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

  雖然也有不喜歡魯迅的青年，甚至有攻擊魯迅的青年，但是，在絕大多數青年的心目中，在把文學事業當作人民革命事業一部分的文學青年的心目中，魯迅是吸引他們的磁石，是溫暖和照耀他們的太陽。

  從遙遠的四川，從更遙遠的緬甸漂泊到上海的文學青年沙汀、艾蕪，在30年代初左翼文藝興起的大時代里，極想使自己的創作對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但又不願如某些革命作家的創作那樣，使一些虛構的人物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他們想寫熟悉的人，但又覺得這些人不在某些左翼作家主張描寫的範圍之內，於是，陷入了創作上的猶豫與苦惱之中。幾度思量之後，寫信向魯迅請教，確信「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會影響到我們終生的」。魯迅在回信（即著名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中指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明確的答覆，不僅對這兩位文學新人的崛起，對整個左翼文學的現實主義深化，也起到了幾乎決定性的作用。

  魯迅校訂並作序或作後記，幫助青年作家出版的部分作品

  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好的作家」「最優秀的左翼作家」的張天翼，他的第一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寫成後，曾投寄數家刊物未能發表，寄給魯迅，得到肯定和鼓勵，發表在魯迅主編的《奔流》上。從此，也「一發而不可收」，成為30年代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與魯迅關係最密切的柔石，魯迅看重他的《二月》，除詳細的口頭指點外，又為《二月》的出版寫下膾炙人口的「小引」。素不相識的葉永蓁寄來《小小十年》，魯迅提了修改意見，葉永蓁修改後，魯迅再提意見，葉永蓁再改，最後由魯迅改定並寫了「小引」，介紹出版。丁玲同魯迅說，她有脾氣，不好，魯迅說有脾氣有什麼不好，我就有脾氣，意在鼓勵她的創作個性。丁玲的《水》出版後，魯迅一下子要了幾十本。東北淪陷，蕭軍和蕭紅逃亡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幾乎到了身無分文生活不下去的地步。第一次同魯迅見面就借到了二十元錢，連回住處的車錢也是從先生那裡拿的，蕭軍說：「這活我於『涸轍』的情義，是我終身難於忘懷的啊！」接著，魯迅引薦他們結識左翼文學界的朋友，作序並出資推出了他們里程碑式的，也是現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魯迅同時也將兩位個性鮮明的作家推上了中國文壇。

  魯迅。1935年攝於大陸新村寓所附近

  1935年1月16日，魯迅作《葉紫作〈豐收〉序》

  魯迅同樣關心文學翻譯青年。在杭州郵局當職員的孫用，業餘用世界語從事翻譯。他用了一年左右的業餘時間，譯出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長詩《勇敢的約翰》，將譯稿寄給並不認識的魯迅，魯迅看後，認為譯得不錯，為其校訂、修改、注釋、畫版式，設法介紹出版，並墊付印費、稿酬。魯迅致孫用十四封信中，有十二封是談這部譯稿的。據《三閒集》卷末記載，1926年至1932年間，魯迅為別人選定、校訂的著述多達十九部。

  魯迅資助過的，魯迅營救過的，受過魯迅指導的青年作家，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柔石、殷夫、葉紫、馮雪峰、丁玲、艾蕪、沙汀、張天翼、臺靜農、樓適夷、曹靖華、陳學昭、趙景深、葉永蓁、魯彥、周文、王任叔、魏金枝、巴金、蕭軍、蕭紅、草明、曹聚仁、唐弢、徐懋庸、聶紺弩、胡風、吳奚如、徐詩荃、葛琴……

  

  想想看，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沒有上述這些作家的名字，儘管這些名字並不能包括魯迅扶助過的所有作家，中國現代文學也會失去很多很多光亮的色調。僅從培育新人這一點上看，魯迅就為中國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如許壽裳所說，魯迅對於青年，愛護無微不至，不但是物質上多所資助，便是精神上也肯拼命服務，目的是希望多出幾個人才，望英俊出於中華。魯迅為青年作家嘔心瀝血，除人格精神的偉大外，支撐著他的是建設中國新文學的熱望。