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現在的房子應該叫別墅。這不是誇張的說法。當我來到崇明縣三星鎮永安村那三幢一樓一底的小洋樓跟前站定的時候，望著那金黃色的錐形屋頂陽台上的鐵花欄杆，以及小洋樓南側的如茵草坪，我忍不住對崇明縣民政局長兼移民辦主任施惠達說：「這有點兒像我們重慶的高檔住宅區錦繡山莊，別墅的造型、顏色以及面積都相差無幾。那可是私人企業的老闆和外資企業的外方人員才住得起的。」施局長笑了笑:「也有外地甚至外國的朋友說移民的住房像別墅，但實事求是地講，國家的預算，地方的補助，再加上移民舊房評估出來的金額，都無法達到那樣高的水準。移民住房的水準，只能說是普遍高於當地農民的水平而已。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認為各方面都盡到最大努力了，因為同樣實事求是地講，外遷移民基本上都是上海的貧困戶，他們的年均收入普遍低於當地的水平，有的經濟條件更差。我們還是先到移民家坐坐吧。」

  這家戶主叫徐繼波，1978年高中畢業考大學的時候，差了十八分而名落孫山。第二年準備再考，卻因為家境貧寒而不得不放棄了升學的打算。90年代初他獲得了一個學習的機會，到雲陽縣裡參加蠶桑技術培訓班，結業後回到鎮上，被當時的安溪鄉政府留下來當農技員，推廣蠶桑技術。那時他已結婚，他把蠶桑技術第一個推廣給自己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從此每年養幾張蠶仔，每年掙兩三千塊錢，這竟成了他一家四口主要的生活來源。至於他，農技員的津貼少得可憐，他跳槽去了雲陽縣絲綢公司打工，在那裡替公司收蠶繭。收蠶繭是個季節性活路，雖說是收得多得到的也多，但一年到頭收不到幾天，想想覺得不是長久之計，他乾脆捲起鋪蓋回到鄉下種田種地，直到田地將被淹沒，全家必須搬遷。外遷的時候，他大女兒已進初中，小女兒才上小學，考慮到家庭負擔不輕，到了上海不可能再添置什麼，因此在規定體積的範圍內，他帶走了老家的全部舊家具。現在，舊家具在新房子裡已經各就各位。寬大的客廳里，有一對竹編的涼椅，一個做工粗糙且沒上漆的茶几，剩下的空間則被兩個體型臃腫倒紅不黑的方櫃占據著，上面雖然放有電視機，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老家用來裝米或裝穀子的。兩個女兒的房間稍微整潔一些，木床和條桌無疑是老式的，而且油漆脫落，陳舊不堪，然而牆頭上歪歪斜斜的幾幅明星照片，多少讓這間屋子遊動著幾絲現代的氣息。處於原始狀態的便是徐繼波夫婦的臥室了，縫著補丁的蚊帳懸掛在已見裂縫的木床上，被蓋沒有疊折，布毯皺成一堆，和屋子角落塑料盆中的一堆換洗衣服遙相呼應。窗框原本是鋁合金的，不掛窗簾也還好看，可是這裡偏偏貼上了報紙。主人的忙碌可以想見，剛從地里回來的徐繼波的妻子又到院後餵豬去了，但是對照這幢房子的別墅式的造型，我卻有了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印象。這種印象是和發達的上海與貧窮的山區在經濟上的懸殊相一致的，只不過當兩者集中到一幢房子裡來的時候，這種印象便愈加強烈愈加刺眼罷了。好在女主人豁達而樂觀，她先告訴我們她的丈夫在廠里上班，現在還不可能回來，然後告訴我們，由於外遷的時候徐繼波下船走在最前面，所以她丈夫被上海媒體稱作第一個踏上崇明島的移民，並且讓我們看了記者當時拍的照片。「徐繼波雙手抱了個花盆，裡面栽的什麼花呀？」我指著照片問。「不是花，是樹，老家帶來的黃桷樹。」女主人朝屋前的院子邊上努了努嘴，「帶來的當天就栽到土裡去了，活是活了，但長得不好，水土不服吧，難怪崇明島上看不見一根黃桷樹。」黃桷樹是重慶市樹，以頑強的生命力著稱，又以堅韌的滲透力見長，姑且不論它能否在這裡枝繁葉茂，單憑在異地他鄉愿意廝守一株來自老家的樹苗，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便讓我怦然心動！我提出想見見徐繼波。在計處長和施局長的陪同下，我們驅車來到上海能仁機械廠。其實徐繼波家離廠里不遠，騎自行車也只需幾分鐘時間。徐繼波正在車間上班。車間很大，有幾十台車床在運轉。徐繼波是車工，使用的是專用車床，也就是六角車床。車床比普通的要大，活路也似乎比普通的要多，以至我們在車間看見他的時候，他連頭都沒有抬一下。由於是私人企業，我們有必要為耽誤他一點時間向老闆請假。老闆很爽快，不僅滿口答應而且騰出樓上自己的辦公室，親手為我們為徐繼波每人沏了一杯西湖龍井茶。和老闆相反，徐繼波和我這個老鄉見面的時候，卻顯然缺少應有的熱情。個頭矮小的他，穿一套合身的工作服，走在路上我相信肯定是神采奕奕的，可是坐在這裡，他一開始就顯得心神不定。你找我談話，要談好久？他首先問我。計處長告訴他:「時間你不用考慮，已經和你們老闆講好了，兩個小時以內。」「能不能只談二十分鐘。」他用懇求的口吻對我說，「因為這批加工件我是計時不是計件，耽擱久了我覺得對不起老闆。」徐繼波已經講清了原委，可是我忍不住還是問了一句「為什麼？」「不為什麼，為人處事，你好我好才是。」他現在有話要說了，「上海這個地方，沒有本事是很難呆下去的。承得施局長和鎮上領導關心，把我安排到能仁機械廠打工。可是你曉得的，我只是來自雲陽的一個普通農民，雖然高中畢業，但是對機械一竅不通，所以進廠第一天，老闆就派我去浙江嘉興學習，我學的是六角車床，整整學了三個月，所有費用都是老闆出的，你們替我想想，我能不好好工作去報答我們的老闆麼？」我點點頭:「工作來之不易，自然應當珍惜。不過，除了領導關心安排進廠而外，你自己就沒有考慮過如何自謀生路嗎？」「我今年四十一歲了，比不得敢拼敢闖的年輕人。」徐繼波想了想說，「再有，上海也不是他們說的冒險家的樂園，一切比我們雲陽那個小地方還要正規。和我一起來崇明島的有個周煉平，今年才二十九歲，她老公和她同年，兩口兒在老家經營一輛從奉節到康平的中巴車。移民過來以後，兩口兒闖了一回大上海，奔波了好幾個月，卻沒有找到一份工作。她老公有駕照，想開計程車，要考服務卡，交通規則沒有問題，行車路線就麻煩了，上海那麼大，她兩口兒再跑幾個月也未必記得住所有街道的名字，所以考了三次，三次都差分，不得不打消念頭，回到崇明島開了家洗頭店了事。」計處長說:「周煉平的洗頭店我去過，新近她老公又在附近開了家理髮店，取名叫做移民形象創意工作室。我問了情況，生意還不錯，兩個店每個月能有三千塊錢純收入。周煉平告訴我說，住在縣城裡收入雖多，開支也大，單是她那個六歲的兒子進幼兒園，每月就需要千把塊錢，不過她說這是應該花的，移民到上海的目的，多半是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