主動報名，你就算完成任務了！」滿臉羞色的彭文國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這位在武警部隊榮立過三等功的村支部書記再也按捺不住了，輾轉反側之餘，他給鎮黨委書記打了一個電話:「我決定報名外遷當移民。」曠新明怔住了:「這不行！你的公務員招聘材料已經上報，很快就會批下來。再說，關於你的工作，鎮黨委是專門作了安排的。」彭文國以軍人的口吻對戰友道:「你不要勸我了，我定了的事情誰也勸不了。要打開龍泉村移民外遷的局面，我必須帶這個頭。打這個電話的目的是請你轉告縣移民辦，龍泉村已經有一家主動報名外遷了。」

  彭文國放下電話，扭頭之時，妻子吳玉英早已哭成了淚人兒:「你不要說一家主動報名，要說就說你一個人，反正我是不會走的……」彭文國想對妻子說點什麼，可是吳玉英的哭聲更大了:「自從嫁到你們彭家，沒有少吃苦頭，現在剛剛蓋起樓房，你又要走你不替我著想，也該替我母親著想呀，她六十好幾的人了，就我一個獨生女兒，我走了，你還要不要她活呀！」妻子越說越生氣，索性當晚就跑回娘家去了。第二天彭文國趕到岳母那裡，笑盈盈地對老人家道:「媽，這些年來，任何事情你都支持我，要我當村支書就得像個村支書的樣子，免得人家指背殼。眼下，倒是沒有哪個指背殼，因為他們的眼睛都在盯著我哩……」岳母打斷女婿的話:「你不要多說了。我只問你一句話:按照國家的規定，你們可不可以不走。」彭文國如實稟報:「不可以。我們是雙淹戶，不走也得走！」「那還有啥子好說的。」岳母深明大義地道，「你趕快回龍泉村動員其他人吧，特別是你那個像條牯牛的二哥！」二哥彭開全性格倔犟，凡事不通商量，當彭文國報名外遷的消息像打雷那樣擊破了山村的沉寂的時候，彭開全乾脆把房門緊緊地關上了。從岳母家回來，彭文國第一個動員的對象就是他二哥。叩開房門之後，彭開全從門縫中伸出腦袋:「我們弟兄間啥子都好說，就是外遷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提。莫說你是村支書，就是鎮長縣長來了，老子也是一個字——滾！」說完咣當一聲把門關了。彭文國再也抑制不住他那急躁的個性，他一邊打門一邊吼叫道:「你和我相比，你只能是個窮光蛋！我住的是小洋樓，電話、手機、彩電、冰箱樣樣都有。你有什麼？土牆房子、破爛家具、最值錢的不過是個十二寸的黑白電視機，哼，我都捨得外遷，你有啥子理由不外遷？」木門吱嘎一聲又打開了，彭開全木訥地站在門口，那神態突然變得老實本分起來:「兄弟，我也聽說上海比我們這裡好，可是，要是真的好為啥子廣播裡頭一天到晚勸我們走呢？我擔心當官的在騙我們他們好立功受獎，我們就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了！」彭文國的火氣也降下來:「我這輩子還沒有學會騙人。再說，就算我在行騙也是去騙別人，不會騙到自己的哥哥頭上來呀……」

  往事不堪回首。在上海南匯區移民辦那間窗明几淨的辦公室，彭文國回憶起一年前發生在老家的這些事情時，依然不斷地搖頭嘆氣:「難呵，就像李白的那句詩: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坐在他對面的南匯區移民辦副主任金龍冠卻朝我笑道:「彭文國就像三峽懸崖陡壁上的那條棧道，讓我們的路好走多了……」原來彭文國以移民的身份外遷來南匯坦直鎮仁義村落戶不久，區移民辦根據工作的需要，將這位移民招聘到本單位工作，依然如同他在老家人和鎮治安辦的情形，這裡有他的位子但無他的帽子。他接受了這份工作，每日騎摩托車上下班，憑藉他對移民的熟悉以及他在移民中的威信，做了大量的事情。「我如果是那條棧道，也是區移民辦用汗水鑿出來的。黃同志可能不會相信，這裡是我的第二故鄉，也是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地方。」彭文國接著對我說，「落戶剛剛十天，我騎摩托車去調解兩戶移民之間的糾紛。橫穿馬路時與當地一輛農用車相撞，我被撞倒在地不省人事了。農用車司機把我送去醫院搶救，我醒來的第一眼就看見區移民辦主任王正明。他正在與醫院領導研究搶救的辦法，提出不惜一切代價挽救我的生命。在他的關心和醫院的精心護理下，我大難不死不僅沒有留下殘疾，而且很快出了醫院，所以我樂意在移民辦工作，就有報答他們的意思。」金龍冠告訴我說，移民落戶南匯不久，有個別電信支局職工自覺捐款為移民安裝電話，也有個別學校為移民子女減免午餐費，這本來是好事，但一些沒有享受到這種待遇的移民就集體上訪，到當地政府去責問領導，眼見矛盾開始激化的時候，彭文國以移民老鄉的名義給南匯全體移民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想，姑娘到婆家也有貧富之差呢。有些地方出於對我們移民的關心、照顧，給予了一些物質幫助，那是當地群眾的一番好意，我們不能把它當做一種政策而去攀比，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我們更不能將移民政策以外的要求為難安置地政府……」這封信印在一張張報紙大小的紅紙上，分送到幾百位移民的手中，而絕大多數移民是聽了這位老鄉的忠告的。我問彭文國:「那些由於你的帶頭而報名外遷落戶南匯的老鄉，現在對你如何評價呢？」他想了想:「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感激我，不僅本人感激我，有位移民的父親還專門從老家打來電話:感激我把他的兒子一家領進了小洋樓，見到了大世界。另一種是埋怨我，說上海沒有我說得那麼好，而且恰恰相反，上海是個壞地方。說這個話的移民是位女同志，她說她從南匯坐公共汽車去了趟外灘，因為穿得土氣，人們都用異樣的目光對準她，像看叫花子，又像防賊似的。而她穿著相同的衣服走在老家的大街上，走得昂首挺胸的，還有很多人主動招呼她。她說為了移民，她已經失去很多，現在，連做人的尊嚴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